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自述适合我的营养和气候

　　为什么我知道得比别人多？换句话说，为什么我这样聪明？这是因为，我从来不去思考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从来不去浪费自己的精力。例如，我从未体验过宗教方面的难题，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是有罪的。同样，我也不明白悔恨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悔恨这种良心发现是不值得重视的。我做事从不后悔。我做事要考虑到价值，尽量避免不好的后果。而造成恶果后，人们往往不能正确看待自己做的事情。在我看来，悔恨是一种邪恶之眼；有些事情，正因为它造成的后果不太好，我们更应该去维护它，这样才符合我的道德观。上帝、灵魂不朽、拯救、来世，这都只是一些观念，而我对这些观念根本不加注意，从来没有为它们花费时间，甚至在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就是这样也许在这一方面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孩子。我对无神论的了解，并非是作为某个事情的结果，而是出于我的本性。我生性好奇，太爱怀疑，过于自负，因此，任何简单粗略的回答都不会让我满意。对于我们思想家来说，上帝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粗略的回答。从根本上说，上帝只是对我们下达了一道粗暴的命令：你们不许思考！
　　我对营养问题更感兴趣，我认为它在拯救人类方面要比任何一种神学奇迹都更重要。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提问题：为了获取最大的力量，为了摆脱道德教条的束缚，我们应该怎样注意培养自己？在这一方面，我个人的体验糟透了，因为过了那么长时间我才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德国文化的毫无价值，它所提倡的理想主义，也许可以解释我在这一方面为什么如此迟钝。这种文化一直要求我们忽视现实，去追求那些所谓的理想目标，而它们本来是应该被怀疑的。应该承认，直到年纪很大，我吃的食物都是十分糟糕的。而厨师和其他基督教同伙则将其称为无个性化、无我、利他的食物。如果要把一个人弄成营养不良者并破坏他的胃，这种食物就足以达到这一目的。德国人的烹饪有些什么东西？16世纪威尼斯食谱所谓的餐前汤；煮得索然无味的肉；将油脂和面粉混在一起煮的蔬菜；已经变质变硬的面点。此外，在正餐后还要大量吃肉，不仅古人，现代德国人也是如此。现在我们知道德国人的智力为什么这么差劲了：由于这种有病的肠胃，我们可以说，德国人的智力是消化不良的，无法消化任何东西。英国的饮食跟德国、法国不一样，有一种返回自然，也就是返回野蛮状态的味道。但它还是不太适合于我的本性。对我来说，最好的烹饪应该是彼特蒙的。我不能喝酒；只要喝上一杯，就会打乱我一整天的生活。而住在慕尼黑的人，情况跟我正好相反。我很小就认定，喝酒抽烟不是好事情，年轻人最初是尝试一下，到后来就成了一种坏习惯。十分奇怪的是，喝少量的酒会让我灰心丧气，而一旦大量饮酒，我的行动就如猛虎添翼。到了中年，我变得更加不能喝酒，但我并不劝告所有的人都去戒酒。其实喝水也可以达到与喝酒同样的效果。对于饮食，我还有一些可说的：一顿吃得多一些，要比吃得太少更容易消化，这是因为，要消化良好，就必须让整个胃都发挥作用，因此，一个人对于自己能吃多少，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在两顿饭之间不要喝咖啡，因为咖啡可以让一个人的心情变得很糟糕。茶也只能早上喝，少喝一点，但要泡浓一些；如果茶水太淡，可能对身体有害，对心情也有不好的影响。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评判饮食的标准，不过总起来说，变化不会太大。如果天气让人不适，最好也不要喝茶，而去喝一杯可可，要浓一些，但应是去了油脂的。只要能够不坐，就尽量去活动；只有在户外自由活动中产生的思想才是值得信赖的，只有能鼓舞你的肌肉活动的思想才是值得信赖的。所有偏执行为可能都是产生于我们的内脏。我曾经说过，经常坐着不动，这是一种罪过。
　　营养问题跟气候、居住地密切相关。一个要干大事情的人在这一方面很难有多大选择。气候对于身体机能活动影响极大，一个人如果在选择气候和居住地方面出现差错，可能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以至于抱憾终生。气候不适宜可能导致他缺乏足够的动物活力，无法获得一种欢快的自由，无法对自己说：只有我才能够完成这个。一旦内脏被麻痹，一个天才可能会变成庸人，变成德国式的人物。只有德国的气候才能使强健的内脏变得衰弱。随着身体机能活动的变化，一个人的精神也会跟着变得轻快或沉重；可以说，精神只是身体机能活动的一种形式。我可以列出许多大思想家住过或正在住的地方，这些地方大都气候干燥，他们住着十分安适自在。例如巴黎、普罗文斯、佛罗伦萨、耶路撒冷、雅典等，这些地方的情况说明，天才人物必须依靠干燥晴朗的天气，也就是必须依靠身体机能的快速活动，依靠不断为自己获取大批能量的可能。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本来是很了不起的，智慧超群，但由于居住在气候不适宜的地方，变成一个眼光狭窄的专家和畸形变态人。如果不是疾病迫使我运用理性思考问题，我也会落到同样下场。长期在外行走，我已经有了很不错的观察气候的能力，从都灵到米兰这一段不长的路中，我都可以感受出空气湿度的变化。因此，想到一个情况我就感到后怕：直到最近十年，我都是在不适合自己的地方生活，其实我早就应该离开这些地方了。像瑙姆堡、普夫塔、胡利吉亚、莱比锡、巴塞尔、威尼斯等，都不适合于我的体质。如果说我对自己的早年生活没有留下什么愉快的印象，那并不是道德方面的原因，例如说我缺乏友谊；实际上直到今天我都缺乏友谊，但我并不感到不愉快。我生命中不幸的真正原因，是对于生理状况的无知；而这又是由所谓的理想主义造成的。由于这种理想主义，我一度迷失本性，去当一个语言学家，搞什么专门性的东西，而脱离了我本该从事的真正事业。没有任何一位医生或其他专家向我指出这一真正原因。在巴塞尔时，我花费的全部精力，我每天的工作日程，对我的非凡能力来说都是一种极大浪费。那时我缺乏一种敏锐的自傲，将所有的人都看得跟我一样，似乎处于无私状态，忘记了我与别人应有的距离，现在想起来很难原谅自己。只是在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我才开始反省自己，发现这种理想主义之荒谬。正是由于疾病才让我走向理性。
　　看哪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