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聊斋志异》是产生于清初康熙年间的一部写鬼写妖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它是作者蒲松龄在广泛搜集民间神怪传说的基础上创作的。康熙十八年（1679）初具规模，并开始流传；在以后近30年间不断增补，最后完成。现存作者手稿本半部，4册，存文237篇，藏于辽宁省图书馆，1955年由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本书现存抄本多种。最早的是山东省图书馆所藏康熙间抄本，存4整册又两残册，计250篇。比较完整的抄本有三：一是雍正年间无名氏所抄《异史》，6卷12册，列目485篇，其一有目无文，其五一目二文，实含489篇，是迄今发现的抄本中存文最多的一种，藏于中国书店；二是乾隆十六年历城张希杰所抄铸雪斋本，12卷488篇，内含有目缺文者14篇，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三是24卷抄本，抄写时间尚待考定，收文474篇，藏于山东人民出版社。这三个抄本都已影印出版，后两种还出了排印本。本书最早的刻本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赵起杲所刻青柯亭本，16卷，收文465篇。后来的许多刻本大都依据此本。此外还有拾遗本、选刻本多种。评点本书的先后有王士禛、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等十余家，现存何评本，但评本和王、冯、何、但合评本。清代注释本书的有吕湛思、何垠两家，各有注本。1963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张友鹤辑校的会校会注会评本，12卷，494篇，50多万字，是本书收文最多最全的本子。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朱其铠主编的《新注全本聊斋志异》，卷数、篇数与三会本同。是迄今最详尽的白话注本。本书部分作品从19世纪中期开始被陆续译成各种外文，至本世纪80年代，已有东西方近20种文字的选译本，还有日文和朝鲜文的全译本。
　　本书作者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象居士，山东淄川（今淄博市）蒲家庄人。他出身于日趋败落的书香继世的家庭，19岁出应童试，以县府道三第一考取秀才，受到当时任山东学政的诗人施闰章的赏识。随即与同年进学的李尧臣、张笃庆等结郢中诗社，吟诗作赋，切磋文业，但屡试不售，困于名场。由于家境日贫，生计所迫，他不得不去缙绅家坐馆教书，并在31岁时应同县进士孙蕙之请南下江苏，在宝应、高邮为这位知县做一年幕宾；回淄川后继续授徒和应考。他前后坐馆40余年，应考也到60来岁，始终未能中举，直到72岁闲居在家，才援例拔为岁贡生，4年后就去世了。蒲松龄一生怀才不遇，穷困潦倒，这对他的创作影响极大。他一方面满怀抑郁不平之气，慨叹仕途黑暗，公道不彰；同时身居下层，了解民众疾苦，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泣（均见《与韩刺使樾依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力搜抉奇怪，寄情狐鬼，写出这部孤愤之书。蒲松龄是个多产而又多能的作家，小说之外，作诗千余首，填词百余阕，著文500余篇，编写戏剧3种，俚曲14种，还为农村写了《农桑经》、《药祟书》、《日用俗字》等通俗读物，除去一小部分已经散佚，都被收入路大荒所编《蒲松龄集》和蒲松龄纪念馆所编《聊斋佚文辑注》。
　　《聊斋》近500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怪闻异事的记录，并无作者蒲松龄的虚构。这一类篇数不少，但篇幅短小，不是全书的主要部分。其二是蒲松龄的艺术创作，其中许多篇虽有民间传说的基础，但那传说一般只有题材的意义，整个作品还是作家的创造物。这一类篇幅大多较长，是本书的主体。全书题材广泛，思想内容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揭露官贪吏虐的官场。上自皇帝、宰相、封疆大吏，下至州官、县令、役吏公差，诸多官场人物多是本书的不光彩角色。《促织》中的明宣宗朱瞻基好斗蟋蟀，岁征民间，害得百姓成名几乎家破人亡，矛头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并直接发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的慨叹和呼吁。