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漫谈五

　　读《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札记
　　五hr乾隆皇帝在中国是一个圣君。官方载入史册的，是他的乾隆盛世，文治武功；而民间则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于他的六下江南、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故事。然而，我对其却十分反感。一是我对所有的皇帝都反感，皇帝都是反人民、反人性、反人道的，他们是不会伸张正义的。二是他太过于精明，残酷地施行思想文化统制，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他处处模仿他的祖父康熙，表面宽仁儒雅，风流倜傥，然而内心却残忍专横；他又有着很强的政治敏锐感和洞察力，甚至要超过他的父亲雍正，而且对事件处置手段的残酷和利落，也丝毫不逊于雍正。在他统治其间，共发生130余起文字狱案，而且还掀起一场又一场规模浩大的禁书运动，将中国封建时期的思想文化专制推上了顶峰。他的那个所谓的乾隆盛世，其实也和秦始皇、朱元璋时期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1、乾隆朝的第一起文字狱，是谢济世注释经书案。这个谢济世，我们在上文已经认识，他在雍正朝两次被查，差点被砍掉脑袋，后乾隆即位遇赦。他对乾隆感恩戴德，以为遇到了一个千古难逢的圣明天子，决心不负圣恩，报效朝廷，将其所著《大学》、《中庸》加以修订，呈乾隆御览。不料到了乾隆六年，乾隆突然把脸一翻，训斥道：所注经书，刊刻传播，多系自逞臆见，肆诋程朱，甚属狂妄，足为人心学术之害。将其交湖广总督孙嘉淦查办。所幸，这一次谢济世并没有获罪。乾隆七年正月，所著经书154本、刊板237块，全部被焚毁。
　　在中国封建社会，人民遭受着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当他们对现实统治深感无望时，便常常将希望寄托在新君的身上。历史上也确实常有新君即位，就改变前代皇帝一些做法的现象，如为冤假错案平反、减免税赋、惩治贪官等。然而，这些现象都是短暂的、局部的，人民的良好愿望，一次又一次地被残酷的黑暗现实击得粉碎，永无出头之日。因为，任何继位者，都不可能对国家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违背祖制、祖训是封建道统最大的悖逆，他们统治集团自身的利益，也不可能允许离开本来的统治轨道。对前代的否定，仅仅是对一些政策的纠偏，目的是使封建统治更加完善而周密。因此，为一些冤假错案平反，却又将另一批人投进了监狱；免除了一部分税赋，又加重了另一部分税赋；惩治了一批贪官，又会滋生出另一批贪官像谢济世这类书卷气太重的人，往往就会被新君的虚假现像所欺蒙。
　　乾隆当政六十三年，其中当皇帝六十年，当太上皇三年。前十六年是他政治比较开明的时期。鉴于雍正竣猛严苛的统治，他施行了一套和缓宽松的方针。刚即位，就命将汪景祺悬挂在菜市口的首级取下掩埋，又赦免了汪景祺、查嗣庭发配到关外等地的家人。为了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事情，他批准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这就使雍正后期文祸蔓延之风得到了制止。前十六年间，仅发生一件谢济世注经文字狱案。可是，在乾隆十六年，发生了一件伪造孙嘉淦奏稿案，使乾隆迅速改变了政策，由此开始了乾隆朝长达三十年文字狱的血雨腥风时代。
