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瑰宝礼乐华章

　　安徽地跨江淮，地理位置优越，从夏商开始，其青铜文化就与中原地区同步发展。皖南地区铜矿资源丰富，为中原青铜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铜原料。文献记载，禹娶于涂山，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六在今安徽六安，英在六安西。传说夏代末年，夏桀在鸣条之战失败后又逃于江淮之间的南巢。商朝建立后，为了平定夏王朝的残余势力，以及对皖南地区铜矿资源控制，安徽地区一直处于商王朝的有效控制之下，客观上加速了商代青铜文化在安徽的传播。商代末年，据甲骨文记载，帝乙、帝辛统治时期，曾连年对分布于今江淮流域的人方进行大规模的征战。可见，夏商两代安徽的地位和作用相当重要。
　　安徽博物院藏夏商青铜器多为成组出土，铸造精美、古朴端庄，大多与中原地区青铜器具有相似的风格。
　　单扉铜铃（图一），通高8。3厘米，口长8。5厘米，宽6。5厘米。铃体上窄下宽，横断面为枣核形，一侧有扉棱，顶部近平，顶上设桥钮形穿孔，全身素面无纹。
　　弦纹铜斝，通高21。4厘米，口径约12。813。3厘米，底径9。6厘米。圆形侈口，口沿有一宽边，束腰，下腹部略向外鼓，平底微凸。颈腹间置一弓形扃錾，两端稍宽，中间较细，与一足对应，上有两个长条形镂孔装饰，口沿上立两个三棱锥形矮柱，上有半月形钉帽，三棱形空锥足。腰部上方与錾部相对应的腹部饰两道弦纹，中间夹连珠纹，纹饰仅有三分之一周。下腹与其对应处饰三个突起的圆饼形饰，中间一个完整，两边的都不完整，只有半个。
　　素面铜斝，通高20。1厘米，口径约13。814。6厘米，底径9。5厘米。圆形侈口，口沿有一宽边，束腰，下腹部略向外鼓，平底微凸。腰腹间置一弓形扁錾，两端稍宽，中间较细。口沿上立两个三棱锥形矮柱，上有圆形钉帽，三棱形空锥足，足内侧呈圆弧状，足尖较钝。通体素面无纹。
　　以上三件青铜器，1972年出土于肥西馆驿大墩孜遗址，形制简单小巧，几乎不施纹饰，时代约为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其中单扉铜铃是安徽境内出土的时代最早的空腔青铜器。这种形制的铃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乐器，迄今为止，仅在河南偃師二里头夏文化遗址有出土，这直接从考古学上证明了安徽在夏代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铃体的合瓦形开创了商周青铜乐器造型的先河，尤其是奠定了先秦时期双音钟形制的基础，在艺术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两件青铜斝虽造型与中原地区的极为相似，但在铸造方法上却有所不同。中原地区同时期的斝在铸造时，都是采用三分法，即斝的腹部用三块泥范拼合而成。而肥西出土的两件斝，其腹部仅采用两块泥范拼合而成，这与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些铜爵、铜鼎类似，这种铸造方法在同一时期的的铜斝中，迄今为止并未发现其他的例子。因此很有可能是夏文化遗民与安徽江淮流域的先民一起，在当地铸造了这两件青铜斝。或者是安徽当地的土著自己铸造了这两件铜斝，他们的技术稍显落后，但是在造型上却极力模仿中原地区的形制。
　　1965年肥西馆驿塘坊共出土青铜器5件，其中爵、斝各2件，觚1件，时代为商代中期。
　　兽面纹爵（图二），通高39。6厘米，流口径22。5厘米，底径8。2厘米。束腰平底，腰腹分段，颈腹间置一錾。体较高，流狭长，流末端二柱合一形成高大的帽形单柱，柱上饰涡纹。深腹较直，下腹部稍大，平底，三刀形足。腹部上下各饰两组兽面纹。
　　兽面纹觚（图三），高30。5厘米，口径16。9厘米，底径10。8厘米。形体细长，喇叭形口，束腰，喇叭形圈足。腰部饰两组兽面纹，上下各有三周凸弦纹，下部弦纹上饰三个十字形镂孔，圈足饰兽面纹。
　　兽面纹斝（图四），高55。3厘米，口径26。1厘米，底径20厘米。形体高大，侈口，束腰平底，腰腹分段，颈腹间置一弓形扃錾，口沿上立帽形双柱，三T形足。腹部上下各饰三组兽面纹，并在每两组兽面纹相邻处增饰小兽目，帽形柱上饰涡纹。
　　爵、觚、斝皆为酒器，为商代青铜器的典型组合。商代饮酒之风盛行，从商王到贵族到一般平民无不嗜酒。《史记殷本纪》载，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尚书酒诰》载庶群白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西周大盂鼎铭文也有相似的记载：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在周人看来，商朝亡国与商人嗜酒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从已经发掘的商代墓葬看，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的墓葬，随葬器物组合都以酒器为主。肥西馆驿出土的5件青铜酒器，以兽面纹为主要纹饰，兽目突出，其余部分以阴线勾勒，线条流畅清晰，纹饰华丽而不繁缛，具有商代中期青铜器的典型特点。