《梦狼》创造一幅县官化为猛虎、堂下坐卧皆狼，墀中白骨如山的奇幻图画，用以隐喻官虎吏狼的封建官府。篇末异史氏曰：窃叹天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这说明作者看到了官贪吏虐、鱼肉人民的普遍性。此外，《席方平》、《续黄粱》、《吴令》、《淮水狐》、《鸮鸟》、《鸟语》、《库官》、《放蝶》等篇都以幻异的形象结构从不同的方面揭示官场的黑暗、腐败。其中有些作品还指名道姓地抨击明末清初的贪官污吏，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社会性。还有一些作品（如《向杲》、《红玉》）把抨击官场与揭露豪绅结合起来，写出两者的狼狈为奸，欺压良善，从而显出封建官吏是势家役的阶级本质。
　　（二）揭露腐败、混沌的科场。《司文郎》、《于去恶》、《贾奉雉》及12卷本卷10的《三生》等一批作品，着重表现考官的盲心瞽目、昏聩无能，黜佳士而进凡庸，将他们比作爱钱的和峤、瞎眼的师旷，将八股文比作敲门砖。另一批作品，如《考弊司》、《饿鬼》、《公孙夏》、《司训》，把矛头指向各级学官，揭露学政、训导之流贪污舞弊、敲诈勒索，讽喻当时的捐官之制和卖官之风。《神女》写学官府中上下勒索，致使好心的神女不得不摘下头上的珠花送给秀才作进身之资。还有《叶生》、《王子安》、《冷生》等篇，或写士子怀才不遇的悲苦心理、郁郁而死的悲惨遭际，或写他们醉心八股文、向往飞黄腾达以致迷迷痴痴魂梦相逐的精神状态，显示了科举对当时读书人心灵的腐蚀、戕害和深刻影响。
　　（三）讥刺、讽喻恶劣的世风。作者借《于去恶》中的策问题目写道：自古邪辟固多，而世风至今日，奸情丑态愈不可名，不惟十八狱所不得尽，抑非十八狱所能容。这实际上就是对当时社会恶劣世风的概括描述。基于这样的认识，便在一些作品中加以描写和表现。《胡四娘》、《陈锡九》、《宫梦弼》等着重表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兄弟、姊妹、翁婿、朋友的亲与疏都随贫富贵贱而转移。在《镜听》中，父母对儿子也是这样，儿子考中与否，父母冷暖相形，又因子而及其妇，显示出贫穷则父母不子的人际关系。《三朝元老》、《厍将军》、《酒狂》、《王大》等一批作品创造了从投降变节、忘恩负义到酒鬼、赌徒形形色色可鄙可笑的人物形象。《夏雪》更借大王神要人称他大老爷的荒诞意象嘲讽康熙年间官绅称谓不断升级的骄谄世风。
　　（四）讴歌爱情和美好的人情。如果说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是讽喻现实的丑和恶，构成寓意小说，那么，这第四方面内容则是表现人性的美与善，造成大批人情小说。特别是那些写鬼狐花妖与人亲爱、婚恋之作，使现实社会中被束缚、压抑的男女情爱得到解放和发挥，并被渲染到如醉如狂、如火如荼的地步，不仅具有反封建理学的思想精神，而且以奇幻的形象、手段把生活中的爱情加以美化、诗化，创造了一系列执着于性爱至情的主人公和富于美感的艺术境界。《婴宁》中的狐女婴宁天真烂漫无以复加，憨生爱笑无所顾忌，实在是对妇德、女戒的一种否定。她与王子服自由自在的爱情、婚恋像她本人那样既纯且美，大大超越生活现实。《香玉》中的女主人公是白牡丹花妖，与黄生生相爱恋，死相殉情，花以鬼从，人以魂寄，达到忘生忘死的境地。另如《白秋练》、《晚霞》、《连琐》、《小谢》、《葛巾》、《聂小倩》、《伍秋月》、《西湖主》、《绿衣女》、《青凤》、《莲香》、《荷花三娘子》等许许多多名篇佳什都是讴歌爱情的杰作。还有《连城》那样写人与人婚恋的作品，男女主人公互为知己，倾心相爱，遭到严父、未婚夫家和官府的重重阻挠，最后经过双双死而复生的磨难，方才冲破父权、夫权、政权的封建壁垒，得以团聚，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此外一些作品，如《娇娜》、《宦娘》、《狐梦》、《封三娘》等，并不着重写男女爱情，而是大写同性或异性的纯洁友情、姊妹之间的戏谑亲情，显示人的心灵美与情致美，体现了作者对人际关系又一方面的生活理想。
　　（五）为奇女奇男传神写照。《聊斋志异》也有一批只写现实人事的作品，但那都不是一般人事，而是超群出众的非常人事。侠客惩办贪官（《王者》）；义士为人杀仇（《崔猛》），将军慷慨报恩（《大力将军》），猎人舍生取义（《田七郎》）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此种作品，妇女的形象尤为突出，运用浪漫主义的笔调绘出一个巾帼奇人的艺术画廊。其中有胆识过人，手刃仇雠的商三官、庚娘；巧计六出，严惩恶兵的张氏妇；压倒须眉，登第居官的才女颜氏；貌丑义高，为异性知己御侮理家的乔女；艳如桃李、冷若冰雪，无视贞操观念，不婚而为友人生子延嗣的侠女。还有疾恶如仇的细侯、严于教子的细柳，也各有可歌可泣的奇迹。此外，《胭脂》、《折狱》等一批公案小说，着意歌颂用心民事、断案精明的官吏，富于现实性和传奇性，也可视为这类作品的一个分支。
