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想做个好人

　　文张三疯
　　那天早上，我习惯性地去旁边那家店里买早餐，一个高梁包子，一杯豆浆和一杯黑米粥，3块钱。我给她10元，她找我7元。我拿出一个硬币放在桌上，说，昨天你钱找多了。
　　那一刻，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我站在正东方向，一道圣洁的光辉从我的身上洒出来。忽然间，她全身僵直，瞳孔放大，似乎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有人能够懂得读心术的话，也许就能听到她的心里一直在放一段音乐
　　哈里路亚，哈里路亚
　　其实，事情很简单，昨天我买的早餐是4块钱，我给她20元，她却找我17元。多找了我一元钱。我下午才发现这点，我决定第二天还给她。虽然一块钱不多，但我们不能贪图这种财富。当我把属于她的钱还给她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非常好，我无愧于心，我坦坦荡荡。
　　为什么我想做个好人？
　　因为，我很快乐。
　　我仍然很清晰地记得，十年前的某个夜晚，我在城市里狂奔，追逐着最后一班40路公交车，虽然跑得满头大汗，最终还是赶到了，挤进那沙丁鱼罐头般的公交车里。我站好了，车开动了，准备刷卡。可是，卡没了，找遍了全身所有的口袋都没有，司机在催我，其他乘客在看我。我再次大汗，因为我当时身无分文，只带着一张公交卡。
　　当时我已经做好了置之死地的打算了，下一站，下车，然后走路回家，公交需要四十分钟，跑步需要一个小时半小时，走路则需要两个半小时。晚上10点之前，应该能回到家。
　　这个时候，忽然有个大妈问我，你没带钱？我说是的，我卡丢了。她说，我替你给吧。当时我万分惊讶，因为这个大妈，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妈，其貌不扬，一身俗气，每天不是打麻将，就是逛菜市场，她不读书不学习，不看电影不听歌剧，我做慈善不懂公益，她就是一个很平凡的普罗大众，万万没想到，这一车的人当中，就是她首先发现我的异样，还帮我解决问题。
　　那一刻，我的内心里一直在响起一段音乐哈里路亚，哈里路亚
　　为什么我想做个好人？
　　因为，我希望自己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能够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即使这份爱心看起来很小，微不足道，可是，对于处境困难的人，他真的需要。
　　昨天晚上，我在路边等车。路边坐着一个流浪汉，他又四五个包裹，用扁担挑着，身边放在几个吃的东西。他似乎走过了很多地方，看过很多人，今天经过这里，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休息，之后，就准备再次出发。那时候9点，他大概肚子饿了，拿出包里的干粮在吃。
　　我于心不忍，就把一个白巧克力杏仁卷心酥拿出来，递给他说，大哥，我请你吃吧！出乎意料的是，他摆摆手拒绝了。我很尴尬的收回来，放回包里。我的好心好意他不接受，同时，我感觉似乎伤害了他的尊严。他只是个流浪汉，他不是乞丐。或许，很多年前，他比我们见过的所有的富人还有钱；或许，这个时候，他懂得东西比我们要多得多。
　　更令我羞愧的是，我包里还有一个中午买过来的金唱片面包，一根准备当饭前水果的香蕉，一杯刚刚买来的还没喝完的雪碧。这些都是我亲自买过来的，也是我喜欢的，而这盒卷心酥，是下午别人送我的，因为我知道第一个制造牛仔裤的老板叫李维斯。
　　换句话说，我说想表达一份爱心，但我只拿出了自己最不在乎的东西，自己无所谓了，所以就随随便便送给别人。这是在贡献自己的爱心吗？还是在摆脱累赘？这个问题，我思考了一个晚上，仍然没有得到。
　　为什么我想做个好人？
　　因为，我还不是一个好人。我的大脑，我的心灵，总是装着一些我自己看不到、却真实存在的很卑劣的人性。这种人性，一部分基于先天的动物性本能，另外一部分是基于后天的自我成长过程。
　　人世间，最令人沮丧的事情，就是我们终究有一天会死去。
　　可是，当我生命终结的那天，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一定会有鸟儿在歌唱，花儿在绽放，微风在轻拂，白云在飘摇，姑娘们在微笑，孩子们在奔跑，老人们在闲聊这个世界，一切都很美好！
