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国榷为何会免遭清廷文字狱的呢

　　清朝大兴文字狱，清人还对其建州女真族的真实史实，进行肆意篡改歪曲，导致今人学者研究建州女真历史困难重重。历史学界通过谈迁《国榷》中找到相关史料，为建州女真的研究填补了空白。那么史料如此详实的一部书为何会免遭清廷毒手的呢？
　　满清于1644年入关，第二年，就嚷嚷着说要纂修《明史》。
　　可是，这部书，直到乾隆四年（1739）才正式刊行。前后历时九十四年，成为了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例！
　　花了将近百年的时间修史，可知其灌注心血之多、打磨力度之巨，用功之精细。
　　毫无疑问，从书的总体质量上来说，《明史》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洁，编排得当，完全称得是二十四史中的上乘之作。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颇为客观地评价说，《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金史》呢，虽然行文雅洁，叙事简括，也只是稍为可观而已。要论完善，没有一部比得上《明史》。
　　不过，作为一部官修的正史，《明史》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清廷统治者一向自诩大清得天下为历朝历代最光明正大者。以雍正皇帝为代表，其颁行的《大义觉迷录》曾将汉魏晋唐宋元明贬了个遍，说汉朝是建立在死人堆上的，魏晋唐宋都是欺负孤儿寡妇篡位而来，元呢？元灭宋，那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而明本是元之臣民，臣民犯上，雍正愤然骂道：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对于大清得国，雍正正气凛然地说：赶出明之主人者，流贼李自成也。我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
　　基于清廷统治者这一说法，由清廷统治者牵头编修的《明史》就出现了最大的一个缺点：不仅完全隐没了建州女真先世与明朝的臣属关系，也完全隐没了清入关之后南明弘光、隆武、绍武、永历诸朝廷存在之事实。
　　老实说，自古以来，以后代修前代史，凡涉及到新朝与旧朝之关系，免不了要有所掩饰，但象《明史》这样一隐没而遂及一代史（建州史）之全部的，绝无仅有。
　　单就这一点来说，后人要研究明史，特别是要研究满洲的兴起及清军入关前后等等历史问题，就必须参考其他著述。
　　但是，经过清廷血腥文字狱的摧残和洗劫，这样的著述已经是百不存一了。
　　大历史学家吴晗在《灯下集》曾提到自己做这方面工作时的艰辛，说：二十五年前，我在北京图书馆读《明实录》，抄朝鲜《李朝实录》，想从这两部大部头书里，找出一些有关建州的史料，写一本建州史。因为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这三百年间的历史都隐没了，窜改了，歪曲了，为的是好证明清朝的祖先从来没有臣属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进一步强调建州地区从来不属于明朝的版图等等政治企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把明人有关建州的真实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办法多种多样：一种是毁版，禁止流通；一种是把书中有关地方抽掉，弄成残废；一种是把有关文字删去或改写。推而广之，连明朝以前有关女真历史的著作也连带遭殃，不是删节，便是被窜改了。这样做的结果，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中期这一段期间的建州史实，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成为空白点，我们对建州的社会发展、生产情况、生产工具、社会组织、风俗习惯、文化生活、部落分布等不是一无所知，便是知道的很少。这是个历史问题，应该解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吴晗先生把《明实录》翻来覆去地读，读出了许多困难；没办法，只好下苦功，用笔抄，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抄出有关建州和中朝关系的史料，一共抄了八十本。
　　后来，吴晗偶然触及了一本堪与《明史》相媲美的明代史书谈迁的《国榷》，不由得激动万分地说：由于当时（《国榷》）并未刊行，因而也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乱改。对研究建州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
　　《国榷》是一部编年体的明史，按年、月、日记载明朝一代的重要史实，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凡四百三十万字，记叙了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
　　书中对《明实录》中避而不谈的明朝史实敢于直言不讳，对建州女真的史实也不回避、不掩饰，全部如实地加以叙述。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也在《明实录》没有记载的情况下，尽力根据邸报、方志、其它史家著述，以及一些官吏、遗民的口述，加以补编，使有明一代的历史达到了相对的完整。
　　就因为《国榷》没有印本，得以避开了四库馆臣的乱改，成为了现在研读《明史》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