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之大者（侠之小者，侠之大者）

　　侠之大者（侠之小者，侠之大者）
　　《山河令》剧照
　　施剑翘案媒体报道图，该案映射出古代法的内蕴及江湖公义法则
　　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按照通常理解，武侠世界远离庙堂之高，地处江湖之远，帝王的律法、官府的政令、世俗的规矩对江湖儿女行事并无当然的拘束力，某种程度上，门派林立、纷争不息的武侠世界可称为法外之地。
　　但是，对侠客们的江湖而言，或可曰盗亦有道，以群分的人们总会逐渐形成自己的行事准则和秩序法度。在武侠江湖中，侠客们须共同遵循的法律有哪些呢？我们从古装电视剧《山河令》中可以一窥全貌。
　　身份划分：正邪对立
　　好与坏、善与恶、正与邪，是传统武侠小说最基本的叙事背景。《山河令》中，天下势力划分以五湖盟、清风剑派、丐帮等为代表的名门正派与以鬼谷为代表的邪魔歪道之间的对抗，也由该两个阵营的出身来确认是人人心向往之的正道人士还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妖魔鬼怪。在此架构下，正派人士所作所为均有大义，是为正道，邪派人士无论如何行事，均天生附带原罪，是为恶行。由此，即便男主角温客行自小父母被害流落于鬼谷，长大后为报家仇成为鬼谷谷主，所言所行并无实恶，却因出身而遭江湖正道通令追杀，至于其身世、立场、行为等究竟为何，已经无人关心。
　　剧中最大的感情悲剧也发生于正邪相爱之中，温客行的仆女顾湘与清风剑派的门徒曹蔚宁，一个被正道视之为鬼谷妖女，一个是拥有大好前程的正派弟子，两人相爱却不能相守，最终惨死。这段情节，有《白发魔女传》中卓一航与练霓裳、《倚天屠龙记》中张翠山与殷素素、《笑傲江湖》中令狐冲与任盈盈的影子。正邪不两立，想要打破身份禁锢、冲破重重阻碍相守白头，难度不可谓不大，而结局也多以悲剧收场。
　　出身对个人的影响，中国自古有之。孔子即提倡必也正名乎，君臣、父子、尊卑应当明确，每个人处于自己的位置安守本分。唐律明确规定良贱禁婚，对奴、杂户等贱籍出身的人娶良人之女为妻的行为予以刑事制裁。《唐律疏议户婚》曰：人各有耦，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合徒一年。仍离之。杂户配隶诸司，不与良人同类，止可当色相娶，不合与良人为婚。违律为婚，杖一百。
　　其后，宋、元、明、清代均大致沿袭该制度，身份、等级的差异成为法律上不可跨越的鸿沟。武侠江湖中正邪对立的设定，自然有其情节转呈、矛盾激化、背景简化的考虑，同时也是一种现实投射。
　　在这一法则下，武侠故事中打破正邪不两立、身份桎梏追求爱情和自由的行为，不仅符合世间大多数人的美好期待，而且具有显而易见的进步意义。梅因在《古代法》中的一个著名论断即为：所有社会进步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摆脱身份的限制，通过契约而非血缘实现人的目的，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虽然正与邪壁垒分明是武侠叙事这一成人童话的基本设定，但其中无数的侠者行径也在告诉我们：出身，不是决定善恶的唯一标准，我命由我不由天。
　　刑法准则：同态复仇
　　韩非子曾书：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武侠江湖显著区别于凡尘俗世的一点在于：相互仇杀不仅无需受到制裁，而且为江湖人士所周知和推崇。《山河令》中温客行的身世即非常符合一个典型武侠故事的发展脉络：父母系出名门，行医济世与世无争，自己年幼时父母却遭鬼谷中的恶人迫害致死，自己小小年纪辗转鬼谷九死一生，受尽苦楚，卧薪尝胆后终于手刃鬼谷谷主，并巧设迷局令有负于其父母的五湖盟等纷遭横祸，血债血偿。可如果依现代刑法理念，即便温客行父母无辜被杀，他也不能自己向仇人动武，而应当将刑事惩治权交由公权力机关行使，经审理辨明曲直后，再按照裁判结果明正典刑，从而令私仇得以公报。那么，是武侠的基本法律设定错了吗？
　　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虽然刑制完备，管束严厉，却自古对血亲复仇网开一面，未全盘否决。《礼记曲礼》有云：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将父仇上升到不能同在一片天空下共存、非报即死的程度。《春秋公羊传》又云：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
　　王朝帝制以致民国时期的刑事司法也是如此运作：汉灵帝时，为父报仇的赵娥不仅未被定罪，而且树孝烈碑以彰其举；唐武则天时，徐元庆手刃杀父仇人，陈子昂认为应处死罪但表彰其行为，后柳宗元认为该行为既合于孝道礼仪，又契合法律，应予嘉肯；唐宪宗时，为父报仇的梁悦投狱请罪后，特赦免死，仅决杖发配；民国年间，女子施剑翘因父亲被孙传芳下令戮杀俘虏而死，遂刺杀孙传芳后自首，当时的法院最终仅判决其有期徒刑七年，后又特赦
　　由此可见，武侠江湖中的同态复仇，特别是血亲复仇，能成为心照不宣的习惯法，有其古代传统法律史和重孝道、彰宗法的人文溯源。但这种简单的快意恩仇，却无法解决局面复杂的正义甄选疑难。《山河令》中温客行执意欲致五湖盟盟主高崇于死地，后来却发现高崇也是被嫁祸的替罪之人，是非曲直在过于简单直白的快意恩仇过程中，既难辨明，也无救济，更无回缓。在此意义上，当前的刑事司法制度，重证据，明程序，自有其逻辑合理之处。
