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访维稳工作的探索

　　农村稳，则社会稳，要确保社会政治大局的稳定，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要确保农村这个基础的稳定。当前，随着经济的加快发展和社会改革不断深入，农村各类社会矛盾日趋复杂，表现出复杂化、多元化、无序化等新特点，信访工作仍是农村基层维稳的焦点、难点。而基层维稳又是整个维稳体制的重心，尤其是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基层维稳过程中公众利益诉求表达行为呈现出数量扩大、规模增加、行为激烈、诱点多发、涉及面广、对抗性强等特点。基层政府是维稳的前沿阵地，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最为脆弱的节点部位。基层政府的维稳行为直接关系到地方治理的成败。
　　一、信访的主要特征
　　2017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信访局督查调研聚焦主业，担当履职，工作实现新突破、新成效，全年办理中央、国家机关交办信访事项333件，同比上升139。57；办理自治区领导交办信访事项19件，同比上升137。5；交办督办、组织攻坚推动化解信访积案891件，其中，自治区交办320件化解318件，各地排查578件化解573件。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同时，笔者从信访的案件情况来看，农村信访案件仍是占信访总量的主体，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一）越级上访明显增多
　　从信访事项数据来看，越级上访的案件在上升，特别是部分信访人选择在两会期间、国家重要峰会、等重大会议召开期间，试图引起上级领导重视，给地方政府施压。农民群众上访由过去自发松散向有组织、有策划的越级上访人数明显增多，他们通过制造事端给政府施加压力，极大破坏了信访秩序，并造成了不良影响。
　　（二）集体信访案件增多
　　从信访的数据统计来看，除了越级上访的情况增多，集体信访案件数以及参与信访代表人数总体偏多，形势依然严峻。从集体信访的组成人员来看，参与的主体成份在增多，过去农村上访群众以农民为主，近年来上访主体涉及复退军人等重点群体变个访为群访，个别问题集体化，形成抱团效应，劝返难度大。
　　（三）闹访缠访问题时有发生
　　农村信访还存在缠访的现象，有些上访户对同一不合理的诉求问题重复、多次地上访缠访，有的上访达几年甚至更久，北京就长年聚集了从全国各地至此的上访户，俨然成为职业上访人。
　　二、问题的成因和影响
　　信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伴生物，信访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因改革和利益格局调整而产生的信访问题也逐渐增多，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发展和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使得利益冲突加剧。受经济水平和政策的限制，各类群体的利益诉求难以得到满足，形成了新的矛盾和问题。
　　（一）农民群众面临着信仰危机，对遵守社会秩序缺乏自律意识
　　当前，转型时期的社会充满了利益的冲突和观念的撞击，农民群众普遍感到精神焦虑、浮躁难安，缺失了信仰和道德。生活的不安全感和前途的不确定性，使得农民群众他们对原来传统道德价值的崇敬感、神圣感没有了，感到困惑、焦虑，个人私心得以滋生和膨胀，在处理同村集体利益关系上，只考虑得到，不考虑付出；在邻里关系的处理上，只考虑自身利益，忽视他人的合法权益。这些潜在的诱因，导致农民群众对遵守社会秩序和村规村约的自律意识逐步弱化，遇到矛盾纠纷或利益问题很容易引发系列的信访问题，比如，在信访过程中，只强调自己的民主权利，对《信访条例》中规定的如实、客观、依法、逐级上访的义务不予理睬，这些都是造成基层工作难做、一些社会矛盾难以调处的重要原因。
　　（二）贫富差距和保障机制不健全，引发农民群众的心理失衡
　　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导致民众缺乏安全感。所谓安全感就是人在社会生活中有种稳定的不害怕的感觉。目前，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群众面临公共服务不到位、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突出矛盾。一些特殊群体，因征地失地、下岗失业、年龄偏大、就业技能偏低等原因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在社会保障制度不稳定的状态下，群众心理普遍缺乏安全感，人的内心变得焦躁不安，借助上访途径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或是捞取利益。在法律保障机制方面，谁主张，谁举证是一般民事案件的证据规则，有不少农村案例还存在举证难的问题，比如土地权属地界的核定问题。针对没有法律援助、司法成本过高，法律程序复杂，取证难、执行难等问题，致使部分农民群众不愿意通过司法程序合理解决问题，而是选择信访，成本低且不承担法律责任，导致农民群众信访而不信法。
　　（三）刚性的维稳机制，使信访维稳步入怪圈
　　从现行的信访工作体制看，国家建立了压力型信访体制，通过严格的考核与问责要求地方政府努力控制信访总数，化解社会矛盾冲突。2005年修订实施的《信访条例》中，赴北京上访便是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国家信访部门每月会对各省（市、区）赴北京进行非正常上访人次数进行排名并通报，同时，信访工作内容作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工作内容之一，也列为考核各地维稳的重要指标，各省市信访部门也会对各地市排名，直至县市及乡镇政府，并将此作为对下级政府及其官员考核一票否决的内容。对此，基层政府为了防止信访事件影响到单位的绩效考评和政治仕途，往往会采取一些措施，对发生的到北京非正常上访做到随时劝返，给基层财力及人力造成极大负担。
