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秘到公开中国同性恋走入公共空间

　　摘自荷兰在线
　　作者：阿强
　　在过去的几天，国内多个城市的同性恋者利用517国际不再恐同日（IDAHO）的机会走上街头，向公众倡导反歧视。在长沙，来自14个省市的100余位同性恋者参加了当地的街头活动，我同志，我骄傲，撑同志，反歧视的口号响彻湘江边。中国的同性恋者在经历了去罪化、非病化之后，年轻一代同性恋者不再被动躲避，开始走进公共空间，主动与公众交流。
　　流氓罪时代：身份曝光会被送进牢房
　　1997年之前，中国的同性恋者很可能因为同性恋身份或行为曝光，而被以流氓罪判刑，老一代同性恋者需要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相互之间的交往多隐于地下，像特工一样，甚至还有接头暗号。很长一段时间，流氓罪就像悬在同性恋群体头上的达摩之剑，让同性恋者时刻充满恐惧。
　　这种恐惧常常变为现实。笔者最近收到湖南一位81岁李姓老人的来信。信中说，他因与一名男子有同性恋情，1969年被人举报后，被认定为鸡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被当时的革委会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工职。判决书称，当事人由于资产阶级的卑鄙下流，恶心不改，堕落甚极，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这份判决书，伴随老人一生，也改变了老人的一生，工作和待遇都大受影响。
　　在北京，一位叫老巴黎的同性恋者，大学毕业后担任公职，在70年代和1982年，两次因同性恋事实被判刑，至今风烛残年，没有退休金，生活困顿。在那个整齐划一的时代，同性恋除了会被判刑，还要面对熟人社会的指指点点，甚至侮辱，大家都依赖体制，绝大多数同性恋者为了生存，只得走进异性婚姻，伪装成异性恋者。而同性恋在公众心目中的印象是罪犯，是流氓、鸡奸犯。直到1997年，新修改的《刑法》将流氓罪去除，很多同性恋才算松了一口气。
　　疾病时代：同性恋会被送去治疗
　　在中国，同性相恋很长一段时间被当成精神疾病。直到2001年4月，《第三版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才将自我和谐型的同性恋去除。笔者老家一位女邻居，结婚后不愿与丈夫同床，在床的中间放置木板隔开，回到娘家跟家人说后，被父亲暴打，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疗一年。
　　而另一位河北的同性恋者，跟父母出柜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疗四年，一位健康的年青人被治疗成了病人，药物的后遗症，让他生活难以自理，时常感到头痛欲裂。还有很多同性恋者不敢告诉家人，自己偷偷的在手上戴着橡皮筋，当对同性有冲动和幻想时，就拉长橡皮筋弹自己几下，让疼痛占胜欲念。甚至有人买来氨水，每当想同性时，就打开来闻一闻，让恶臭的气味驱散对同性的向往。这些治疗当然并不能起作用，更多的民间偏方浮出水面，有人被要求加强自律，有的求助巫婆神汉或烧香拜佛。除了被外界当成病人，很多同性恋者自己也把自己当病人，渴望改变。人们提起同性恋时，常加上患者二字。
　　同样是2001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因做了一期走近同性恋的节目，编导和主持人均被下课。很长一段时间，在公众媒体上，同性恋从不能以正面形象出现，涉及同性恋的电影也被原广电总局禁止在公共影院中播放。
　　现在，我同志我骄傲
　　直到2004年，中国政府才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有5001000万青年男同性恋者。在这之后，同性恋在中国的活跃程度显著增强，媒体对同性恋的报道大幅增多，也更为客观。
　　伴随互联网成长的一代年轻同志，很容易获得同性恋信息，自我认同更快，纠结更少，也很难感受到老一代同志在流氓罪时期的恐惧，在精神病时期的被歧视。除了信息化带来的影响之外，年轻一代同志不必人人依靠体制，个体生存的空间拓宽，老一代同志担心被单位开除丢饭碗而瞻前顾后，很多年轻人则大不了换个单位。
　　与老一代同志很多人走进异性婚姻，过着实质上的异性恋生活不同，年轻一代同志，很多根本就没打算结婚，顾虑较少，而城市化的进程，帮助很多人远离故乡，在陌生的城市里，人际关系疏离，自由度更大，与陌生人出柜也相对容易。一些同性恋者开始跟家人、朋友和同事公开身份，与同性伴侣同居，甚至共同置业。
　　另外，同性恋机构最近几年大量成立，很多人开始成为职业的同志活动家，他们的职责就是推动同志权益，而提高社会可见度是同志争取权益的重要一环，因此，大量的同志活动开始进入公共空间。
　　而西方的同性恋运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开始进入收获期，代表同性恋平等权益的同性婚姻在十多个国家合法化，国际同性恋运动所取得的进步，同样影响着中国，中外互动频繁。中国的同志活动家开始利用现代公益的手法，频频制造话题，通过媒体发声，让同性恋群体的声音更响亮。
　　5月17日长沙的同志游行中，一位中年路人问一位参与者：你们这是干什么？
　　反对歧视同性恋！
　　难道你不怕别人以为你是同性恋吗？中年人问。
　　有什么好怕的，我本来就是同性恋啊！年青志愿者大声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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