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国内主要矛盾转化与国有企业新使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报告立足于新时代的基本国情与历史定位，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判断和认识，这一判识不仅明确了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及战略目标，同时为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
　　随着社会生产水平以及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演变，基于新时代下凸显出的新问题、新情况、新需求，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重新做出了内涵更为丰富的结论性判断。新时期的社会矛盾在延续需求与供给对立统一的认识的基础上，将重点转为着力解决发展中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即从需求侧与供给侧两方面发生转变。
　　需求侧方面的新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始终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定为最高目标，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重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新时代下人民的需求结构与层次呈升级态势，在基本民生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拓展至精神文化、政治生活、生态文明、公平法治和共同富裕等方面，其内涵呈现多元化、多面化、多层化的特点。需求的品质层次不断丰富，由生存型需求逐渐转化为发展型需求；对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品类、数量和质量的多样化、个性化、便捷化和精细化的诉求变得尤为突出；公民意识、政治意识、公平意识逐步增强，对于公共政策、法制建设表现出更高的参与意愿。
　　供给侧方面的新判断。就社会主要矛盾的供给侧来看，国家治理直面的难题由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转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而导致矛盾转换的关键因素是社会生产力水平虽然有大幅提升，但依旧处于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新时代下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体现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间的不平衡，囊括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以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不平衡等结构性失衡问题。发展不充分主要体现在生产力发展不充分和资源利用不充分两方面，具体表现为创新发展能力不足、民生领域发展不充分、实体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仍需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等，这种新制度、新产能、新动力和各种市场要素的不充分发展将直接抑制党和国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能力。不充分发展问题是我国在实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新矛盾，加之发展观不科学、体制机制不合理等因素催化，加剧产生了发展不平衡问题。发展不平衡对有限的发展资源在强势和弱势的社会主体间的分配带来了消极影响，致使弱势端的社会主体的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新时代下国有企业发展的新内涵
　　国有企业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跑者，是推动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推动发展迈入历史新时代的强大助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矛盾、新征程和新思想，赋予了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新使命、新任务、新担当。
　　新使命：为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当前党和国家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时代下，国有企业依旧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里占据主导地位，是巩固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主体地位的支柱力量，是党和国家执政兴国、维护政权稳定的重要基础。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国企强，则国家强。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要求党和国家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通过发展国有企业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实现公共服务和设施均等化、缓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从而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新任务：着力解决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出当前我国社会进步和发展阶段有所提高，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已从绝对短缺变为相对短缺背景下的发展偏差与发展短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依旧是经济发展的矛盾，国有企业自身活力发挥不充分也属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范畴。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求我们改变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由单一关注生产规模数量升级为重视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其中，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突击队和生力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努力破解产能过剩、发展质量低、创新能力弱等问题，努力弥补市场失灵，为全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新担当：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下，应当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政治中的角色正逐渐由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变。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具备发展世界一流企业的基础条件。目前中央企业分布在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业务拓展至能源、高铁、电信、核电、电网建设等领域。除极少数民营企业外，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主要是我国大型国有企业。但我们应清楚认识到，国有企业在发展中仍存在供给质量与效益不够高的问题，盈利能力、价值创造和技术创新等核心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与实力雄厚、技术先进、规模庞大的西方大型跨国企业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为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提升综合国力，国有企业应当将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迈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endprint
　　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国有企业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做出了明确表述。社会主要矛盾是国有企业确立今后发展目标的基本依据。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其实质一方面是提高发展的效益和质量，另一方面是重新定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满足人民多元化、高水平的生活需求，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国有企业应将去除产能过剩、优化资源配置、弥补市场失灵、引导创新发展、增强国有经济活力作为重要抓手。关于新时代国有企业发展的几点政策建议如下：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切入点是推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因此，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新确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职能，由管企业为主转变为管资本为主。着力优化国有资本布局，规范国有资本运作，健全权力和责任的监管机制，防止监管过程中出现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等漏洞；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实现市场化经营；优化国有资本配置，合理安排国有资本的清理退出、兼并重组及创新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一方面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提升竞争力，另一方面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通过逐步清理转变破坏市场公平的规定，合理放宽行业准入限制，防止市场垄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等方式，调动民营经济的积极性，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协同发展，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世界级制造业集群。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国有企业的带头作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清晰地聚焦于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为化解结构性失衡的矛盾，必须着力以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来克服区域、城乡、经济结构、供给消费、投入产出、收入分配、人文生态等方面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国有企业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应主动有所作为，着力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资源配置，扩充优质供给。为此，国有企业应积极摆脱产能过剩的困境，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低效资产加大处置力度，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深度加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带动作用，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提质增效，大力提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质量和效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形成引领效应。
　　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力军作用。一带一路的实施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搭建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桥梁，助推中西部地區与东部地区之间缩小经济发展差距，极大地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上，国有企业一方面由于肩负着服务国家战略的重大使命，另一方面由于在技术、人才、资金、品牌、经验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所以必须积极承担起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力军和先行军的责任。国有企业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拓展国际化业务，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方式，与沿线国家开展范围更大、层次更深、水平更高的区域合作；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城市为支撑，共建中蒙俄等陆上国际经济走廊，使相关产业布局向沿线地区倾斜，增加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机会；必须发挥主力军的作用，积极要求民企紧密联系国有企业搭建的合作平台，合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培育一批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在全球产业发展中拥有话语权的中国企业。
　　（作者系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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