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经济问题（2021经济热点问题及分析）

　　热点经济问题（2021经济热点问题及分析）
　　最近，中国财经媒体对通胀格外关注。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关注其向中国CPI的传导，这没什么不应该。但是，如果把这件事放到中美经贸关系这一重要背景之下，是不是要对貌似正常的经济现象和财经舆论场重新审视，多问几个为什么？
　　此次通胀预期升温，起源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涨。时间进入2021年之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0。6左右突然跳升至1。7附近，结果便招来华尔街对所谓通胀的担忧，哪怕是美联储三番五次强调：即便通胀有些上升，那也是暂时的，美联储货币政策方向还将维持很长时间，而且为此改变了通胀测度方式。但事实是，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巨头对美联储表态并不理会，继续唱多，以至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从恢复性上涨演变为投机性暴涨。
　　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之中，中国国内通胀预期开始升温，背后的促成因素大致是：（一）有些发达国家连续13年超发货币，给中国普通民众带来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以为这样的做法势必引发恶性通胀；（二）疫情尚未结束、供给尚未恢复，经济复苏引发市场对供给不足的担忧；（三）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然跳升，华尔街为此大呼通胀逼近。这一轮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契合了国人的理解，再加上国内一些学者、财经媒体的分析报道，中国国内通胀预期被推升。
　　国内财经舆论、市场判断被华尔街带节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然后导致中国输入性物价上涨预期增强，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类似情况并非孤例。但这一次，必须郑重提出一个疑问：华尔街金融巨头利用美元霸权操纵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手段，现在会不会成为美国在经贸博弈中的武器？
　　美元霸权中常被忽视的要素
　　美元霸权客观存在，但这种霸权又由哪些要素构成？
　　至少四大要素：其一，军事霸权，其作用是确保美国对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比如石油、铁矿石、粮食等绝对控制，尤其要确保这类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结算；其二，金融霸权，其作用是确保美国对全球资本资源的控制，并主导其流向，而且通过期货市场为美元计价结算的商品实施定价，掌控定价权；其三，舆论霸权，即通过媒体，让华尔街的判断变成全世界的判断，从而掌控市场预期，形成市场价格引导；其四，理论霸权，试想如果没有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的洗脑，固化一些重要的经济逻辑认知（比如货币与物价的关系），那舆论霸权必定大打折扣。
　　上述四大要素中经常被忽视的是什么？舆论霸权和理论霸权。需要看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兴盛并主导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40年，而中国经济学界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在这40年中向西方学习这套理论。所以，很多人经常会不知不觉地落入这一套思维模式。
　　比较典型的案例是2009年到2010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发中国国内CPI升高。但是，国内学界没人去指责华尔街恶炒，却沿袭华尔街的中国需求论思维，认为国内CPI上涨完全是中国政府投资过度所致。另一方面，为压低通胀，货币政策紧缩。
　　结果是什么？当时必须确保政府项目贷款，在此背景下，基建占用大量金融资源，而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另一部分可以获得金融资源的民营企业，则放弃实业经营，把触角伸向了金融和房地产领域，即脱实向虚。
　　当下，同样的难题再次摆到了中国经济面前，还要以紧缩货币政策应对输入性物价上涨吗？美国表面上玩弄的是政治霸权和经济霸权，但如果忽视这背后隐藏的杀手锏以美元霸权掀动大宗商品价格，误导他国宏观经济政策，那结果或许不堪设想。
　　现在的关键点是：中国部分经济舆论正在被华尔街带节奏，而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理论霸权也开始发挥关键性作用（绑定货币与价格的正相关关系）。两者相加，很多国人的通胀预期正在被华尔街赶入他们所期待的氛围。
　　美国长期经济趋势研究所所长、密苏里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教授曾以大量事例论证尖锐指出：新自由主义有着特定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导向，将新自由主义秩序干预性地强加于当今世界，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政治工程。正因如此，对耳熟能详、貌似绝对真理的经济分析和舆论，应保持充分的警惕。如果说过去曾被误导，那现在必须防止跳进同一条河。
　　刨好坑、等你跳
　　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是美元霸权的核心，也是华尔街必须掌控和维护的关键。纵观历史，大宗商品价格任何一次暴涨的背后，几乎都能看到华尔街金融大鳄的身影。比如2008年石油价格涨至每桶148美元，美国国会听证确认，这根本不是供求决定，而是恶炒之果。那这次呢？与以往不同，这次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很像华尔街刨下的一个大坑。
　　如果中国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产生强烈的通胀预期，如果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还在影响中国货币政策，如果中国选择以紧缩货币、收紧信用的手段去压制通胀预期，后果如何？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往往是经济政策被新自由主义理论刨坑，最后被理论舆论掀动的羊群效应推入深渊。这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已有先例：美国经济顾问告诉泰国政府，贸易逆差不可怕，完全可以通过放开金融管制吸引外国资本，并以资本项下顺差弥补贸易项下逆差，从而达成国际收支平衡。结果，泰国经济被国际金融热钱炸毁了。