　　孙嘉淦，山西兴县人，历任康熙朝翰林院检讨，乾隆朝刑部、吏部尚书，直隶、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性格刚直，敢言直谏。雍正时曾上疏陈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都是雍正即位初期敏感的问题，触怒雍正。乾隆十五年，社会上忽然流传出一份假托孙嘉淦之名而造的《孙嘉淦奏稿》，内容为指奏乾隆五大过十不解。乾隆十六年七月，《奏稿》被云贵总督硕色发现，不敢隐瞒，上报乾隆，乾隆严旨查办。经查，《奏稿》为江西抚州卫千总卢鲁生和南昌卫守备刘时达所作，其目的是借名耸听，扩大舆论，阻止乾隆的首次南巡；也许此二人有什么贪渎之事，怕被皇帝发现吧。伪奏稿流布甚广，全国二十一个省和西南土司统治地区，都有人传抄；传抄之人不仅有士人，而且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影响甚大。这使乾隆不惜倾一国之力，历时一年八个月，追查伪奏稿。卢鲁生被凌迟处死，刘时达和卢鲁生的两个儿子被秋后处决。伪奏稿事件让乾隆感觉到，他治国的方针政策出了问题，如果不是过于宽缓，怎么能有那么多人敢于传抄伪奏稿呢？还早在乾隆十三年，因贻误军机而致金川战事失利被处死的川陕总督张广泗在廷审时说：只知陛下宽仁，不知陛下英武。此话对乾隆触动很深，他对大臣说：朕闻之深为抱愧，水濡而玩，亦朕所深戒。这是他对即位以来宽缓方针的初次检讨。而就在追查伪奏稿案其间，湖北又出现了一个马朝柱事件。马朝柱散发《诏书》和《反清檄文》，说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锦，麾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这又让乾隆不胜惊骇，感到他的太平盛世并不太平，必须全面改变治政方针。在乾隆十八年，伪奏稿案接近尾声时，乾隆降旨曰：此等奸徒，传播流言，诪张为幻，关系世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他所说的世俗人心，就是社会风气和思想意识，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不满情绪和学术领域的非主流观点等。他意识到，这是关系到一统江山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于是他开始强化对思想文化的统制，大兴文字狱。
　　2、其实，乾隆是对形势作出了误判。到乾隆时，清朝奠鼎中原已90年，除了发型和服装这些象征性的东西外，满汉文化已经相互融合，汉人也已经承认了清朝的统治，特别是经历顺、康、雍三朝的文化愚化和文字狱的血腥镇压，汉人的民族意识已经淡化；在乾隆朝的文字狱中，绝大部分并无悖逆的意思，许多反而出于对皇帝的热爱而对他由衷地歌颂，或将皇帝当成一个礼贤下士、能够虚心接受群众意见的圣君而向他倾诉衷肠。
　　乾隆十六年八月，有一个叫王肇基的人到山西汾州府同知衙门献万寿诗联被抓。据王肇基供称：献诗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欢的意思。又称：如今是尧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诽谤，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来呈献的。至于论那孔孟程朱的话，亦不过要显我才学的意思。如此效忠，也未得到原谅，乾隆斥道：此等匪徒无知妄作，毁谤圣贤，编造时事岂可复容于化日光天之下。王肇基的罪名是渎圣听，也就是弄脏了天子的耳朵。你弄脏他的耳朵，他就割掉你的脑袋。王肇基被立毙杖下。
　　鲁迅先生在《买〈小学大全〉记》中所记述的那个尹嘉铨，犯的也是这样的错误。尹嘉铨曾建议乾隆，请令旗籍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而得到了乾隆所奏是。钦此。的同意，于是他开始注释、考证《小学》，编成《小学大全》，进呈御览，又得到了乾隆好！知道了。钦此。的嘉许。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乾隆的和蔼可亲，让尹嘉铨飘飘然起来。4年以后，他已经退休回家，又上了一本，为他的父亲已故吏部侍郎尹会一请谥；这一回乾隆翻了脸，朱批是与瞻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钦此。可是他还不安分，接着又上了一本，请将我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从祀孔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实际是请将他的父亲从祀孔庙。于是乾隆不再饶恕他，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尹嘉铨最终被著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乾隆四十八年所发生的冯起炎案，则是一件颇有些风花雪月意味的案子。冯起炎是山西临汾的一个书生，看中了自己的两个表妹，家贫难娶，受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想天子作媒，玉成其姻，留下一段千古风流佳话。他听说乾隆将到泰山谒陵，便身怀他注解的《易经》和《诗经》，作为送给皇帝的见面礼，在路旁等候被获。在他那著作的结尾有一段胡说八道的文字：
