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善待收藏家传承六十春

　　郑重
　　1949年5月，苏州、上海相继解放，8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即成立，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文物的法令和政策，为建立博物馆广泛征集文物。1951年7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接到潘达于的信，说：先祖伯寅公遗留彝器有盂克二鼎，为举世所称重。公逝世后，保存迄今60年，虽经多方强取豪夺，家中什物被掠夺殆尽，但此二鼎被保存下来。潘达于在信中表示将二鼎捐献，供正在筹备中的上海博物馆收藏展览之用。信中所说的伯寅公即潘祖荫，历任清朝刑部、工部尚书，官至军机大臣，又是著名收藏家。潘达于为其孙媳。潘祖荫嗣下无子，由其弟祖年先后将两个儿子过继给他，不料两子均早殇，继之又把孙子潘承镜过继给祖荫。丁达于18岁嫁给承镜，婚后三个月，承镜又病逝，没有留下子女。为保护盂克二鼎，丁达于誓不再嫁，并改姓潘，即是捐献人潘达于。粗识文字的潘达于，献身于保护中国文化，无论用什么样的文字，都难以形容她的精神世界。
　　中国的文物界泰斗、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徐森玉评价盂克二鼎时，说：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堪与毛公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盘媲美，两件鼎的体积之巨大是惊人的，尤其是鼎上的铭文为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社会制度等问题，都提供了很有力的旁证。潘达于捐献大盂鼎、大克鼎在上海引起连锁反应。这年的11月，又有苏州过云楼的女主人沈同樾代表顾氏家族，向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捐书画卷轴、册页、成扇百余件。苏州过云楼第一代主人顾文彬，于清光绪八年镌刻成《过云楼书画记》，递经其子乐泉、其孙鹤逸，以迄其曾孙公雄，历经四世将及百年，没有散失。抗日战争中，几经风险，顾公雄将其祖上遗藏转至上海。顾公雄即沈同樾的夫君。沈同樾在捐献书中表示不愿以先人手泽，轻易分散，流为私家所有，决定化私为公。顾氏家族这次捐献，除元明清书画，还有周齐侯垦、唐琴、华沅藏的石子，另有书籍88种。捐献书画中有魏了翁《文向帖》（为顾家以40方汉印换得）、赵孟頫、崔复《吴兴清远图合卷》，倪瓒《竹石乔柯图轴》，张渥《九歌图卷》，华祖立《玄门十子书画卷》，唐寅《洞庭黄茅渚图卷》，徐渭《花卉卷》，石涛《细雨虬风图轴》，都是画史名迹。受潘、顾两氏捐献的影响，上海收藏家的捐献不断涌现。这时，他们的确是出自一片赤诚之心，以捐献家藏表示对新社会的热爱。其中较为有趣味的是魏廷荣的捐献。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魏廷荣被称之为租界里的黄金荣，很有一些势力，后经过一次绑票，他即退出这个圈子，潜心于收藏，和上海大收藏家张葱玉、吴湖帆、孙伯渊多有交往。此时，魏廷荣只捐献了一件王叔明的《青卞隐居图》，此图原为狄平子收藏，后转入庞莱臣之手，上世纪30年代为魏廷荣收藏。徐森玉和收藏家的关系极为密切，在他的善待收藏家的宗旨下，像魏氏这样即使捐献一件文物，也给他办展览会，一画一日展成为当时上海滩的佳话。上海市文管会，及至后来的上海博物馆，都以善待收藏家作为征集文物之宗旨，首先收藏家要自愿，捐献的文物都珍重保管，列册登记捐献者的姓名，当时的价位，为他们捐献的藏品举办展览，说明标签上还注明为何人捐献。收藏家受到尊重，逢年过节，遇上重大庆典，他们会捐献收藏品，以表心意。这样，上海博物馆源源不断地得到收藏家的捐赠。
　　1964年11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大收藏家孙煜峰向上海博物馆表示：为了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特将本人收藏的古书画40件，捐献给你馆，用以纪念我国核试验成功。孙煜峰在信中还表示：为恐真伪莫辨，拟先将上述各件送请你馆鉴定，如有赝品，即请退回。孙煜峰所列的名单中有宋人睢阳五老图题跋、宋人画古贤遗像册。宋人搜山图、文姬归汉图、张雨仙台阁记及董玄宰、陈老莲、石涛、王烟客、王石谷、吴渔山、恽南田等人画册。在此之前的i961年，孙煜峰就将家藏的瓷器、青铜器24件捐献给上海博物馆，瓷器中乾隆豇豆红瓶为稀世之宝。他这次捐献的40件书画，俱为真迹。