　　三、对策与思考
　　当前推行的诉访分离以及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法律程序等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信访工作的法治化。但是，群众诉诸法律程序常被拒之门外，或者于法无据而不予支持等问题，成为解决农民群众合理合法诉求的机制性难题。因此，要做好信访工作，就要强化责任担当，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把农民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
　　（一）抓好社会道德建设，弘扬良好社会风气
　　在全面推进法制建设，以法律约束公民行为的同时，必须重视社会道德建设，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道德信仰促进社会之平和。要推进文明乡村、最美家庭等创建活动，组织热爱集体星、创业致富星、遵纪守法星、清洁卫生星、精神文明星五星文明户评比，建立村民公约，引导形成良好村风民风。推进农村家风展馆建设，弘扬传统美德和优良家风。同时，深化公民道德宣传日活动，组织道德论坛、道德讲堂、道德修身等活动，加大正面宣传引导力度，深挖推介遵纪守法、见义勇为、尊老爱幼、尊师重教等身边好人事迹，宣传社会各方面温暖人心、扶危济困的善行义举，让核心价值观和传统美德植入人们的心灵，进一步形成良好的道德秩序。
　　（二）加快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促进农村和谐稳定
　　公平的分配资源和解决利益冲突，让每位农民群众能够获得自己基本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利益和资源，这是社会正义的体现，也是农民群众诉求既合理又合法的根本标准。以合理化标准确定农民群众诉求，旨在建立客观、公平的利益享有秩序，以防止缠访、闹访问题或者群体性事件。因此，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还处在探索完善的阶段，主要还是通过个体的家庭保障来实现养老的目标。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对于征地拆迁、移民安置等过程中由于经济利益引发的上访问题，地方政府要树立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做到补偿就高不就低、安置就近不就远，积极做好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就业安置等工作；要实施规范或者统一的诉求标准，使得恣意膨胀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诉求得不到支持，形成有序的社会秩序。
　　（三）拓宽农村信访渠道，营造依法治访的良好氛围
　　要始终坚持以信访法治化为手段，扎实推进信访业务工作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信访工作公信力和群众满意率，加大事要解决力度，确保农民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得到解决，坚守法律底线，依法规范信访秩序。抓好农村信访维稳工作，首先要加强风险研判，科学处理维权与维稳的关系，从而掌握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农民群众合理合法诉求的工作主动权。要加强源头治理，坚持定点接访的同时，每年开展历史积案清理活动或信访维稳攻坚月活动，将积案包案到人，建立以奖代罚机制，通过重点约访、专题接访、带案下访、下基层接访等多种方式，化解相对复杂问题和历史遗留的积案问题，预防和减少农民群众因类似问题而频繁上访。针对农村经常出现的矛盾案件调解成功，当事人接而反悔又上访或诉讼的问题，可在农村推广司法确认工作。通过的农村推广司法确认工作，各类矛盾在农民调解组织调解下，达成调解协议申请确认，人民法院出具具有法律效力法律文书，并具有执行力，进一步促进社会矛盾纠纷及时有效化解。要创新信访工作渠道，通过网络平台营造依法治访的良好氛围。结合网上信访工作，大力宣传引导农民群众采用书信、网络、传真、电话等形式，反映诉求，减少走访。对那些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有违法犯罪行为的缠访、闹访人要依法、及时、有效地予以打击和制裁，进一步规范信访秩序。要完善党员领导干部问责办法，视履职情况分类进行问责处理，对责任不落实、问题不解决损害农民群众利益的，要进行问责；而对农民群众非正常上访引起的稳控问题，要减少对干部问责，避免信访人员以此要挟基层工作人员，减少基层花费大量财力、人力稳控不合理信访的行为的恶性循环。同时，要完善维稳信访、涉法涉诉三级终结制度，严格执行信访事项的办理、复查和复核三级终结制度，对按照规定已经终结的事项，不再受理，案结事了。通过以上举措，进一步加强对信访秩序的管理，让维稳工作回归到法制轨道、回归到对公民权力的尊重上来。
　　综上所述，随着农村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快，法治建设越来越全面，农村群众的各种诉求也越来越多，维权意识、信访意识、法律意识也越来越强。信访部门要把理念提升、机制创新、制度完善和科技应用结合起来，一手抓信访事项解决，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进一步提升处理复杂问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打造更高水平的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稳定，更好地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