　　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结局是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现在常听说有人批评领导只知道工作，不注意身体，未料在《清文字狱档》中也发现了这样的事情。乾隆四十七年七月某日，有一个都察院役满候选吏员严譄，向大学士舒赫德家中投了一份奏折，请代为转奏皇帝，内容为请镇吓贪官，勿得扰民。舒赫德将严譄逮捕，又从他家中另搜出一份奏稿，却是请皇帝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乾隆大怒，严旨查办。经审讯，严譄供称
　　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时在山西本籍，即闻得有此事。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纳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这个话说的人很多，后来三十三年进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颁诏。将礼部参奏，致被发遣之事。一想到人孰无死，若不做些好事，留个名声，就是枉为人了。心里妄想，若能将皇后的事进个折子，准行领诏，就可以留名不朽，又想从前御史做的折子一定说得不好，所以得罪，我因将传闻立妃剪发之事总不提及，说成皇后贤美节烈，希冀动听颁诏再则希冀有些好处，或借此可得功名，这个念头也是有的。
　　最后的结果，严譄被照大逆律例定拟，旋得旨：从宽改为斩决，亲属可毋庸缘坐。
　　鲁迅先生在谈到这类案子时分析说：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因为‘隔膜’，清朝的开国之君是十分聪明的，他们用的是中国的古训：‘爱民如子’，‘一视同仁’。一部分大臣，士大夫，是明白这奥妙的，并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简单愚蠢的人们却上了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他那里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可见，奉承拍马也是要有才能的。
　　3、乾隆皇帝是一个诗人，一生写诗三万余首，比写诗近万首的陆游还要多两万余首，可以算是中国乃至世界之最了吧。但他虽然勤奋，却是一个平庸的诗人，文学史上竟没有他一首诗。在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他做了一首诗：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全是数字，后来做不下去了，刘罗锅赶紧为他接上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乾隆未必真做过这一首诗，但他的诗可能也就是这样的水平。也许正因为他是一个平庸的诗人，不知道朦胧、意境，不懂得比喻、夸张，把诗看成和奏章、公文一样的明白如话，所以，在他政治神经过度敏感的情况下，就将那些写山写水、写花写月的诗，看成是对他的攻击了。在乾隆朝的文字狱中，这类狱案真是太多了。
