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将军杨虎城的遗体是怎样被发现的？）

　　杨虎城将军（将军杨虎城的遗体是怎样被发现的？）
　　1949年11月27日，离重庆解放只剩下三天时间。国民党反动派在逃跑前灭绝人性地对关押在中美合作所军统集中营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的革命志士和政治犯进行了集体大屠杀。在这以前的9月6日，刽子手们已秘密地在松林坡戴笠会客室杀害了著名爱国将领、西安事变的发起者之一杨虎城将军。
　　11月30日，重庆解放。不久，重庆市委成立了重庆市渣滓洞脱险同志联络处，负责寻找和联系脱险的同志、难友，协调解决有关事宜。
　　联络处成立后，立即在《大公报》（重庆版）头版头条用大红大字体刊出政治犯，请来联络处报到的公告。联络处设在校场口和平路1号，负责人为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廖伯康、雷雨田。联络处成立不久，从渣滓洞脱险的肖忠鼎首先到和平路报到。肖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也是渣滓洞的老政治犯。
　　联络处还组建了清理治丧小组，专门赴渣滓洞、白公馆等处，负责清理烈士遗体及治丧工作。组长由吉庆祥担任，我和彭组基为成员，参与了这项工作。
　　12月3日，在渣滓洞听罗广斌（重庆大学学生，地下党员）说，杨虎城将军在大屠杀前已被秘密杀害，具体日期和地点却搞不清楚。罗广斌说，特务们为了掩盖罪证，极有可能将将军遗体掩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联络处领导决定专门成立三个小组，在渣滓洞一带查找杨将军的遗体。第一组由孙晓村任组长（孙后为民革中央委员），带两名民工；第二组由曹开任组长，带两名民工；第三组由我担任，也带两名民工。
　　当时已临近冬天，三个组的同志扛着锄头等挖掘工具，成天在原中美合作所禁区内寻找、访问。12月的重庆，阴雨绵绵，大家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手拄竹棍，饿了啃冷馒头，渴了喝山溪水。在山坡上寻找了一周时间，仍一无所获。
　　冷、累，大家毫不计较，但找不到将军的遗体，大家感到非常不安，既没能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又对不起将军亲属，使亲人死不见尸。
　　一天，戴公祠一个伙夫说，9月6日晚，上头叫置办一餐好酒好菜，做好后不让送去，上头会派专人来取。伙夫只是远远望见戴公祠灯火辉煌，人来人往，按经验，是有大人物应酬，但当时不知是谁。后来才知是杀害杨虎城前摆的所谓饯行酒。
　　综合罗广斌的介绍，我们寻找小组将情况汇报给联络处，要求放宽时限，坚决要找杨虎城将军的遗体。
　　又继续寻找了几天，重点定在松林坡戴公祠一带。
　　12月12日中午，天下大雨，三个小组集中在戴公祠躲雨，商量下一定的寻找方案。孙晓村在花园内一花台上望着远山凝思手中拄着竹棍不小心插入土中，竹棍竟一下子陷进去许多。孙晓村觉得蹊跷，下雨天泥土应该更沉实紧扎，这花园土为何如此疏松？赶忙叫民工拿来锄头，未挖几锄，已觉有股腐臭味袭来。
　　大家顿觉有种希望之光闪现。果然，挖开湿土，露出一具伏卧着的高大遇难者，遇难者脚上连镣铐都未解下，右肩上放有一骨灰盒（后知是杨将军夫人谢葆真烈士的骨灰）。再挖，现出仰卧着的另一20岁左右男性遗体（后知是杨虎城将军幼子杨拯中烈士，又名杨狱生）。
　　大家非常激动，急忙将情况报告联络处，并上报市委。
　　重庆市委立即在《大公报》连续几天刊出启事，要求认识杨虎城将军的人士前来联络处，帮助查认遗体。
　　大约是12月16日，两个原西北军下级军官来到和平路一号，经辨认，确切证实高大遇难者便是杨虎城将军。
　　后来，又在花园附近挖掘，陆续发现了杨将军的秘书、中共党员宋绮云烈士及夫人、中共党员徐林侠烈士，宋绮云烈士8岁的儿子宋振中烈士（即难友昵称小萝卜头），还有东北军著名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等遇难者的遗体。宋绮云夫妇与儿子是9月6日同杨虎城将军一道被杀害于松林坡戴笠住处的。不同的是，杨将军受害处是在戴笠会客室，而宋绮云等则是在警卫室。
　　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通知杨虎城将军的长子、解放军某团团政委杨拯民同志来渝，商量办理杨将军后事。杨拯民认为将军生在陕西，叶落归根，要求运回西安。西南军区和重庆市委托人在江北为杨将军购下一副上等棺木。刘伯承和邓小平认为应该厚葬，以追记杨虎城将军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立下的丰功。在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帮助下，杨虎城、谢葆真及随同遇难烈士的灵柩运回西安，安葬于西安南郊韦曲杜公祠西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