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将磨洗认前朝

　　公元746年，即唐玄宗天宝五年，李隆基感到有点忙。这位多情皇帝忙忙碌碌的原因，是由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李林甫和杨玉环。这一年，唐帝国的内阁负责人李林甫忙着给他的政敌韦坚和李适之罗列罪状，以便更为稳固地掌握手中的权力，而那位被文人雅士千古传唱的杨玉环，则在触怒李隆基后，又迅速回到了他的身边，成为其一生之中最重要和最难忘的伴侣。
　　尽管长安城朝廷之上腥风血雨、宫廷之内分分合合，但是这种热闹与喧嚣，对于地处成都平原东北角的罗江县银匠王远来说，连浮云都算不上，因为他压根儿就没听说过。王远需要养家糊口，谋生的途径就是为当地官府铸造运往长安的银饼。
　　租庸调制度兴衰
　　唐代，白银尚未堂而皇之地进入流通领域，因此其货币形制也没有官方规范，基本上是依照当地银匠的铸造水平和模具样式而定，有长方形的笏形银铤，也有类似运动员比赛时抛掷铁饼的圆形银饼，当然，大部分是既不方也不圆的坯料式白银物件。王远铸造的银饼在目前已发现的唐代白银实物中，已属于相当规范的类型，不仅饼体四周浑圆，而且边缘处有整齐的隆起，颇为类似古代方孔圆钱的外廓，其铸造之精整、设计之考究，绝非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西安附近何家村出土的大批唐代银饼可比。当然，王远的手艺再好，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他铸造银饼所用的白花花银子，是靠一堆一堆的铜钱换来的，而这些铜钱则是乡野小吏挨家挨户收上来的税，叫做租、庸、调。
　　著名的租庸调制度，其基础是均田制，它们是隋、唐两代在农村地区广泛推行的赋税政策和土地政策。
　　活跃于李隆基之后代宗、德宗时期的陆贽，曾对租庸调制度有一个非常概括的说法，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这种赋税政策迅速地推动了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李隆基统治时期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然而好景不长。在开元盛世的无限风光之下，租庸调制度却逐渐受到自上而下的破坏。唐政府的各级官吏发现，将实物赋税转换成货币赋税非常有利可图。以银匠王远生活的罗江县为例，如果基层税吏要求农民将庸、调所应缴纳的绢、绵、布、麻等转换成铜钱，那么这些实物应该折算成多少铜钱，显然不会由农民来定价的，这其中的高低差价自然就进了税吏的腰包。
　　大唐王朝最高统治者李隆基的奢华生活需要银子，内阁负责人李林甫卖官鬻爵喜欢银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杨玉环也离不开银子，因此将庸、调本来应收的实物转换成银钱的折纳之事已十分普遍，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变造制度。
　　银饼失而复得
　　炉火熄灭，银饼铸成。王远的工作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由唐政府委派的税收监督专知官张和李德两位大人命令手下将银饼过秤，验明重量后再找錾刻师傅，将一系列按照朝廷章法必须标明的事项刻到银饼表面税银上缴地，罗江县；上缴时间，天宝五年；税银性质，庸调银；重量，四十两；税收监督官员，张、李德；银饼铸造者，银匠王远。事毕之后，派人将包括这块银饼在内的税银启程押往大唐京都长安。
　　长安城内的宫廷大戏还在继续。李林甫赢得了政治斗争的胜利，他的政敌或被贬或被杀。杨玉环重获恩宠，一骑红尘为了博得贵妃的笑颜，再次奔波在岭南至长安的千里驿道之上。在大唐王朝的农村地区，百姓却既没有胜利的喜悦也没有幸福的笑脸，只能在统治者的层层搜刮之下的苟延残喘。
　　九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长安城屡经兵火，国库里的金银珠宝散失一空，银匠王远铸造的银饼也从此下落不明。
　　一千两百多年之后，这块通体被黑色氧化银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银饼，被国内一家知名拍卖机构印上了图录，但是无人问津。两年之后，它再次出现在同一家拍卖公司图录上的时候，遮盖在银饼表面的包浆已被刮削得干干净净，露出了长达二十四字的铭文。海内外目前唯一被发现的反映唐代租庸调制度的四十两重白银实物，终于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