　　乾隆三十二年，江苏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举人蔡显，刊刻自著诗文集《闲渔闲闲录》，因当地士绅欲告发，乃持书自首。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奏报乾隆。乾隆审问后，认为高晋、明德于书中查出的诸条罪证，虽是怨愤之语，但并不诋毁朝政，但书中还另有悖逆之处，有心隐约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而这个隐约之词就是两句诗：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欲怒嗔，认为是甘与戴名世、钱名世这样的恶逆之人为伍。蔡显被凌迟处死，其长子蔡必照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另外两个儿子包大、大慈保和妾朱氏、未出嫁的三个女儿，俱付功臣为奴，三个学生发遣伊犁，两个学生杖一百，流三千里；受书、印书之人也杖一百，流三千里；书板尽行销毁；高晋、明德因渎职而自请交部议处。
　　乾隆四十一年，已故内阁学士沈德潜的《咏黑牡丹》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的句子，被认为是指斥清廷，又因其为徐述夔《一柱楼诗》作序，被褫其官爵衔谥，毁其祭葬碑文，撤其乡贤祠牌位；次年又命取回过去御赐的墨宝、诗章、碑帖、木杖、坐縟、寿佛等物。
　　乾隆四十三年，制造了举人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徐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句子，明朝本是明天早晨，却被解读为朱明王朝，而去清都被责为何不说‘上’或‘到’清都，乃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徐述夔和儿子徐怀祖已故，被开棺戮尸，两个孙子被斩决，两个曾孙及家人均付功臣为奴。
　　乾隆四十三年和四十五年分别制造了李驎和戴移孝诗案。李驎诗集中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等句，戴移孝诗集中长明宁易得的句子，皆被指为望明复兴。李驎已故，没有后人，被剉碎其尸，枭首示众；戴移孝和儿子戴昆亦死，被戮尸示众，孙子戴世道处斩，重孙3人加恩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动作最大的是乾隆二十年发动的一场对内阁学士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的大批判。乾隆亲自上阵，细摘原文，严加批注，做了一篇大批判文章。胡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句，此处的清，是清白之意，而乾隆则批曰：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又有老佛召集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句，批曰：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有朝门不开之语？胡中藻被处斩；广西巡抚鄂昌因与胡中藻诗篇唱和，被责令自尽；侍郎裘曰修被革职；又因胡中藻出自总理事务大臣鄂尔泰门下，责鄂尔泰结党营私，时鄂已死，命将其撤出贤良祠。
　　4、在乾隆朝的文字狱中，还有许多违碍和犯讳的案件。
　　所谓违碍，就是以文字或语言触犯了当权者的忌讳。乾隆三十八年，山西按察使黄检，将其祖父、已故大学士黄廷桂以前的奏折汇缉刊刻，被乾隆偶阅发现，受到查办。那么，刊刻奏章有什么违碍？违碍之处在于奏章中有皇帝的朱批被公开了。在雍正时，公开皇帝的朱批是没有忌讳的，雍正本人就很喜欢发表文章，《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他刊刻自己的《上谕内阁》和《朱批谕旨》有一百多卷。他的意图是想使自己的意见，使全体臣民都能知道，以达到统一思想、认识的目的。但乾隆却看出了其中的负面影响：这么大量地公布御批，难免不被广大臣民从中看去了皇帝的心思，这可是十分危险的，何况前后也有矛盾之处，更足以为治绩之累。因此他即位后，就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下令销毁，对《上谕内阁》和《朱批谕旨》进行了大量地删削和加工。查办黄检以后，乾隆又下旨：恐从前曾为大员之人其奏折奉有朱批者类此刊刻，著各督抚详悉晓谕确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经镌刻者，即令其子孙将板片、书本一并缴出奏闻，送京查销。
