天地玄黄喊一年

　　我在琼西南念的小学，村办学校条件有限，教室不够，我们在一间高大的民宅里上课。民宅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天气晴好，出太阳了，屋顶会漏下一片片细碎的亮光，落在书桌。我打开课文，让阳光照耀，一些文字在阳光下苏醒过来。阳光缓缓挪动，带着蒙蒙的金色灰尘，有的掉在地上，有的贴在墙上。雨季来临，天色骤然暗下，随之而来是倾盆大雨。豆大的雨点密集地砸下来，这里一滴那里一滴，空中弥漫着一股凉凉的雾气，课堂被迫中断，我们躲到安全角落，欣赏连绵不绝的雨瀑。
　　上完二年级，民宅被判定为危房，我们高兴地搬到学校去了。教室是一间崭新的泥墙草房，黑板上方正中央是当时流行的两个标配：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每天跟着大钟的钟声，上课下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大钟用废弃的炮弹壳做成，形状像热水瓶内胆，挂在校门口内侧的一棵老榕树上。敲钟人是符老师，后来我才知道，符老师是我们学校的校长，敲钟是他的职责。符校长每天拿着一把小铁锤，走到榕树下，习惯性看一看腕上的手表，然后对着铁钟，从容敲打。钟声清亮悠扬，能传到很远的地方，附近村庄都能听到。敲打过后，钟声留下长长的余音，过了很久才弱下、消失。
　　预备钟一响，我们就跑进教室。上算术课是欧阳老师，她的长相、穿着以及谈吐，都不同于村里的同龄女人。欧阳老师是从省城来插队的知青，后来与一位公社干部结婚生子，成为三佳村小学的一名老师。欧阳老师爱笑，说话的声音清脆柔和，给人感觉特别舒服。因为喜欢欧阳老师温暖的笑容，以及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我改掉讨厌算术的毛病，渐渐喜欢上这门课，学起来也比以前刻苦、认真。
　　当地人习惯把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称为老高中生，赵老师就是一位老高中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我们的语文课都由赵老师负责。赵老师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讲哥隆方言，上拼音课，他有些力不从心。哥隆话的发音特点，z、c、s与zh、ch、sh不分。赵老师说，发前三个音，舌尖要顶住上唇背，发后三个音，舌尖翘起来顶住硬腭前部，然后放开，气流慢慢摩擦而出。讲解之后，赵老师做示范，同学们都笑了，我们根本听不出来，哪些是平舌音，哪些是翘舌音。幸好，学拼音与喊课文没有太大关系。
　　袁枚《随园诗话》有一首诗：漆黑茅柴屋半间，猪窝牛圈浴锅连，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诗里描写私塾简陋条件，儿童扯着嗓子喊圣贤书，这是当时乡下常见的情形。上语文课，我们也经常扯着嗓子喊课文。
　　喊课文是一种独特的语感教学法，心到、眼到、口到三者合一，便于记忆吸收，蒋梦麟在《西潮》中也提及这三到。诚然，反复大声喊一段文字，可以强化印象，加深记忆。许多名人都有上身摆到左边，屁股跷到右边，上身摆到右边，屁股跷到左边的喊读经历，比如郁达夫、赵元任、陈鹤琴等。
　　于我而言，喊课文是种享受。赵老师先一字一句带着我们喊一遍，然后像唱歌那样起个头，全班同学齐声喊。在此过程中，他拿着一根细长的木棍，有节奏地拍打着讲台上的桌子。这根棍子，既是指挥棒，也是杀威棒。有时候，赵老师走到我们面前，哪位同学不张口喊，或者喊的不够大声，他就会用棍子敲打同学。
　　课文的篇幅有长有短，长文有《高玉宝》《半夜鸡叫》等。相比而言，我们喜欢喊短文，尤其喜欢喊毛主席诗词，如《长征》《六盘山》等，喊这样的课文，同学们个个热血喷张、感情饱满，喊力更大、声音更响。
　　赵老师要求严格，为了检验喊的效果，每隔一段时间，他会抽同学到讲台前背诵课文。经常被抽到的同学，大多是学习成绩比较好的，他们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全文。有时也会抽一些学习成绩比较差的同学，他们在台上支支吾吾，背一句忘两句。对差生，赵老师从不客气，当着全班同学面，严厉批评，直到他们脸红耳赤，低头认错。
　　我在三佳村读了五年小学，喊了五年课文，几十年过去了，许多篇什至今仍然可以脱口而出。在多媒体时代，校园里的朗朗书声渐渐远去，曾经在乡野城镇荡漾的喊声已成绝响，每每想起，心里充满一种深深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