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得以自由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源泉

　　2006年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与朋友正在一起看电视聊天，这时中央电视台播出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逝世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感伤，但又不奇怪，他毕竟是90多岁的人了。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要写文章纪念我曾与大师两次见面、一次面谈的缘分，谈谈我对他的认识和他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直至今秋，才能如愿，也算是对弗里德曼先生逝世两周年的一点纪念吧。
　　一、我和弗里德曼的缘分
　　第一次与弗里德曼先生见面是2003年12月10日，我正在加拿大弗雷则研究所进行为期一年的工作和学习。这天早上所长迈克先生通知我，下午要给我引见研究所的学术领导人。下午，我准时到场，让我惊讶的是：一位容光焕发的老者与夫人一起坐在会议室中央，微笑着与所长攀谈，他就是我崇拜的学术泰斗，大名鼎鼎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
　　所长把我介绍给弗里德曼和夫人。我坐在弗里德曼身边，他和我简单寒暄几句，接着就很严肃地对我说：你们中国这些年取得很大成绩，这非常好，但不能只知道赚钱、赚钱，要知道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弗里德曼的语气很凝重，我听得十分清楚。我万万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进入主题。我想，或许我是他在研究所见到的唯一的中国人；或许他对中国的认识积聚在心中很久，深思熟虑后终于有机会表达出来了的缘故吧。
　　第二次会面是在加拿大温哥华一个五星级宾馆的学术报告会上。那天，有200多人聆听了弗里德曼的演讲。在演讲前的宣传材料和主持人的介绍中，都重点提到他曾帮助中国设计改革发展方案等成就。在演讲中，他也多次提到中国的飞速发展，核心思想是自由给中国带来了财富。一位90高龄的学者，头脑清醒，口齿伶俐，给全体与会人员留下深刻印象。
　　离开报告厅，弗里德曼演讲的情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我也反复地咀嚼他在报告会上再三重复的自由一词，我似乎进一步理解了他与我谈话时所强调的核心观点，即只有让人才得以自由发展，才有市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用窥见上帝的秘密影响中国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了高物价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现象。曾经将西方国家从经济危机中挽救于崩溃边缘并在二战后引导重振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也无力回天。此时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让人们看到了曙光，弗里德曼没有让皮诺切特、撤切尔夫人、里根这些义无反顾的推行者们失望，经济的逆转实现了。这个身高仅1。60米的矮个子犹太人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征服了世界。
　　弗里德曼的理论具有两个重要观点：坚持市场经济，强调货币作用。在经济学界，弗里德曼因此被称为窥见上帝秘密的人。意思是说，市场经济是上帝得意的一项设计，而这个设计的秘密恰恰让弗里德曼窥见了。他认为在经济发展中，比政府干预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好的体制，这种体制应体现自由，每个人在自由中能充分发挥作用。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思想。弗里德曼认为，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市场经济具有达到充分就业的自然趋势，只是因为价格和工资的调整相对缓慢，所以要达到充分就业的状况可能需要经过一定时间。如果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就将破坏市场机制的作用，阻碍经济发展，甚至造成或加剧经济的动荡。
　　2002年弗雷则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尚慢，当时位于世界第101位。存在的问题大致为：政府规模过大、个人财产法律保护不足、货币缺乏自由流动、贸易的自由度不足以及商业信用欠佳等。尽管这个结果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但大方向和基本态势是客观、可信的。难怪联合国在评价弗雷则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时，称之为发展中国家改革的路线图。2003年，弗里德曼又一次用相关数据向我这位来自中国的学者表达他的观点：强调了中国的进步，同时也坦率指出了中国在发展中的不足。
　　弗里德曼对中国可谓情有独钟。他先后三次来中国访问讲学，并始终对中国的改革给予高度的关注，甚至提出，谁能够合理地解释中国的改革过程，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多次对中国的改革提出建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是1988年9月19日上午在北京科学会堂作了一次关于市场运作的演讲。他提出自由、私有和市场是经济繁荣的三大因素；二是他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针对中国的通货膨胀，弗里德曼提出的建议是在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率的同时，尽可能快而且全面地放开对价格和工资的控制。
　　三、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是社会进步的前提
　　弗里德曼与我2003年的谈话已过去将近5年了。这5年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有时候我想，如果弗里德曼现在有机会再来中国，一定会为中国今天的进步而震惊，或许他自己会修正他当年的观点。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最近我在撰写相关研究报告时，两个材料使我颇感震惊。一个是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化资料：1978年辽宁省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229。2亿元，而2007年却超过了万亿。这里面变化的原因很多，但我们谁能否认市场经济的作用呢？
　　另一个材料是温元凯先生写的《品质成就财富》一书。温先生统计了398名中国富豪，其中农民出身的有61名，工人39名，知青33名，教师34名，政府官员34名。农民出身的企业家他列了一大排，如鲁冠球、黄光裕、杨国强等。这两个材料让人想到，正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才使千万个普通人有机会充分发挥才能，创造和享受财富，国家也因此蒸蒸日上。这或许是中国这3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最主要原因吧。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我认为伟人和经济学家都在极力提倡发挥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个人才能，让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将积极的个人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社会成果。
　　诚然，中国有着深厚的干预主义传统，在转轨变型、发展市场经济进程中还会暴露出很多不足，人才缺乏平等竞争机制、人才作用不能得以充分施展等问题仍普遍存在。此时重温弗里德曼关于人才的自由选择，关于如何处理好个人与政府关系、个人与个人关系的思想，仍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当然，政府、自由市场和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恒久命题，它不会因弗里德曼的去世而消失，相反，某些时候它还会以剧烈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弗里德曼所留下的遗产具有永恒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