　　左岸记：我喜欢这种快乐，简单，美好；却仍觉得不够，当阅读到SEETONMUSIC的这篇文章我想做个好人，许多想法就纯粹了起来。
　　去年，我像一个疯子一样拼命啃书，经过统计，这一年我共看了八十三本书，距年初的一百本目标，差了十七本。今天，我将这八十三本书放在了一个上面写着嘉士力早餐饼的大纸箱中封存起来作为我存在的证据。并且写此文，献给2011年我想谈谈读书和我这个不靠谱的人的一些观点。由于观点比较杂乱无章，所以干脆拟定一个更不靠谱的标题我想做个好人。
　　闲言少叙，正文如下：
　　在我看来，读书从来都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从我的经验来谈，如果我把一本书看做是必须在单位时间内完成的任务，那读书就是件非常要命的事情。确切的讲，阅读应该是一种习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阅读还应该划入好习惯之列。
　　当然，任何一件事都不能用绝对这两个字来概括，有时候，阅读一些坏书反倒会使人更加愚蠢，人们犯傻的方式很多，比如满脑子里都是些致富学如何做男人如何做女人之类的人，就很难变得聪明。但如果能够健康的运用阅读习惯的话，我估计也没什么坏处，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好处。
　　在这里，我要明确一点，读坏书的坏很多，读好书的好很少。据调查，中国人的每天平均读书时间约为四分钟，比爱爱的时间还要短，如果在去掉读坏书的时间，估计也就是个打喷嚏的时间。从这个数字我欣慰的看到，即使人们不阅读只爱爱，八成也不会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是可喜的成就，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跨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所以，我很想为这四分多钟的意义欢呼，可是，作为一个还读点书的人，却又觉得笑不出来。不禁要问，读书真的就那么二吗？
　　恐怕答案是肯定的。读书不光有点二，甚至还有装逼的嫌疑呢。这一点很像中国人喝酒，一帮三教九流围着一张桌子混侃，如果你初来乍到，必定要喝一杯，以示尊重。如果你说你不能喝，便会有人大声嚷道你不给大家面子，这时候你就显得非常的二，如果你说，我一会儿有事我戒了之类的话，理论上，就属于装逼。中国人厌恶差异化甚至超过厌恶自己的敌人。在我们的圈子里混，你凭什么和我们不一样呢？
　　所以，有时候我会不情愿的认为，人的生存价值就是要符合自身的角色标准，一个圈子要你成为什么，你就必须成为什么。如果你不喜欢，就会有很多人指着你骂大街，你还不能还口，因为你一旦还口，一大套的说法便会扑面而来，搞得你招架不了几分钟，就抱头鼠窜了。别不信，你随便到哪个网络论坛里走一遭，就基本上明白我到底在说什么了。
　　因此，很多有自知之明的人，免得横遭不测，干脆保持低调。我记得崔健几年前的那张《给你一点颜色》专辑里有句歌词是这样写的红色黄色和蓝色，分别代表人的心，身体和智慧，如今这三个颜色统统被泥土盖了起来，就像眼前这个社会大酱缸。
　　老崔是个愿意把话说透了的人，在一个普遍缺少爷们的时代里，老崔的歌永远象征着勃起的力量。我喜欢崔健胜过喜欢所有的歌手，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老崔不装乖，也从来没声称自己是个处男。在一片爱情买卖的叫卖声中，老崔光着膀子喊到太阳照常升起。
　　很久以前，法国人托克维尔走访美国，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论美国的民主》，我刚开始看这本书。作为社会学的权威论著，我现在才开始看，算是补课。书里有很多观点让我有拨云见日之感，放在当代，一点也不过时。比如，托克维尔在讨论政体的时候，使用了各自重要性和全体重要性这样的词语。
　　实际上，美国的民主政治原则，无非就是在无休止的协调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相互的制约中，不使任何一方占有绝对的优势。如今哪哪的都嚷嚷着创建和谐社会，在托克维尔看来，矛盾共存才叫和谐，而统一思想这类的鬼话，无非就是群体强奸个人的借口罢了。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是一句最经不起推敲的格言。自古以来，人民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恐怕就是到菜市口看杀人。杀掉谭嗣同时，人民欢呼，杀掉路易十六时，人民也在欢呼。大众心理学家说，大众是没有智商的，不管杀掉谁，永远不缺的就是看热闹的人民。可以说，嗜好暴力的，不仅仅是萨达姆和本拉登，还有一个最难对付的对手，他的名字叫做人民。
