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回忆二

　　我自以为，我的天分是很好的。我学过很多东西，学什么都比别人快，一点就通，有的无师自通。十岁的时候，我们那里商校一个外号叫大寡的学生，卖给我一枝笛子，我拿到手就能吹歌曲。十一岁时学二胡，卖二胡的人教给我斗、来、米、发的位置，我一路拉着回家，半路，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拉下来了。上学时，我学习毫不吃力，数学特别好，五年级时曾用算术解出一道初中代数难题，在高年级传阅。记忆力也好，几乎过目不忘。上语文课，老师叫学生背书，个个嚷难，每次老师都叫我先背，然后说：看，人家怎么能背下来。记得我是在一九六四年暑假看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九七四年夏天，我在部队，我们一个班在合肥执行任务，住在一家化工厂里，晚上乘凉，我就给大家讲三国和水浒故事。时隔十年，我还清楚地记得书中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情节。
　　我同时又是一个十分好学的人，兴趣广泛，酷爱看书，什么书都看；在学校学习也非常刻苦认真。记得夏天晚上，别人乘凉，我还学习。天气炎热，那时还没有电风扇，就将电灯拉到外面学习。外面蚊子多，有一次父亲给我穿上雨衣；还有一次将我的腿放在两只坛子里，胳膊用纱布包起来。老师都称赞我，邻居都以我为他们孩子的榜样，说我将来能考北大、清华。
　　可是，文化大革命改变了我的人生。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学校秩序开始混乱，到处都贴着大字报，批判苏修，批判三家村、四家店。到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学校就基本不上课了，开始揪斗老师。那些机场男生最为活跃，他们得风气之先，到处传播中央内幕，学校宣传队天天上街演节目，宣传《十六条》。学校有一座露天舞台，我们常在那里开批斗会。台上站着黑帮，低年级的学生，钻在台底下，用长钉从缝中戳黑帮的脚，黑帮忍不住，乱动，台下就吼道：不准乱动。一天早上，我们在教室里坐着，学校里最漂亮的女老师丁煜芬跑进来嚷道：特大喜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建华被罢官了。说罢，像一阵风，又跑到别的教室报告喜讯去了。陈建华是我们校长。晚上，陈建华家门口围了一大群学生，批斗陈建华。陈建华患病躺在床上，学生在门口呼口号，机场的男生拿着陈建华家的脸盆、铝锅使劲地敲。陈建华的女儿，我们学校三年级的学生，一个瘦弱、让人生怜的女孩，站在门口哭着说：求求你们不要闹了，我爸爸生病了。回应她的是一声比一声高的口号声。我听到我们班徐米克的弟弟在和一个同学争论，徐米克的弟弟说，陈建华是口头革命派而不是反革命派。他引据的是一段当时很有名的《毛主席的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口头革命派人群中忽然响起一个尖锐高亢的声音：陈建华不投降，就叫他彻底灭亡！那是丁煜芬在呼口号。
　　丁煜芬，江苏泰州人，当时三十多岁。她的丈夫是我地一个知名的数学教学权威，是她在师范上学时的老师。她是一个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人，讲话总是眉飞色舞，慷慨激昂。她教我们班数学，但她那时更喜欢讲她的学生当中有多少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走进教室，放下教材，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开口说道：今天中午下班，刚到大门口，迎面走来一个军人，刷地给我敬了一个礼说：‘尊敬的丁老师，您好！您还认识您的学生吗？’我一看，谁呀？原来是我的一个学生，多么年青，多么英俊！是一个海军军官。他是专程来看望我的。说完，久久陶醉在一种幸福之中。丁煜芬批判陈建华非常积极，但不久，她也因在看大字报时面带笑容而受到了批判。
　　后来，学校师生成立了各种造反组织，有七、八个人就能拉起一支队伍，我们班的走读生成立了一个五？一九革命造反司令部，每人做了一个袖章戴在胳膊上。五？一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就是五月十九日那天成立的。与我们学校一路之隔，有一所五？七中学，一天，五？七中学一个学生问我：你们这个组织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我问：什么叫合法，什么叫非法？他说：有公章就是合法的，没有公章就是非法的。我说：没有公章。他又说：可以自己刻一个。我就将我们机关大院里一棵枸骨树砍断，刻了一枚图章，盖在袖章上。我们又去串联，计划步行到伍佑镇，然后转到大冈镇，再从龙冈镇返回，全程大约六、七十里。但走出市区才三、五里，就走不动了，退了回来。
　　我们这些小学生的造反行动，随着一九六六年暑假的到来而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