　　在胡中藻案件中被牵连责令自尽的广西巡抚鄂昌的罪名是与胡中藻诗篇唱和。诗篇唱和本是文人习性，有何违碍之处呢？乾隆就此事发了一通议论：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谩，渐成恶习。其实满人多效汉人习气，是由满清皇帝做出的榜样，康熙、雍正都是有很高汉学文化的皇帝，乾隆自己更是附庸风雅，到处留题。他们如此欣赏汉族文化，却警诫满人不许沾染汉人习气，其实是害怕被汉人同化的心理危机，就如文革时四人邦自己看《红与黑》，却摧毁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一样。
　　清初胡、戎、夷、狄等字都是大忌。鄂昌在诗文中，称蒙古为胡儿，被乾隆斥责为忘本。山东有一个读书人，家中被查出一份1500年前晋朝江统所作的《徒戎论》，也被圣谕斩立决。直隶童生王旬，将儒家经典《四书》中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一句中的夷狄改为义帝，他说如今皇上是侠义之君，这‘夷狄’二字应当避讳，表白他并无悖逆谤毁之心。但也不行，被处死此外，剃发、易服等文字也是禁忌。明末的屈大均，文集中多有言论剃发的诗文，如《藏发冢铭》、《长发乞人赞》、《秃颂》、《藏发赋》等，被乾隆下令焚毁书板，还要剖棺戮尸，因不明坟墓所在而罢。他的文章中还有雨花台葬衣冠之语，乾隆令两江总督访查其衣冠冢，将其刨毁，也未查到，演了一出闹剧。
　　所谓犯讳，也是违碍，只是专指写文章直接写出君主或尊长的名字。中国古代的皇帝，实在是太霸道，什么好的东西，都要据为己有，他们使用过的东西，别人就不能再用。东汉刘秀当了皇帝，秀才就改为茂才。雍正皇帝胤禛即位后，他的同辈弟兄名字中的胤字，就都改为允。清朝的避讳，是从康熙皇帝的名字玄烨开始的，乾隆朝更严，避讳只是避开同字，但他却搞扩大化，同音也不行。胡中藻在任广西学政时曾出的乾三爻不象龙说试题，龙与隆同音，被指为诋毁乾隆，成为被处死的罪证之一。他甚至还管到了别朝皇帝的事，将《北史？文苑传》中的颉颃汉彻中的彻改为武，因为彻犯了汉武帝刘彻的名讳。在乾隆朝犯讳的文字狱中，王锡侯《字贯》案最让人痛心叹息。
　　王锡候，江西新昌人，二十四岁补博士弟子，三十八岁中举，以后九次参加进士考试不中，年老体衰，无田无业，靠写书养活家小，生活艰难。乾隆四十年，63岁时他用自己的一处旧房抵押了135两银子作为资本，来刊刻他写的一部《字贯》。乾隆四十二年，《字贯》被仇家告发，说该书的《自序》中，有贬损《康熙字典》的意思，江西巡抚海成遂以狂妄不法的罪名上报皇帝，请革去王锡候举人名衔。乾隆亲自审阅《字贯》，却发现了另外更加重大的问题，就是书中竟然有康熙、雍正和朕的名字玄烨、胤禛、弘历。尽管乾隆时期犯讳之禁甚严，但王锡候的《字贯》是一部工具书，其作用就是规范人们使用文字，也含有避免人们犯讳的作用。因此，《字贯》刊行海内两年，并没有人认为这是犯讳，原告和江西巡抚衙门的官员也没有将此当作问题。可是，乾隆却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说阅其进到之书第一本序文后凡例，竟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悉行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命将逆犯王锡侯迅速锁押解京，交刑部严审治罪。就这样，这个一般案件一下升级为钦办特大逆案。王锡候这个可怜的老书生被从宽斩决，其子、孙7人斩监侯，秋后处决；其妻、儿媳及未及16岁之人均付功臣之家为奴。
　　5、《水浒传》中的宋江，也曾遭遇过一次文字狱，他在浔阳江酒楼上酒后题写反诗被抓，想运用诈疯伎俩逃避，披头散发，浑身屎尿，居然还就骗过了蔡九知府；但最终还是被通判黄文炳识破。如果此事发生在乾隆时期，就没有这样复杂了，因为乾隆对于文字狱案，即使是真的精神病人，也不肯放过。乾隆朝这类文字狱发生过很多起，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丁文彬逆词案。
