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烟波风尘里杂文随笔

　　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只知道姓张，是一个剃头匠。
　　听爷爷说早些年代，他总是搭个纯白的毛巾，挑着装满剃头工具的挑子。走街串巷逢人剃头便放下挑子，上门找主人家讨要一把椅子，借些热水便开始操作起来。客人可以选择的样式也十分有限，老三样寸头、光头、赖利头。但他却是个讲究的人，找主人家借水，盆还自带。听起来就让人觉得麻烦。一次借三盆，一盆自己洗手洗脸，两盆客人剃头用。剃头前打开挑子，取出剪刀、剃刀、木梳、肥皂等应用之物整整齐齐的放在白毛巾上，用借来的第一盆水洗三次手，这些仪式一般的步骤做完才算是正式开始剃头。问过客人的样式需求后，毛巾带水沾湿客人的头发，剃刀上手宛如关公立马扬刀般的自信。剪子飞舞，剃刀在来回间穿梭游走。毛发纷飞，客人还在打盹，他便又开始细致的摆弄边角和胡渣，关公的拖刀计也不过这般的利索。
　　他手里的剃刀像是有了意识，灵活轻巧，任何位置都去的自如，期间客人一直酣睡，未曾动弹分毫。沾水洗头毛巾擦干收尾。顾自的做完所有动作，手指轻触客人的肩头，一声哈切声传来，摸摸后脑，顿觉清爽，客人满意的点头致谢，也不问，回身点钱结账。他也不数，扔进挑子里便开始收拾着准备离开。挑起挑子走在小镇四通八达的巷子里吆喝，寻找下一家顾客。他一直如此，寒冬酷暑一年四季很少缺席。逢年过节图个来年吉利，他还会免费为小孩子剃头。
　　我初见他时还是在镇上小学读书的时候。而他已是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身着简朴皮肤黝黑，经管头发花白却精神抖擞，完全不像小镇上的老人那般风烛残年。我总是会在小镇双日子的集市上遇见他。不过和爷爷说的不同，他已经不挑挑子走街串巷了。在上街转角的水位观测站旁边搭了个小棚子，摆设极其简单却是一应俱全。一张老旧的桌子摆放着各种工具，厚重无比的椅子前面挂着一面老式圆镜，左侧是木制的洗脸架，毛巾脸盆摆放的整整齐齐。两把嘎吱作响的板凳留给客人等候用，像极了路边的地货摊子。来这里的客人也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几乎没有女人光顾。客人们来到他这儿也都是惬意的一躺，精神好时便和他闲扯上几句，无非是家长里短的一些事。精神不好时，干脆躺在椅子上便闭眼养神。每次客人开始闭眼他也不多问，专心做起头发的事儿来。
　　爷爷也很喜欢在他那里剪头发，隔三差五总是要带上我。说实话我其实是十分拒绝在这糟老头子这儿剪头发的。坐在棚子里，白布包裹的只剩下颗脑袋。路边赶集的人，不论是匆匆而过，还是慢步前行都会有意无意的撇上一眼。我总感觉脸上火辣辣的，偶尔对视一眼，他们又会不好意思的把目光转向别处。次数多了，我也就习惯了，索性坐下来就开始打盹。我曾多次想，爷爷带我来这里可能是因为便宜吧，别的店要五块，他只要三块。尽管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他也只要三块。说来也奇怪，他为什么不长价呢？
　　一来二去的次数多了，在我看来爷爷也算和他熟识了，尽管爷爷和我说他之前就认识。不逢集市的时候，奶奶想打理头发，爷爷都是请他到家里来。来的。时候也没有挑子，一个军绿色布包便没了其他。果真如爷爷告诉我的那样，上门剃头之前，那些繁琐仪式般的步骤他一次也没有省略。更让人觉得麻烦的是，剪下的头发他也要自己打扫带走。我很想问他姓氏名谁以及为什么不涨价，却也没好意思问过。问爷爷，爷爷也只说是个手艺人。这成了我平淡生活里的一根刺，从没伤害过我，却让我时时觉得痒。
　　上了初中后便开始在外地求学，回小镇的次数也渐渐少了。每次回来逢集市，我便去到街上看看。他还是在哪里，一切都好像没有变，一样的老人，一样的铺子，一样的闹市人流。我没有再去过他那里剪头发，即使还是便宜的三块钱，我也再没去过一次。心里的刺还是在挠痒我，不过我也只是驻足在街边观看。有客人时他还是和客人有说有笑的交谈，生意清淡时就带个老花镜，坐在那老旧的板凳上看报纸，每次看完或是来客人了，便把报纸放回身后的箱子里去了。
　　再大一些，我基本就更少回去了。也很少上集市。某日和母亲去集市，我又见到了他。他还是坐在铺子里看报纸，生意似乎已经清淡了很久，剪头的工具都没有摆齐全，只有一把剃刀。不过让我惊叹的是，他看的还是那份报纸，那份几年前的报纸。透过背面我看到的是和几年前同样的内容，加大新农村建设推进力度醒目的标题让我觉得仿佛这几年没有存在一般。报纸也是倒着拿着的，这让我怀疑他究竟是在看报纸还是没有看。看的话报纸的内容又是什么，不看的话为什么又盯着报纸呢？我对他的疑问更多了。心里的尖刺仿佛更加的尖锐，由痒变痛。每每想起，时时不得爽快。
　　到现在，我已经上大学了。去集市也没再看到过他。问起旁边贩卖蔬果的小贩才得知，他已经有半年未曾在这里摆摊了。去了哪里？去干了什么？是死了？还是活着？有没有妻子儿女？我都不知道，在我认识他的十几年光景里。他就像是凭空出现在小镇里的一样，来这烟波市井的俗世走了一遭，又凭空消失了。当然，他的手艺也和他一起消失了。留给我的只有一根刺，影响着我平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