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环境法的新发展

　　摘要：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落后，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正是改变这一状态的重要手段。它影响着环境法的发展，如指导理念的转变、法律原则的变化、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发展方向，始终都要围绕着生态文明这个主旨。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环境法的发展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主要是通过对生态文明进行制度创新来保护环境、发展经济。
　　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环境法的发展
　　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形态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反对人类无节制地利用自然，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推进是需要制度来予以保障的，既然是改革，就必然会对原有的制度有所冲击，因此环境法应当实现角色转变，从一个被动的环境危机应对者转变为一个主动的生态社会服务者〔1〕；此外，必须明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理念，有效地为全面评估人类行为及其影响提供服务〔2〕，并围绕理念来构建环境法体系，才能充分保障公民的环境权利。
　　二、对我国环境法的反思
　　1。法律制度缺少生态意识
　　我国的环境立法，一直以来都侧重在污染防治领域，只有少数效力等级很低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规范性文件，但是其目的也只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而非生态价值。
　　此外，关于生态损害的问题也一直未受到法律的关注。生态损害有时会带来特定人的人身财产损失，但是更多的只仅仅影响到了整体的生态利益，比如带来土地资源的污染、物种的减少，等等。当发生这类损害时，现有法律是无法解决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环境侵权责任中的损害类型并不包括生态损害，因此受到侵害的生态利益在法律上就得不到确认；再者，主张权利的主体与救济的主体法律上没有涉及；最后，对生态损害的认定没有规定。
　　2。环境保护保障制度不完善
　　人们亲身感受到了环境的持续恶化以及它带来的严重后果，比如严重的雾霾与水污染，因此人们的环境法治意识越来越强，像环境保护、生态安全、公民环境权利等词语在公众视野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但是我国相关的环境程序法却有很大缺失，环境污染、环境破坏之后如何恢复、如何补偿、如何追究责任，法律都是一笔带过，根本不具可操作性。因此我们必须完善环境诉讼程序及环境权利救济程序，否则，环境法治意识的提高不但不会促进环境法的发展，还会使环境法失去民心。
　　3。环境基本法地位不突出
　　在我国目前的环境法体系中，《环境保护法》被认为是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但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立法层级上，它基本法的地位都不突出，在适用中也带来了很大不便。特别是立法层级的问题，《环境保护法》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一般法律，其地位与《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法》等一样，根本显示不出它的特殊地位。
　　生态文明的建设不是依靠由单一的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提案，或者某个单一的行政部门立法就可以圆满完成的，相关立法应当是各部门协作的综合性立法。
　　三、根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设计环境法律制度
　　1。遵循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原则，将生态意识纳入其中
　　在环境法律制度制定过程中，在自然资源方面，创新产权制度，落实所有权；在空间发展方面，加大对农村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资金投入力度；在预防与管理方面，既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又要从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损害严惩、责任追究；在合作方面，要充分借鉴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在实施方面，支持各地区在基本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大胆探索、大胆试验，将生态意识融入环境法律制度的建设之中。
　　2。注重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天然林、草原、湿地、沙化土地、海洋资源、矿产资源的保护、利用与治理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比如土地资源中的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红线、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水资源中的税收制度天然林、草原、湿地、沙化土地、海洋中的修复制度、矿产资源的集约开发制度等。
　　除了以上这些，还要完善资源循环利用制度，完善相关法律，如《清洁生产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自主地进行清洁生产，并且让政府对这种行为进行引导和鼓励，从源头上减少污染和资源过度消耗，来为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提供法律依据。
　　3。促进环境法制建设的市场化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健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培育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主体，推行用能权和碳排放交易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水权交易制度，这是宏观上的经济激励机制。有了方案的宏观指导，我们就需要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具体碳排放、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以及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与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绿色财税、绿色金融制度，完善扶持政策〔3〕，充分发挥经济手段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功效。
　　4。健全环境法的责任追究制度
　　当前我国环境法的责任机制主要面临的问题是相关环境违法成本低，行政处罚的力度不够，容易造成环境损害程度进一步加大；环境责任制度难以保障公众的环境权益，无法行使受害者的环境救济权；环境刑事责任追究机制中的立法不完善，缺乏威慑力等。在应对这方面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这是从整体角度来考虑，对环境处罚力度的提高。这意味着需要在今后的环境法制建设中，增加对责任机制法律条文的数量，同时还要提高这些法律条文的质量。
　　5。完善法律救济制度
　　法律救济方面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两种方式，环境行政救济主要是调解、复议和行政仲裁，环境司法救济就是传统的三大诉讼。目前来说，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可行性最高且效果最显著的，建议在各级法院中设立专门的环境法庭，同时将具体行政行为的被诉范围扩大，并且尝试着把抽象环境行政行为也逐步纳入受案范围，通过这些具体的措施，来完善环境司法救济。
　　参考文献：
　　〔1〕张金艳。浅议生态文明时期的环境伦理观〔J〕。法制与经济，2013（4）：38。
　　〔2〕郭少青，张梓太。更新立法理念为生态文明提供法治保障〔J〕环境保护，2013（8）：48。
　　〔3〕赵春。我国环境法理论更新与制度完善基于生态文明视域〔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9）：633。
　　作者简介：
　　李杨雪爽（1992。03～），女，汉族，河南郑州人，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專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