　　乾隆十八年五月某日，有一个浙江上虞人丁文彬，来到山东曲阜孔府门前，口称是孔府亲戚，呈书求见。孔府衍圣公见书后，心中狐疑，哪来的这门亲戚？又见来书言辞狂诞虚拟更为紧张，便将丁文彬捉拿送县，同时密札山东巡抚衙门查办，并上奏皇帝。山东巡抚衙门从丁文彬身上搜出一本其自著的《洪范春秋》的书，书中丁子曰字样经挖补改为天子王帝曰，还有大夏、大明国号等大逆之语。这无疑是大逆之案，但山东巡抚杨应琚经过审讯，却发现丁文彬原来是一个疯汉。他说，已故的衍圣公曾将两个女儿许配给他，传以尧舜之道（历史上尧将帝位传给舜，并将两女许配舜，丁文彬所说的尧舜之道即指此本文作者注），后老衍圣公死了，他就即了位，国号大夏，年号天元。
　　据供：小子从前跟了族叔祖丁芝田到过曲阜，见过老衍圣公，讲尧舜之道，辟佛老邪教，曾把两个女儿许配小子的。
　　问：你既是小家出身，现在看你形如乞丐，当年衍圣公怎肯与你结亲？况结亲从无两女同许一人之理，又并无媒妁，显属妄赖了。
　　供：小子结亲是奉上帝命，何许媒妁呢。那一夫二妇是尧舜之道，舜妻尧之二女，斑斑可考。当年老衍圣公守先王之道，实应称帝，看小子讲道论德，与舜无异，故传位于小子，以二女妻之。这都蒙上帝启迪所成。小子闻得衍圣公殁了，就接了位，如今已八年了。
　　问：问你是何等样人，辄敢混称天命在位的话，这就该万死了。到底你是何年起意，何人同谋，这逆书是你几年上在何处伪造的？看这书内许多说话，都是大逆不道之言，必不止系一人著作，快把同何人商酌做造，何人看过一一供来。
　　供：。。。。。。到乾隆十五年，上帝又命我改作《洪范春秋》，把这本书又增添了好些，把书内六十章之后，‘丁子曰’都改作‘天子曰’‘王帝曰’‘王若曰’，是上帝命改，才挖补抽换粘连的。
　　问：你既敢著作逆书，谋为不轨，一定有主谋的人，还该有羽党助你的人，还不实说吗？
　　小子原不愿做这件事，实是上帝之命，无奈何，并没有什么主谋的。
　　问：据你说上帝命你的话，到底他在那里，如何命你，敢是另有一人暗地里挑唆你吗？供：上帝是上天，如何有人？小子实是蒙上帝时时启迪，常在身傍说话，人不能听闻的。
　　问：那衍圣公你怎么称他为圣帝，又有书稿寄孔家妇女们呢，那董氏是何人之女，逐一供来？
　　供：封董氏为妃，那董氏是松江人。她父亲叫董恒山，开茶馆的。小子没饭吃，帮他扇过半年风箱，见他这女儿年方十五岁，生的好。小子心里想，就把她封了妃，记载在书上的。
　　问：查你书中封孔大舅为冢宰，又封平虏将军，又封孔叔舅为大宗伯、孔伯舅为大司徒，那都是什么名字？又封你哥子为夏文公，你父母都封王、封后，又封叔子丁左白为太宰，他们都在何处受封，你曾否有札付等项给他们呢？
　　供：孔大舅就是衍圣公，官员原该都是孔家人做的，故此随手记着。要封的那孔家人多得狠，没处去记着名字的。小子父亲早死了，父母死在哥子家七年了，哥子名丁文耀，今年四十九岁与嫂子秦氏是同岁的，他从前在松江打烧饼卖，今年在人家面馆帮工，他是不明道理的人常骂我痴子，故此我书内说‘兄顽嫂嚚侄傲’了，只因小子即了位，礼应封他，故此写在书上，他们都实没有受封的事，也都没有给过札付的。还有个孔广改，向在松江做左营副将，知道他名字，故此也写上的。总想孔家人都该做官，实在还未曾封过，如今听得孔广改巳在曲阜死了。那丁左白是族中叔子，住在绍兴府城内，现有五十岁了也是想要封他就写在书上，那有札付呢？
　　问：你书中记张七，是什么样人，为何这样恼他呢？
　　供：张七即张不赓，他是松江张司冠之子。小子承圣人之绪，圣公之女应配与小子，不料被他夺娶了去。那年张七娶亲，豪华已极。不特小子不得妻，且念师妹不得所，故此恼不过，记这一句的。
　　丁文彬在狱中，身染疾病，时当六月，溽暑难当，乾隆怕他等不到判决、秋后执行就死去，逃避国法的制裁，匆忙下旨将他凌迟处死。从丁文彬5月28日到孔府投书被抓，至6月14日被处死，仅十六天。丁文彬之兄文耀、侄士麟和士贤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另两侄士良、士信不满16岁，给功臣之家为奴。另有看过逆书的三人被流配。四十五年后，嘉庆皇帝即位，丁案缘坐之人才遇赦获释，4个侄子还活着，当年的年少后生，此时都已白发苍颜。
　　、乾隆朝的文字狱，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禁书运动相伴而行。所谓禁书，就是国家通过行政手段，禁止、销毁反对统治阶级或对统治秩序不利的书籍。禁书和文字狱，都是施行文化思想统制的手段，但禁书只是禁毁文字，不罪及作者；文字狱则是由文字而罪及作者及与作者有关系之人。在乾隆之前，清朝统治者也曾禁毁过书籍，但都是针对某种或某几种书籍。而乾隆朝的禁书，则是倾全国之力，历二十余年，规模浩大的政治运动。在多年查办文字狱过程中，乾隆意识到，要从根本上清除人民反清的意识，就必须彻底销毁那些传播这些思想的书籍，实行愚民政策。然而，当时毕竟已不再是秦始皇那个时代了，他不想给后世留下毁灭文化的恶名，而且还要留下美名，这一目的他居然就达到了。
