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自述暗示对民众的作用

　　为什么俄罗斯民族尽管深受政权之害，却不去用最为简单的方法来摆脱政权，反而继续听命于现有政权，或者重建一个暴力政权而再去服从它。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知道自己的苦难是暴力造成的，要消除苦难就得去争取自由，然而尽管他们寻找和采用了各种方法，例如搞暴动、变更统治者、改变政体、制订宪法、确立新的国际关系、采取殖民政策、建立无产阶级组织、成立托拉斯、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各种手段用尽，就是不去采用那种可以消除所有苦难的方法，即不再服从任何政权。对于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来说，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暴力只会产生暴力，要避免暴力的唯一方法就是不参与任何暴力。然而大多数人之所以受到少数人的奴役，恰恰是因为他们也参与了对自己的奴役。那些受到奴役的民族，只是因为以暴抗暴，或为了自身利益参与暴力而被奴役的。如果一个人不以暴抗暴，或不参与暴力，他就不可能受到奴役，这就像一条溪流的水是不会被刀切断一样。他也许会被抢掠，会失去人身自由，会被拷打甚至杀害，但他不可能被人奴役，也就是不可能被迫去做那些违反自己意志的事情。
　　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如果两亿印度人都不服从那个暴力政权，不去当兵，不交税，不指望实施暴力者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不服从英国人的法律，那么不要说是在印度的5万名英国人，就是所有的英国人都到了印度，也无法奴役印度人，哪怕这时印度人不是两亿，而只有1000人。像波兰、捷克、爱尔兰等被征服的民族的情况都是如此。那些遭受资本家奴役的工人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如果工人不去帮资本家干活，不帮他们来奴役自己，那就没有任何一个资本家可以奴役工人。所有这些都是一目了然的，然而人们不仅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的行为方向跟自己的理智和自身利益正好相反。每个人都说：这件谁都没有做过的事情不能由我来带头，应该让别人先去做，那时我也会不再服从政权。他们都以无人带头为借口，不去做那些于大家都有益处的事情，仍然继续去做那些有违人性、有害自己的非理性的事情。没有任何人拒绝服从政权，为的是避免遭到政权的迫害，尽管他们都知道，这种服从会让自己在战争和动乱中遭到更为严重的灾难。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这是因为人们普遍受到一个东西的影响，那就是所谓的暗示或催眠。这种暗示就是让人们以为，那些以国家名义干的种种暴行并不是简单的不道德行为，而是一个被称为国家的神圣之物的表现，而人们离开了它便不能生存，因此永远无法离它而去。不仅小孩、精神病人和傻子会受暗示或催眠的影响，所有那些宗教意识薄弱的人都会受到这种催眠的影响，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正越来越丧失这种宗教意识。大多数人之所以出于自我欺骗状态，为自己的罪行辩解，为自己所服从的政权唱赞歌，以此来代替上帝的法规。这样，他们就受到国家的催眠，在幻想中那些奴役者不是简单的实施暴力的人，而成了神圣之物的代表，这种神圣之物就是国家，而他们的生活似乎离不开它。这样，对于政权的服从更减弱了人们的宗教意识，而宗教意识的减弱又使得他们进一步去服从人的权力。政权造成的罪行是这样开始的：实施暴力者对被奴役者说：按照我们的要求做，否则就杀死你们；如果听话，就建立一种秩序保护你们不受其他施暴者的侵害。于是被奴役者就回答说：好的，我们完全服从你们，无论你们建立怎样的秩序，我们都会遵守，只要能过上安稳的日子、活得下去就行。
　　由于政权不断扩大，实施暴力者获利颇丰，完全看不到自己的罪行，而被奴役者也认为，只要完全服从施暴者，他们就没有犯罪，因为服从终归比斗争为好。然而这种服从就是犯罪，其罪行并不比那些施暴者轻。如果被奴役者在遭受种种暴行时并不承认施暴者政权的合法性，不服从他们，那就没有犯罪；如果答应服从，这就是犯罪，跟施暴者的罪行是一样的。被奴役者对暴力的服从，其罪责有两种：一是纵容了施暴者的犯罪行为；二是背离了自己的真正自由即对上帝意志的服从。对人的权力的服从就是对上帝意志的背离，这是因为，暴力政权要求自己的服从者参加到杀人、打仗和执行死刑中来，参加制订和通过发动战争和死刑的法律，而这些都是跟上帝的意志背道而驰的。
　　人们一旦失去上帝的法规，就会退化到其生存的最为低级的阶段，他们的行为动机就只是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以及受到的暗示。每一个生活在国家之中的民族都被这种暗示所支配，即一定要服从这个国家。俄罗斯民族的情况也不例外。这就是俄罗斯出现奇怪现象的原因：尽管这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是农民，有整整一个亿，他们从事农业劳动，对政府毫无要求，却不去选择那一条最为自然、对他们最为有利的道路，也就是不再服从任何暴力政权，反而要么继续服从旧政权，让它更加厉害地奴役自己，要么就是与旧政权斗争，再建立一个本质上一样的新暴力政权。
　　论俄罗斯革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