　　（六）记述琐闻，作生活素描。这部分作品大都篇幅短小，常写生活中一个镜头。蛇癖吞蛇，巫婆下神，地震景象，山市奇观，魔术师空桶出米，气功师指断牛项，卖艺人击蛙成曲，售药女口舌绝技，凡此种种，都以简括之笔造成可观的艺术形象，令人耳目一新。至于《金和尚》、《偷桃》等篇幅较长的生活特写，更是此种作品的翘楚，人物、场景生动逼肖，真切如画，富于韵味和艺术美感。
　　本书传世300年来，风行天下，经久不衰，在汗牛充栋的志怪书中卓然特立，独领风骚，价值和成就是多方面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至关重要的两点：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这是《聊斋》与其前其后志怪之作的显著区别，也是它成为文言小说之最的根本原因。《聊斋》不仅是文言小说的压卷之作，也是短篇小说艺术发展的一座丰碑，无论构思和描写，都达到新的艺术高度，蒲松龄因而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郭沫若为蒲松龄故居题写一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对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造诣作了精辟的概括；李希凡的题辞是：聊斋红楼，一短一长，千古绝唱，万世流芳。对本书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了中肯的评价。
　　本书对后来的文言小说创作影响很大，行世以后，以鬼怪奇幻讽世写情之作相继而出，不胜枚举，袁枚的《子不语》、沈起凤的《谐铎》、浩歌十的《萤窗异草》都是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对《聊斋》体例颇有微辞的纪昀写出《阅微草堂笔记》，也还是受了《聊斋》的影响。直到清末民初，还有人写《后聊斋》、《女聊斋》等续貂之作。
　　对本书的研究，几乎从其行世之日就开始了，但都采取序跋、题辞、评点、笔记等类形式，至本世纪始有文学史家评述；至于各种专题研究，则是30年代以来的事。这又可分为三个阶段。解放前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在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有所成就。第二阶段是建国后的前30年，研究工作多方面展开。首先还是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成绩斐然，《蒲松龄集》与三会本《聊斋志异》的出版为本书及其作者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完备、可靠的资料。其次，对作者与作品也有较多的研讨、评介，并有此种专著出版。但论述思想内容较多，探求艺术成就甚少，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第三阶段是80年代的10年，由于思想的解放，对本书及作者蒲松龄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无论深度和广度，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前一阶段，先后出版专著和文集1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之多，论及作者的生平、思想、为人、著述，《聊斋》的版本、题材、产生时代、创作过程、思想倾向、艺术成就等各个领域；艺术论与赏析文章占较大比重，纠正了前一阶段的偏向。与此同时，对作者身世、作品评价、稿本面貌等问题展开讨论，使研究日趋深入。其中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是本书及其作者是否具有反清的民族思想倾向问题，肯定与否定的两种意见至今时有发表，尚未定论。另外，数十年来，海外也有一批学者致力于蒲学与《聊斋》的研究，台湾、日本成绩尤著，成为此项研究得力的一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