　　说得通俗一点，上海的收藏家也就是资本家，都是有钱的主儿，他们的藏品大都是自己摸腰包购进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名为资本家的人，无不遭受灭顶之灾。但他们身家性命不顾，还倾心于保护文物，自己无能为力，就借助上海博物馆的力量把文物保护下来。他们知道被抄家时，文物都被视之为四旧，必然要遭到破坏，每当他们家被抄时，他们总是千方百计通知上海博物馆，博物馆即派专家上门注册登记，把文物运到博物馆保护起来。青铜器收藏家李荫轩，在收藏界是有名的独行侠，连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几次要和他见面，他都避而不见。可是在被抄家时，他悄悄溜出家门打公用电话向博物馆报告，陈佩芬随即上门保护，用卡车把他收藏的青铜器运往博物馆保管。
　　李荫轩是李鸿章的本家，从1930年开始收藏青铜器，到此时藏品有二百多件。他对藏品的考据和鉴别都十分精到，几乎没有可疑之处。如小臣单觯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时代平灭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的事，鲁侯尊记载了周康王命明公伐东夷的战争。1972年，李荫轩逝前向夫人邱辉交待东西放在博物馆最放心。邱辉谨遵夫意，将青铜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博物馆对上海收藏家也都了解于心，遇到收藏家被抄家时，也会主动上门保护文物。书画收藏家刘靖基被抄家时，钟银兰等前往保护，做注册登记，他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专业，是哪里来的？当他得知他们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告诉他们哪里还藏有未被抄到的书画，一起拉走。文革结束后，落实抄家物资发还政策，博物馆把保存在馆里的文物发还给收藏家。最后，收藏家又把文物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刘靖基是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落实政策后，他从一千多件书画藏品中选了40件宋元名画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其中有宋张即之《楷书待漏院记卷》、宋吴琚《行书五段卷》、元赵孟頫《行书十札卷》《达摩过海图轴》、元赵孟頫倪瓒《兰竹合卷》、元王蒙《天香深处图轴》《渴笔山水轴》、元倪瓒《六君子图轴》《竹石霜柯图轴》、元代名人赠王季境《含人回维扬诗卷》、元金黻《山林曳杖图轴》、元冯子振《行书虹月楼卷》、元朱德润《行书田园杂兴诗卷》《浑沦图卷》、明沈周《吴中名胜图册》《西山记游图卷》《吴中山水卷》、明张灵《织女图轴》等。上海收藏家大多是带有专业性的收藏，他们的捐献往往为上海博物馆奠定了某一收藏门类的基础。如上海博物馆收藏明清字画形成优势，除了苏州过云楼、孙煜峰、刘靖基的捐献外，还有收藏以自娱的严惠宇，在抗战期间，他为了不让文物外流，自家办起一片云起楼，经营书画，遇到重要名迹，就自己
　　藏之于秘室，通过他的收藏，还帮助了许多画家，为他们提供真迹参考学习。如他和陈半丁有兄弟之谊，朱屺瞻、刘海粟也常到他那里去观赏，甚至借他的古画临摹。1959年，严惠宇向徐汇区政协捐献明清书画、信札、扇面142册，合2532开，没有宣传报道，上海市文管会知道此事后，遂向上海市政府写报告，要求将严惠宇的这批捐献转拨给上海博物馆收藏。事后20年，严惠宇的后人严忠婉、严忠慎，又遵其遗愿，将明清书画11件、明清瓷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不久，他们又将明清书画20件作了捐赠，其中有董其昌的《溪山雨意图轴》，恽寿平的《双松图轴》《桃花山乌图轴》和《秋妍图轴》，反映了恽寿平早、中、晚三个时期的艺术风貌。
　　以收藏碑帖而享誉全国的孙伯渊，他的石湖草堂常常是鉴定家、书画家、收藏家观赏品评之地，如过云楼的第三代顾逸鹤、虚斋庞莱臣、梅景书屋主人吴湖帆、密韵楼主人蒋谷孙、韫辉斋主人张葱玉、迟燕居主人谢稚柳都是这里的常客。孙伯渊藏拓绝大部分是从石鼓文、秦始皇石刻起，包括两汉以来的碑刻、画像石、造像题记、砖刻等，多达3920件。这套碑刻拓片全部经过整理装裱，体系完整，整齐划一，十分便于查看。早在20世纪50年代，孙伯渊即向徐森玉表示，愿倾其所藏，捐赠给上海博物馆。1980年，这位碑帖专家已进入暮年，他从众多的拓片中精心挑选出宋拓孤本及明拓珍本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其中有宋拓张旭《郎官石记碑册》、宋拓米芾《方圆庵记册》、宋拓《茶录》数余册、宋拓《黄庭经》一卷。