　　群体意识的形成，把社会变成了酱缸，打破一个酱缸的方法就是革命，革命后又形成一个新的酱缸，酱缸革命酱缸革命。恐怕这他妈的就叫做历史吧。各自重要性和全体重要性，当托克维尔提出这两个理论时，我真的佩服的五体投地。
　　而对于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酱缸体系的社会中，又哪里去寻找什么各自重要性呢？今年八月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老外，他说了很多他的认识，他说中国缺少反叛文化，反倒人们却情愿去追捧垃圾，作为中国人，我很不认可他的观点，但当时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去辩驳他。
　　《南方周末》在一篇讨论当代民谣歌手的境遇时写道他们曾经是想在一群好孩子当中做一个坏孩子的人，如今却想要在一群坏孩子中做好孩子。这句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所谓反叛，无非就是在好孩子和坏孩子之间来回跳跃罢了。很多很多的观念都在潜移默化中变味了。
　　二十年前，被人包养的女孩被骂做破鞋，十年前被包养的女孩被叫做情人，而现在呢？甚至包养已经开始影响人们的婚姻观了。男人们可以毫无顾忌的对女人们大谈自己的猎艳史，女人们也可以直接说出自己的物质要求。
　　不管是二十年前，还是现在，人们似乎总是摆不正爱和欲的位置，不是用道德大棒把人砸死，就是拿媚俗的论调把人恶心死。如今，当道德标准陷入最尴尬的处境时，反叛文化？不就是让我去做一个好人吗？
　　当群体亢奋时，个人的冷静叫做消沉、软弱、不进取、虚无主义，但群体麻木时，个人的亢奋又叫做嚣张、极端、唱反调、没事找抽。总之，群体意识下或群体无意识下，个人的独善其身，不是被孤立，就是被打压。请别告诉我媒体是改变这些的办法，在我看来，媒体如果不做坏事，客观报道，就阿弥陀佛了。
　　你每天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骗人的医疗广告，你是愿意相信呢？还是不愿意相信？如果我不相信这些，你又如何说服我去相信媒体的新闻？如果媒体肯收不良广告商的钱打虚假广告，又有什么理由不收某些人的钱去颠倒黑白呢？
　　常常看到这样的报道，某某记者被人群殴，记者为什么被殴打？你能说这是个正常的事情吗？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记者，远比考个记者证难的多。同样道理，别以为做个好人容易，在利益和良知的斗争中，好人往往是第一批被干掉的。
　　几天前，我写了一篇关于韩寒的日志，当时我只想说说教育的操蛋，可是回头想想，操蛋的又不光光是教育，而是一种群体性暴力，十年前，韩寒被标榜为一个坏孩子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十年后，在看看韩寒，又是多么的一个有爱心有良心关心弱势群体的青年呀。
　　韩寒变了吗？恐怕没怎么变，依我看，变得最快的是这个社会的认知，社会的认知总是翻脸不认人，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在以经济为硬指标的中国，道德风向标转的比电风扇还快。如果你经济水平堪忧，又想尽快走出生活的泥沼，你便会知道，做个好人有多难了。
　　所以，我已经懒得去听什么摇滚乐了，听了三千多张唱片，除了愤怒以外，带给人的是一片空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做摇滚的那帮人是多么的可笑，和我以前一样，拿着一面理想的旗子，自以为可以插满山头。
　　可到头来，连自己能否生存都成了问题。当初想做坏孩子的人，一转眼变成了好孩子。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他妈个什么玩意儿。反叛？在这之前，有谁考虑过如何避免被强奸吗？如果谁有这个办法，我就跟着他搞反叛文化，否则，我就呆在床上看世界名著，明年我要看一百本，后年再看一百本，二就二吧，装逼就装逼吧，又有谁真的在乎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