　　乾隆二十二年，发生了彭家屏收藏明末野史和段昌绪藏匿《吴三桂反清檄文》两件文字狱案。这原是一起告发贪官的群众上访事件，却被乾隆神经过敏地从中发现了重大的政治问题，从而转变为两起文字狱大案。当时，乾隆正在南巡，行至河南夏邑一带。一日，召见当地士绅，询问地方情况。有一个原任江苏布政使的退职官员彭家屏，向他反映了去年河南夏邑等4县遭遇大水、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匿灾不报的问题。乾隆听后不悦，认为彭家屏将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两天后，他召见图勒炳阿责询，图勒炳阿矢口否认。于是乾隆便让图勒炳阿到夏邑等地勘查，据实奏报。而在图勒炳阿的奏报未到之时，乾隆就已经在经过济宁时，从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的汇报中知道了去年水灾‘惟夏邑被灾独重’的实情。这有些出乎乾隆的预料。不久，图勒炳阿的奏报亦到，仍然匿灾不报；但奏报中的粉饰之辞，却又让乾隆宁可相信所报情况是真实的。于是，他对图勒炳阿只是申斥了几句，叫他对灾区加赈一月，便将此事了结。以后，乾隆又向南巡视了与河南相邻的江苏徐、淮等地，亲眼见到了灾民流离失所、田园被毁的真实景象，这才对去年秋天江淮一带水灾之重有了真切的了解。于是他又派人到河南夏邑等地作进一步调查，而自己则结束南巡回京。当他返京行至山东境内时，又发生了两起河南夏邑灾民拦路状告当地官员办赈不力、贪污灾款的上访事件。这让乾隆大为恼怒，他已经让河南官员加赈，却为何还要越境告状，他怀疑这其中或许有人在幕后指使，而指使之人他怀疑是彭家屏。经审询上访者，还真的审出了指使之人，但这个指使人不是彭家屏，而是夏邑县生员段昌绪。于是，乾隆将上访者交河南巡抚衙门继续深查。不久，派去调查的人回来报告河南夏邑等地官吏贪污灾款、灾民流离失所情况。乾隆于是将河南巡抚图勒炳阿革职，发往新疆军营效力，将夏邑、永城两县知县革职查办。然而，仅过了两天，事情又突然发生了变化。夏邑县知县孙墨，在被革职之前，突击查抄了段昌绪的家，抄出一份《吴三桂反清檄文》的抄本。这使乾隆大为震惊，吴三桂叛乱已过去80年，竟还有人藏匿此等大逆文章，真是亡我大清之心不死；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他最初对这起上访事件，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主使的政治大案的分析。于是，他立即改变原先的处理决定，恢复图勒炳阿等被革职官员之职，责成他们继续清查此案，并指名要严查彭家屏，他仍然坚信，彭家屏才是这起事件的真正的幕后主使，他的家中肯定也藏有《吴三桂反清檄文》。为了有利于调查，乾隆将彭家屏召到北京，在彭家屏离家之后，河南官员对他进行了突击抄家，但没有查到《吴三桂反清檄文》。于是乾隆又召集在京官员，共审彭家屏，逼他交出《吴三桂反清檄文》。彭家屏说他的确没有藏匿《檄文》，乾隆说段昌绪家中藏匿此书，你家难道能没有吗？即使没有，也定有其它这一类书籍。在乾隆强大气势的压迫下，彭家屏只好交待家中收藏明末清初野史的事情。这终于让乾隆抓住了把柄，两案被定为悖逆大案。
　　乾隆制造这两起文字狱大案，其目的就是警诫世人，不得藏匿这类逆书。所以，在审结彭案时他在谕旨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彭家屏之败露，岂由蒐求而得者乎？此后臣民中若仍不知悔改消灭，天道自必不容，令其败露，亦惟随时治以应得之罪耳。此后，在乾隆三十二年，又制造了齐周华逆书案，三十四年下令销毁钱谦益书籍、书板。可是，数年下来，却并没有多少人主动交书。这使乾隆意识到，仅靠士民畏祸而自行销毁家藏禁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由政府强行征集。于是，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发布了一道圣旨，要求各地购觅历代流传旧书汇送京师，以稽古右文、嘉惠士林；又叫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在出产梨木之各州县，照发去原开尺寸，检选干整坚致合式堪用的刊书梨板。