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建议取消年夜饭，我来说说泰兴人过年称肉的那些事儿

　　文柳成荫
　　北大教授孔庆东建议立法取消年夜饭，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都不吃年夜饭，只有我们国家还在保留着这种野蛮的传统，严重影响祖国的发展。我们应该向西方人学习，把年夜饭给取消掉。
　　对孔教授的这种建议，我可以肯定说：中国老百姓不答应。用泰兴人的话说，一年忙到头，就盼过个年。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岂可一禁了之？
　　老家泰兴的年夜饭还是丰盛的，即使在贫困年代，都会整上满满一桌菜，一家人团坐一起，大人咪着酒，孩子啃着肉骨头，那叫一个热闹啊。
　　六十年代，家乡并不富裕，过年肯定要称肉的，有钱的人家拎只后腿回去，没钱的人家拎只猪头回去，那叫有钱没钱，拎个猪头过年。不过，后腿肉并不是最好的，全瘦肉，老家人称之为死精人，在肚子里缺油水的年代，最受欢迎的是肥肉，肥得流油。然而，没有一点关系，还是称不到的。
　　那时一个公社只有一个食品站，我们称之为猪行，也只有这里有肉卖。我们这卖肉的姓崔，喜欢抽水烟袋，常常看到他躺在躺椅上，香喷喷地抽着水烟，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卖肉的窗口设在马路边上，南来的北往的经过这里，都要停下脚步，和老崔点个头，毕恭毕敬地叫声崔老爹，为的是混个熟脸，以后好称到上好的肥肉。崔老爹像征性地答应一下，声音很小，头也不抬，那时有个俗语，叫低头作肉，抬头看人，意思是看到熟人，才会割点好肉给他。
　　那时最好的肉是五花肉，老家人称之为腰膛肉，肥膘厚，骨头少，嚼到嘴里，满嘴流油，这种肉是不上肉案子卖的，直接放在肉案子后面的小屋子里，留着卖给熟人。来一个称肉的，说要腰膛肉，崔老爹两手一摊，卖完了。你和他理论，说从来没买到过腰膛肉，他总是会回你这句话：一头猪就一个腰膛啊，哪有猪不长屁股的？
　　那时，卖肉的权力很大，在那个年代也算有权的人。甚至，有段时间买肉还需要肉票，别说手头没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
　　到了腊月半往后，食品站站长就忙起来了，办公室找他的人络绎不绝。每到春节，泰兴人家家做馒头，笔者年轻时曾读过泰兴籍诗人石启荣先生一首短诗：泰兴人过年家家蒸馒蒸着发酵的生活。做馒头自然离不开花油。临近春节，花油和猪头成了紧俏品，老百姓纷纷来找站长写条子。食品站站长姓燕，从燕头庄搬过来的，缠得没办法，只得唯心满足老百姓的要求，不过，燕站长有言在先：条子可以写给你，至于什么时候有，不能保证，毕竟一头猪只有一挂花油、一个猪头。
　　我们生产队有个妇女，姓钱，五大三粗，属于天不怕地不怕的泼妇，用老家话说叫做硬头子，拿着站长写的条子去买猪头，连续等了三天，也没等到，气得火星冒上了堂屋。第四天，她直奔宰杀间，拎起一只血淋淋的大猪头就跑回家，这下闯了大祸。在阶级斗争是纲的年代，这属于抢窃社会主义物资，是犯罪行为。公社和大队部的人下来了，把她五花大绑，猪头用绳子系起来，挂到她脖子上，还挂了一块牌上，上书打到抢窃犯钱，拉到大桥口站街，低头认罪。本来要送监狱坐牢的，后被生产队队长、会计和所有队委们保下来了，放回家。回到家后，气愤不过，她哪里受过如此委屈，奇耻大辱啊，一根绳子系到二梁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家乡人为了过好一个春节，为了一顿年夜饭，为了买上一只肥猪头，把命都搭上了。孔教授居然提议立法取消年夜饭，这岂不是捅马蜂窝？
　　八十年代中期，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放开屠宰政策，开放市场经营，买卖自由，市场一片繁荣。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体屠户经营蒸蒸日上，从此，公社食品站退出了历史舞台。无论是卖肉的崔老爹，还是写条子的燕站长，随着食品站的垮台，曾经繁华的地方已人去楼空，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种起了责任田。不过，崔老爹凭借在食品站学到的技术，开起了肉案子，自己买猪、杀猪、卖肉。不过，再也没有人巴结他了，称肉的人看到他案板上的猪肉不合适，扭头就跑，换下家。
　　随着家乡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猪油也退出了家庭厨房，取而代之的是大豆油、菜籽油，甚至葵花籽油、橄榄油。称肉也不再挑肥膘厚的腰膛肉了，前夹心肉和排骨、筒子骨成了抢手货。猪头也成了滞销商品，没人买了，只有卖烧腊的砍价拿回去，扔到冷库里。家乡人也不要提前十天半个月把肉买回来了，三十夜的早上把猪肉拎回家，猪肉上还冒着热气，新鲜，烧出来口感好。
　　春节又临近了，家乡丰盛的年夜饭距我们很近了，孔庆东教授取消年夜饭的禁令估计又是一个蹭热度的肥皂泡！
　　【注】关于公社食品站退出市场舞台将另发文详述，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