　　1957年在阜南朱砦区月牙河发现一组青铜器，计爵、斝、觚、尊各2件，另外解放前曾在此发现铜鬲数件，安徽博物院现藏月牙河发现的尊、斝、爵各1件，鬲3件，时代为商代中期偏晚。
　　兽面纹尊（图五），通高47厘米，口径39。3厘米，底径24厘米。侈口，折肩，鼓腹，圈足。颈饰三周凸弦纹，肩饰云纹，分置三兽首，兽首间用镂空云形扉棱分隔。腹部饰三组浮雕兽面纹，圈足饰两周凸弦纹，并分置三个十字形镂孔。
　　此尊器腹所饰兽面纹尤为华美，以高浮雕手法装饰，庄重而神秘。与兽面纹尊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尊，即十分著名的龙虎纹尊，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阜南出土的这两件尊，器壁厚薄均匀，器腹内壁随器表浮雕纹饰走向而凹凸不平。其铸造方法尤为复杂，在制作范芯时需根据浮雕纹饰的走向来调整范面的高低，使器壁厚薄差异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才能保证铸器的成功。此种铸造方法尚未见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类似的情况仅见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涡纹柱足圆鼎。安徽博物院藏兽面纹尊形体硕大、气势恢宏，是商代青铜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代表了安徽江淮流域商代青铜器铸造的最高水平。
　　兽面纹斝，通高45。8厘米，口径22。6厘米，底径15。5厘米。侈口，束腰平底，腰腹分段，颈腹间置一弓形扁錾，口沿上立高大的帽形双柱，腹下为三T形足。腹部上下各饰三组兽面纹，并在每两组兽面纹相邻处又增饰小兽目，帽形柱上饰涡纹。
　　兽面纹爵，通高28。2厘米，长19。2厘米，口宽9。8厘米。圆体，深腹，流狭长，短尾，圜底，流末端二柱合一形成帽形单柱，颈腹间置一錾，三刀形足。腹部饰兽面纹，其余用云雷纹填充，上下各有一周连珠纹，帽形柱饰涡纹。
　　兽面纹鬲（图六），高24。2厘米，口径15。3厘米。敛口，折沿外侈，上立双弓形耳，颈部束收较长，斜直壁，腹下分裆，袋足，下接三锥形足。颈部饰两组变形兽面纹，腹部对应三足饰三组牛角兽面纹，云雷纹为地，兽目中间设扉棱。
　　兽面纹鬲，通高23厘米，口径15。4厘米，腹围57厘米。敛口，折沿外侈，上立双弓形耳，颈部束收较长，斜直壁，腹下分裆，浅袋足，下接三锥形足较矮。颈部饰两组变形兽面纹，腹部对应三足饰三组兽面纹，云雷纹为地，兽目中间设扉棱。
　　两件兽面纹鬲形制相似，三足两耳皆采用四点配置法，即一耳与一足在同一垂直线上，这种配置法在视觉上会产生不平衡感。而这种现象到商代晚期就完全消失了，鼎、鬲都采用五点配置法，即两耳在三足之间的对称式，由此即可以判斷两件铜鬲的年代应该在商代中期。
　　阜南月牙河出土的这组青铜器，除兽面纹尊外，都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时期青铜器具有相同的风格，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安徽的商代青铜文化受中原地区影响极深。
　　兽面纹大铙（图七），商代，通高49。5厘米，舞修26。5厘米，舞广15。5厘米，铣间37。6厘米，鼓间22。9厘米。1973年庐江县泥河区挖土发现。铙体上大下小，横截面为合瓦形，甬中空，通于铙体内腔，有旋，口部稍内收呈弧形。主体纹饰两面相同，均以细密卷云纹为地浮雕兽面纹，在粗壮的兽面纹上又用细线勾勒卷云纹。鼓部微突起，饰变形兽面纹，其余部位饰卷云纹。
　　兽面纹大铙，商代，残高41。5厘米，舞修31厘米，舞广18。7厘米，铣间41。2厘米，鼓间27厘米。1955年潜山县出土。上大下小，横截面呈合瓦形，甬中空并与体腔相通。主体纹饰两面相同，以圆圈纹为地，左右各饰一组细线卷云纹，配以突出的两个乳丁形成兽面纹。鼓部微突起，饰两组对称卷云纹。
　　青铜大铙用以区别北方中原系统的青铜小铙，主要出土于南方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福建九省。多埋藏于山顶或山坡，出土时多为单件，没有其他器物伴出，大多口朝上，甬朝下。商人迷信鬼神，最重视对祖先和自然神的崇拜，而且祭祀繁多。青铜大铙很可能就是祭祀所用的礼器，在祭祀结束后被就地掩埋。这两件青铜大铙雄浑大气，铸造精良，与其他大铙不同，它们出土于长江以北，为研究青铜大铙的传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安徽博物院藏夏商青铜器，虽历经三千余年，仍保存完整，其形制规整、锈色均匀、包浆温润、华美大气。它们为我们展示了安徽夏商时期青铜文化的辉煌，也让我们看到夏商时期安徽的青铜文化在与中原地区保持高度一致的同时，还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同时与南方青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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