而真实的目的则是调查摸底，禁毁书籍。但是，过去一年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于是他点了近畿北五省，及书肆最多之江浙地方的名，并于乾隆三十八年，拟定了采访旧书的章程，首先校核《永乐大典》，辑录善本，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又再次点了江浙诸大省的名，说那里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予以半年之限，若再似从前之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两年多过去了，这一次书籍征集得不少，光浙江一省就有四千五百二十三种，但乾隆想要征集的书籍却很少。于是，他索性撕下加强文化建设的伪装，于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又降下一道严旨：为什么这么多遗书中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明令查办以明末清初野史为重点的一切禁书。然而，严旨催逼也并不比设计诱惑的效果更好，特别是在江浙等省仍进展缓慢。清朝的官员，在异族统治之下，经历康、雍两朝文字狱，对书籍上的事，是心有余悸的。但他们也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就是一等二看三拖，别想在这件事上贪赏求功。但是这次皇帝不再等了，他要掀起一阵恶风，将这场大火燃烧起来，这阵恶风就是文字狱。在乾隆四十二年，他亲自制造了几起文字大狱，其中的王锡候《字贯》案中，他严处了江西巡抚海成。这个海成，是这场禁书运动的积极分子，是乾隆不久前刚树起来的先进典型。但他在查办《字贯》案时，却抓小放大，漏掉了最重要的问题，属于严重渎职，于是乾隆便翻转脸来，又拿他作了一个反面典型。海成被发往新疆乌什效力，其他有关官员也受到了处分：两江总督高晋降一级留任，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以失察革职，交刑部治罪。乾隆严办海成是有用意的，海成是满人，省级大员，又是他亲手树起来的禁书积极分子，将他打倒，目的是警示各地官员，如仍如过去那样空言塞责，并不切实检查，海成便是前鉴。此后，各地特别是江浙等文化发达地区，很快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挟仇诬陷的告讦之风甚炽，地方官吏一见检举旁人收藏逆书，便不分青红皂白立案严办，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文字狱。从乾隆四十二年到乾隆四十七年禁书运动结束，五年共制造文字狱五十九起，中国封建时期文字狱，被推上了顶峰。
　　乾隆时期的禁书运动，除了禁毁书籍以外，还包括篡改书籍，就是编修四库全书，这被誉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后世的伟大文化工程，乾隆也因此留下美名。乾隆时期文字狱的血迹渐渐淡去，后世的人们，经过《钦定四库全书》的愚化，开始颂扬乾隆的盛德；时至今日，对编修四库全书，仍然是誉多毁少，认为保全了中国的古书。鲁迅先生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大劫难。他说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是的，这样的保全古书，实在也是毁灭了古书，而且比禁毁古书更阴险。我曾见过南宋胡铨的《上高宗封事》的原本和四库本两个版本，那原是一篇慷慨陈辞、愤怒声讨秦桧等人卖国行径的战斗檄文，四库版只删减数行、改易几十字，便血气尽失。乾隆御下的那邦文人，修改文章的水平还真是高超。阅读这种钦定的文章，国运焉能不衰。乾隆以后40年，西方的舰炮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老大帝国从此一蹶不振。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