　　在20世纪30年代之间，中国藏泉界有南张北方巴蜀罗之说。南张即浙江南浔张叔驯，北方即天津方药雨，巴蜀罗即四川重庆罗伯昭。三十年代之后，张叔驯、罗伯昭都生活在上海。罗伯昭是一位研究型的古钱收藏家，办刊物、写文章，他的《大齐通宝考》、《临安府贰佰文释疑》都被称之为最有权威性的文章。1941年，罗伯昭40岁得王莽壮泉四十，遂遴选珍品40集拓成册，名之为《沐园四十泉拓》，以作纪念。上个世纪60年代，他向中国历史博物馆捐献古钱15000枚，余下的古钱、青铜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其他如钱泉收藏家李伟先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纸币三千多张，吴筹中捐献纸币五千多张。这些都为上海博物馆的钱币收藏奠定了基础。
　　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流派印是颇具特色的。这批流派印就是收藏家华笃安的捐献。华笃安一生淡泊，视钱财名利如过眼烟云，唯一的嗜好就是收藏明清流派印。中国印玺发展到明清，流派纷呈，如明代后期以文彭为代表的吴门派，以何震为代表的徽派，以汪关为代表的娄东派，清乾隆时期金石学盛行，受其影响逐渐形成了浙派及邓石如的皖派，到清晚期形成了六家，这就是篆刻史上称之为流派印时代。明清流派印经过杭州丁辅之、葛昌楹、高络园三家收藏，就比较集中了。华笃安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三家所藏又都流转到他的手中，集印林名手250多家，各家风貌大体齐备，为西冷印社收藏所不及。在文革中抄家时，华笃安也在劫难逃之中，他主动打电话给上海博物馆。上博来人清点一夜，列出清单共藏印1546方，明清名家诗札及尺牍近百册。文革结束后，这批印玺由华笃安的夫人毛明芬作了捐献。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收藏家捐献传统未泯，香港收藏家胡惠春将藏在上海的名瓷76件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其中有明嘉靖青花黄彩龙莲唐草纹盘、清康熙青花釉里红花卉纹笔筒、清乾隆粉彩云龙纹转颈瓶、金铁扒衬彩绘卧婴陶枕等。侨居加拿大的杜月笙之子杜维善捐赠的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施嘉干捐献的现代钱币，英国人何东轩捐的青铜吴王夫差盂，叶肇夫捐赠青铜子仲姜盘，香港庄贵伦捐献从王世襄手里购得的明清家具。上海博物馆受赠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了。
　　最为引人注意的是香港张永珍向上海博物馆捐献的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一百年来，这只花瓶一直流散在国外，被一位收藏家当作灯台，所幸底部没有打洞。2005年，这只花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张永珍看到它非常喜爱，随以4150万港元的天价拍进，其价格比上博购进《淳化阁帖》的价位还高，震得港人目瞪口呆，成为港地十大新闻之一。谁也没有想到，她赏玩了一年，把这个创清代瓷器最高价位、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珍品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汪庆正率领许勇翔赴港，亲自把它抱回。
　　徐森玉倡导的要善待收藏家的精神，在上海博物馆一直传承着，无论是老馆长马承源、汪庆正，或是现任馆长陈燮君，收藏家的事，在他们心中都占有相当的分量。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老一代收藏家已飘谢凋零，还在世的也大多家境萧条，原来的房子被他人占有，子女又多在外地，给他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上海博物馆派专人为他们解决这些困难而奔波，联系有关部门、单位落实政策，有的年老多病，无法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博物馆也尽余力给予支持，平时的经济补助，逢年过节上门慰问，能办的事情都帮他们办。使收藏家最为感到安慰的是，在博物馆的门厅里用金色大字，公布捐献者名单，不论捐献多少文物，都列名上榜。有些捐献已经过去半个世纪，甚至60年，博物馆陆续分批分期的把他们捐献的文物编辑成册，并加以评论、分析介绍出版。有了收藏家的奉献，博物馆事业才能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