　　这其实是美国最为擅长的金融技术谋杀。
　　在当前的国际经济情势下，再考虑到目前国内的债务风险情况，我们应紧绷金融安全的神经。
　　这里解释一下债务通缩这种经济现象。著名的经济学家、数学家、计量经济学的初创者欧文费雪，在1932年出版了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繁荣与萧条》，引起全球经济界的强烈反响。在这部著作中，费雪提出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根本成因在于，发生了债务与通缩之间的恶性循环危机之前，美国债务杠杆极高，美联储采用的通缩政策引爆债务大规模违约通缩引爆债务违约、债务违约加剧市场通缩，如此恶性循环，最终形成金融危机下的经济大萧条。
　　此时此刻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会对中国经济构成如下威胁：第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会加大企业购买原材料的贷款需求，但银行按照年度计划，不可能给出足够的贷款，这会构成信贷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第二，得不到足够贷款的制造业企业会压缩生产，加之原材料成本上升冲击利润，会导致制造业企业资本价值缩水，负债能力下降，债务风险上升；第三，贷款争夺推高债务成本，加大制造业财务成本，进一步削弱资本价值。
　　再有，货币政策制定面临两头为难。如果以收紧信用的方式，应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带来的通胀，可能会压制企业活力，推升债务风险；如果相反，放宽信用约束，让贷款规模更多满足企业需求，那债务杠杆率将进一步提升，同样是在放大金融风险。
　　破除旧理论、寻找新药方
　　只有在经济过热导致物价上涨之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去加以抑制，才是正确的选择。如果在疫情束缚经济活跃程度的背景下，采用紧缩货币政策去对付物价上涨，可能导致滞胀。过去40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作为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的洗脑工具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所主导的货币政策方式，是导致全球金融短期化、投机化、套利化金融脱实向虚，以及美国经济空心化的根本诱因。
　　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无论如何都是货币问题，且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但物价上涨绝非单纯的货币问题。
　　比如，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发生的中东战争和石油禁运，导致石油价格上涨。因为石油是使用最广泛、用量最大的基础能源，所以这又带动所有工业品、化肥等生产资料成本上涨，并传导到一般消费品。这样的物价上涨是货币问题？更可能物价上涨是因，货币超发是果。但此事被里根、撒切尔严重误导，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为迎合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意志，打着治理通胀的幌子，用大幅提高利率的方式赶走美国本土制造业，从而实现了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变、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构。多年之后，沃尔克在回答如何看待当年成功治理通胀的提问时，他只淡淡地说了4个字：那是政治。
　　再比如，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消费和生产从疫情中恢复，但供给跟不上，就是此次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关键原因。供给短缺导致的物价上涨属于货币问题？
　　可见，政治、战争、疫情等因素都会导致物价上涨，这些显然都不属于货币超发的问题，也不属于因为货币超发，引发经济过热，近而拉动物价上涨的情况。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华尔街明明知道美联储从伯南克时代已经改弦更张，抛弃了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而改由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主导，但他们现在所营造的舆论氛围依然沿袭着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这是为什么？这样的舆论对美联储显然无效，但会不会对我们的认知构成误导？
　　怎么办？
　　单就货币政策而言，首先要破除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约束，放弃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手段，回归量价两条腿走路，而更核心、更关键的措施是：在不搞大水漫灌的前提下，以5到10年期的基础货币，按照11比例置换一年期以下的基础货币。如此收短放长，可达到这些效果：第一，通过拉长债务期限，换取债务处置所必需的足够时间；第二，在不增加基础货币数量的前提下，减低商业银行存贷款期限错配风险，扩大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尽力满足制造业企业因原材料涨价而必须增加的贷款，确保企业生产活力、就业不减，确保中国经济良性预期不改；第三，保持股市良性预期，确保制造业企业通过股权融资平衡债务的渠道通畅；第四，让压低长期利率股票市场活跃的政策措施，有效降低企业债权、股权融资成本；第五，确保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所必需的股权资本动力，不被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打断。
　　在这整个过程中，需要不断向市场解释这样做的缘由，因为新措施的实施，将大大减少金融市场对短期流动性的依赖度和需求量，而M2增速也可能会因此而降低，但绝不能让市场把M2增速的降低，误解为货币流动性紧缩。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8期）
　　2021年第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