　　行为范式：江湖道义
　　既然皇权国法在武侠世界的效力甚微，那么江湖侠客们如何行事方能服众？抑或，在这个法外之地，哪些行为受人景仰，哪些行为又遭人唾弃，这些做法的最大公约数，即行为范式为何？仅以《山河令》营造的武侠江湖为索引，梳理一二。
　　首先，尊师重道。行走江湖的侠客，或许格杀技巧不一定高强，却必然重视师承门派，讲究武功家数、心法源流。帮、派、门、盟、会、教、寺等，是江湖人士区分彼此、确立敌友的重要依据，于抱团自强的集体归属感之外，更是对师道尊严的一种崇尚。
　　《山河令》中，清风剑派弟子曹蔚宁在知晓顾湘在鬼谷长大的真实身份后诸般痛苦和犹疑，并非情感不坚，更多是因可能对师门的清风正道造成负面影响。曹蔚宁最终选择脱离师门与顾湘在一起，却仍不能为师傅所容。尽管武侠江湖是一个刀口舔血的世界，但对师道、门派、传承等仍然非常重视，因此《射雕英雄传》中，郭靖虽然之后师承五绝，也不忘自己的启蒙恩师江南七怪；黄药师为惩治黑风双煞，宁可打折其余徒弟的腿令所学后继乏人也要维护师门规矩。
　　尊师重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荀子礼论》载：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天地君亲师作为传统祭拜对象，体现出中国民众敬天法地、孝亲顺长、尊师重教的价值取向，这种文化投射到武侠江湖，即表现为对拜师、入门、收徒及叛出的重视，对于叛逃者，门派可派人缉拿、围捕、复仇以清理门户，并被视为理所应当。
　　其次，为人正道。武侠世界简单直接，通常一言不合即拔刀相向。此种莽夫行径，看似粗鄙，在艺术作品中却有一种简约的魅力；而且，真正的侠者远非武力值高、杀人越货能力强就能担当，若想受到江湖武林的推崇和景仰，为人正道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也即，即便武侠江湖，也需要德才兼备。为人正道，大致可以对应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五常，此种德行要求，在剔除了邀名获利的凡俗影响后，于侠者之间，是结交或唾弃的重要标准。
　　仁，讲究宽恕仁爱，有恻隐之心；义，要求因事制宜，不滥求不义之物；礼，力行规矩礼仪，为人进退得体；智，遇事明辨是非，能够甄别曲直真妄；信，必须信义守诺，言必信行必果。《山河令》中，五湖盟盟主高崇之所以落得身败名裂、含冤赴死的下场，皆因种种证据显示：其贪名利在先，背信弃义在后，残杀情同手足的结义兄弟，强夺琉璃甲。剧中隐藏最深的反派赵敬，凭借高风亮节形象夺得江湖权力，志在武林至尊。可见，江湖侠客也必须考虑舆论风评，武功再高，个人力量终归有限，若要有所作为仍然需要团结更多的力量。这当中，因为公权力审判机关的缺位，正道品行的好坏优劣，不再仅是某些时候与制定法存在错位的道德层面的考量，而且可能直接关系到个人生死甚至家族荣辱，谓其为侠者安身立命的至高法则亦不为过。
　　最后，替天行道。如果将身负高超武艺的侠客视为与普通人相异的特殊人群，那么，世俗民众往往对侠客寄予了诸如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期许。厌倦江湖纷争的出世者固然可以独善其身，欲图扬名立万、有所作为的入世侠者在好勇斗狠之余，则必然会被赋予相应的侠者义务。《神雕侠侣》中，郭靖对杨过所说的一番话，经常被用以述明侠者的不同境界：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只盼你心头牢牢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侠之小者，行侠仗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一名合格的江湖侠客，应当心有良知、扶危济困，怀揣善意主动帮助社会弱者，使其免受天灾人祸或不白之冤；应当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正义感，有疾恶如仇的心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胆略，惩奸除恶，让奸邪鬼魅受到应有的制裁；应当胸怀天下、为国为民，在国家和民族大义面前，不计个人安危得失，遇到危难挺身而出，为拯救天下苍生舍生赴死。《山河令》中，鬼谷的建立，原本是企图为坠入无尽迷津鬼道的人搭建一座天梯，帮助其改过自新；暗杀组织天窗的初始，也是希望为晦暗的乱世开一扇窗，引入一丝天光，替万民祈福，开万世太平。虽然鬼谷和天窗之后因种种缘由偏离了原定轨道，但其初衷均有行侠仗义、济人困厄的意图，只是造化难料，反倒引出和卷入了更多的江湖争乱。
　　一言以蔽之，超脱凡俗禁锢的侠客，先天需要背负起替天行道的责任，方能得到众人的认可和拥戴。武力只是基础，责任才是侠客取得合法性身份认同的根本所在。轻生重义、知恩图报，这是中国传统武侠最重要的品质之一，事实上，也是民众共同的认知和期许。
　　晚清以降，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西学东渐之势延绵日久，若简单用当前的法律来理解侠客的行径，难免有生搬硬套、水土不服之嫌。中国的武侠江湖，必须从传统的政治、文化、法律等视角进行分析和思考，才能触碰到其真正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