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姐妹上

　　2012年，那年的冬天，东北那嘎达格外地冷，一场又一场的大雪接二连三地下，两趟干这个山旮旯里的小屯子算是掉进了雪窝子里啦。呼啸着的西北风刮起了了大烟泡，大片大片、鹅毛般的雪漫天飞舞，天地间一片苍茫，仿佛混沌初开。
　　新下的雪还有先前的积雪，被西北风席卷着裹挟着呼号着，像推土机走过一般，在屯子外围的风口处堆起了两三米高的雪岭子，将进屯子的路封得死死的。大雪封门，闭塞落后的两趟街仿佛被世间遗忘了一样，孤伶伶地矗立在苍茫的天地间。
　　在屯子东头四哥家的三间房东屋的一盘火炕上，老妈半躺半卧在炕头上，嘴里絮絮叨叨的都是些陈年过往，多半是那些让她伤心的事，还有一些她的臆想。有时，不知是什么事儿勾起了她的愤懑与不满，她便咬牙切齿地骂上一通，伤心时还会痛哭流涕一番。关于现在的一切，她大脑里关于这部分的记忆似乎被删除了存储器，她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有时甚至连她眼前的儿子都不认得了。
　　三哥拐拐拉拉（骨股头坏死加上早年的大骨节病，让他走路一瘸一拐的。）地推开厚重的房门，拿来一把斧头，叮叮当当地又是刨又是剁，忙活出一身汗才把门槛上结的冰疙瘩除去，关严实了房门，也挡住了外面呼啸而来的寒风。漫天风雪中，他出去一趟又一趟，抱来一捆又一捆的柴禾，塞进灶坑，点燃地炕，等屋里稍微暖和些了，他才去伙房生火做饭。
　　突然屋里传来咕咚地一声，听见声音，三哥连忙跑进里屋，原来是老妈从炕沿上摔到了地上，他连忙抱起老妈，老人家却用两只手不停地厮打着他，嘴里还嘟囔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找我妈。三哥费劲巴力地把老妈抱到炕上，这时大铁锅里咕嘟咕嘟煮着的米饭开锅了，连汤带水溢满了锅台。
　　三哥又急忙跑回伙房，手忙脚乱地搞定了伙房里的一切，才又返身回到屋里，他哄着老妈说：咱先吃饭吧，等吃完饭了，你再回家，好不好？好说歹说，他总算安抚好了焦躁不安的老妈。吃罢了晚饭，三哥又忙着去院里再抱回一些柴禾，回屋后他一边继续听着老妈的唠唠叨叨，一边清洗着老妈换下来的衣物。
　　每天除了侍候老妈的一日三餐外，三哥还很认真地给老妈梳头洗脸，一个大男人，竟然把老妈侍候得干干净净的，身上没有一点异味儿。
　　除非是回老家尽人子之道，侍候晚年得了阿尔默茨症的母亲，不然，三哥是不愿意再回两趟街的，因为这里的土地不光埋葬了他的青春，还见证了他不幸的婚姻，给他带来的那些伤害和屈辱。
　　三哥，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没啥能耐，但很孝顺。他从小就腿脚不好，有大骨节病，是两趟街那缺碘缺钙氟超标的井水的受害者。打小三哥就心细，是家里的管家，家里人多手杂，镰刀、锄头，但凡家里的什么家什找不着了，去问他，总能找得到。
　　那时侯，家里散养的几只母鸡经常丢蛋，三哥就每天早上去鸡窝摸下鸡屁股，看看鸡今天有没有蛋，如果有蛋的话，他就一直跟在鸡的后面，一盯就是老半天，直到把温热的鸡蛋捡到手上为止。
　　因为家里有二哥考上学的先例，因此，母亲对三哥也寄予了厚望，盼望着他也能金榜题名，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同时光耀门楣。所以不论生活再苦再难，母亲咬着牙也在供他念书。在三哥上高二时，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家里分了几十亩的责任田，恰逢此时，大嫂又闹着要分家，三哥就辍学回家务农，从此在农村扎下了根。
　　回乡务农后的三哥心里总想着科学种田，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的那些从书本上看来的科学技术在两趟街这块干干巴的土地上一时半会儿很难结出果实来，这让屯子里的那些庄稼把式们很不以为然。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生活，三哥曾经尝试过孵化鸡雏、买过膨化机、倒腾过袜子和针头线脑什么的，但都没有成功。
　　三哥人比较倔，说话又太直，加上腿脚不太好，所以来我家给他做媒的人很少，几乎是没有。这可急坏了母亲，她四处托人为她的三儿子保媒。
　　后来，几经努力，三哥终于结婚成家了。过了那么几年的安生日子后，他媳妇陈某人便暴露出水性扬花的本性来，今天和屯子里放牛的搞，明天和来村里卖豆腐的扯，绯闻不断。
　　更可气的是，三哥的三大舅哥那个无赖，手头一紧巴就以娘家妹子在婆家受气，或是以上法庭起诉离婚等为由，来我家闹腾一番，借机敲竹杠，讹诈三五百元后才肯罢休。这对于生活本来就不宽裕的三哥一家无异于雪上加霜。要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农村，一头牛也就能卖个五六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