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影响下的洛阳唐代女俑

　　所谓胡风，是指胡族、胡人的风俗习惯及风尚、风格。胡人是我国古代中原汉民族对北方和西方异族的通称。先秦典籍中最早出现的胡是在《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据《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粤无铸、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东汉人郑玄注释：此四国者不置是弓也。胡，今匈奴。《史记匈奴列传》：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则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由此可知胡在战国时期特指的是匈奴。汉之匈奴，即先秦时的胡，原本是匈奴的专名。到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的概念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开始包括了匈奴系统和西域白种人两个层次口〕，这是因为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西域地区居民进入了汉人的视线，汉人把这些西域地区深目高鼻的西域人称之为胡。东晋时期的五胡十六国之五胡，应指的是匈奴、氐、羌、鲜卑、羯，遂有五胡乱华的说法，显而易见，胡人的范围已由北方逐渐扩大到西部地区。进入唐代，胡人有了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上来讲，胡人特指粟特人。粟特人在我国古代史籍中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等。《新唐书西域下》指出：粟特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日安、日曹、日石、日米、日火寻、日戊地，世谓九姓，皆氏昭武。他们碧眼、高鼻、肤白，其外貌特征明显与中原人不同；而从广义上来说，胡人是指西北地区的所有外蕃人，除北狄、奚、契丹、突厥等，还包括西边诸国的龟兹、疏勒、康国、安国、高昌以及稍远的大食、波斯、天竺等。
　　唐代，胡风盛行，这与胡汉相融合的李唐政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李唐皇室继承了胡族血统，坚持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的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和开放的民族政策，使唐代民族融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唐代城市聚集了大量的自魏晋以来就迁徙至此的西域人及其后裔，仅北方境外部族内迁的移民至少在二百万以上。其中，西域胡人中以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入住为最多。在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原州、长安、蓝田、洛阳等地都有他们的聚落，从西北辗转到太原、范阳等东北之地也很多。另外，李唐政府对外国人移居中国也做出了专门的优惠政策，规定归化中国的外来者，一方面具状送官府奏闻，一方面所在州镇给衣食并于宽乡附贯安置。同时，还免去了他们的十年税赋，这就更加吸引了外国移民，胡人蜂拥而至，移民社区纷纷成立，如登州的新罗坊，青州的新罗馆，敦煌、凉州的昭武九姓等。胡人远来，被朝廷视为外国来朝，为其提供了较为公平的生活环境，从而使西域胡人与汉人和谐共处。
　　胡人的到来，给唐代城市带去了一股强劲的胡化风潮。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对长安胡化现象是这样描述的：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人们吃的是胡饼、搭纳一类的胡食，穿的是翻领、对襟、窄袖的胡服；戴的是虚顶、卷檐、搭耳、浑脱等各式胡帽；喝的是高昌酿法的葡萄酒与波斯酿法的三勒浆；演奏的是天竺、龟兹、疏勒、高昌等乐；跳的是快节奏的胡旋、胡腾舞；玩的是泼寒胡戏以及马球等外来娱乐游戏。唐代洛阳诗人元稹在其《法曲》诗中所写的就是对这一胡化生活的高度概括：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胡服、胡妆、胡音、胡骑充斥于两京贵族妇女的社会生活之中。李泽厚先生说：在唐代，中外贸易发达，‘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云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及各种宗教。‘胡酒、‘胡姬、‘胡帽、‘胡乐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由此可见，以胡风为美的社会审美风尚，是初盛唐社会生活的最鲜明的时代特征。胡风吹遍至大唐的每一个角落，渗透于唐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还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
　　洛阳作为大唐帝国的东都，在武则天时期曾一度超越长安成为帝国的都城神都。这里居住着大量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来移民，如平定突厥后归附唐朝的突厥贵族，有来自朝鲜半岛的百济与高句丽的降附贵族，还有中亚粟特地区的许多贵族和具有一定数量的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外国僧侣、外国留学生。不仅如此，洛阳还是著名的商业都会，城内有丰都、大同、通远三市，吸引大量胡商纷至沓来从事贸易活动。由于胡商众多因而城内有不少波斯胡寺、胡祆祠、祆神庙等。也许正是这种胡族习俗、异国文明、宗教文化与大唐本土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的影响，才使得长期受礼教熏陶的汉族农业文化犹如注入了一种强心剂，不但让唐人在氣质上大有胡气，而且在立法上也颇富胡风，体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蓄的大气派。于是，生活在这礼法薄弱的胡人社会的女性，自然获得了比任何封建时代女性都要多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也享受着更多的自由和不拘。她们不仅拥有参政、治国的自由，而且还能够骑马、游春、踢球，甚至可以与男性同席饮酒、互赠诗词等，彰显出唐代女性主义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可以说，妇女思想开放在唐代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因此，在此历史背景下，唐代的审美观因胡风浸染而由魏晋时期的崇尚纤瘦变为崇尚健硕丰腴，一反汉文化中以阴柔为妇女典则的传统，透露出胡族女性活泼、无拘无束的性格。从洛阳出土的众多带有胡风气息的唐代女俑中，我们可以窥其一斑。
　　1。绿釉帷帽骑马女俑（图一）
　　通体施黄绿釉。女俑面庞丰满，柳眉细目，头戴帷帽。上身穿窄袖襦，外罩半臂，下着曳地长裙，足登尖头靴，端坐于马上。
　　帷帽是一种统称，凡是以纱或布帛类的柔软材质，缀于笠檐或宽边帽檐的周围，其长度只将脸部遮住，不超过肩部，用来遮蔽风沙等的帽子都可成为帷帽。其实，帷帽的本体是席帽，据王叡《炙毂子录》记载：席帽本羌服，以羊毛为之，秦汉革毛以故席。女人服之，四缘垂网子饰以珠翠，谓之韦（帷）帽。而垂缀在帽檐或笠檐的柔软材质，则称为帽裙，因此帷帽又称为长裙帽。
　　关于帷帽的源始，据《晋书》卷九七《四夷传吐谷浑》：其男子通服长裙帽或戴幂离。《魏书》卷一百一《吐谷浑传》：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罗幂为冠，亦以缯为帽。那么，帷帽产生的原因应与幂离相同，皆是因遮护颜面以防风沙侵袭而衍生出来的首服，只是幂离的网帷很长，可以遮蔽全身，而帷帽的帽裙已缩短至颈部，相对于幂离而言简洁轻便。因此，帷帽是由吐谷浑传入中原，传入的时间约在北朝末年、隋代初期。
　　帷帽由西域传人中原，渐被中原人所接受，尤其是对于那些需要走出深闺，露身于间巷衢路的中原妇女来说，更是求之不得的。《旧唐书》载：武德、贞观之时，官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幂离，虽发白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咸亨二年又下敕日：‘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帷帽，逐弃幂离。从此，遮蔽唐代女性容貌的人为篱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除，女子带帷帽递相仿效，浸成风俗，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则天之后，帷帽大兴，幂离渐息。中宗即位，官禁松弛，公私妇人，无复幂离之制。帷帽的兴盛无疑是受胡人礼法观念淡薄的影响，特别是则天时代，女人当皇帝，更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礼教的极大冲击。到了开元时期，帷帽又被靓妆露面，无复遮蔽的胡帽所取代，唐代妇女服饰审美观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
　　图一这件女俑头上的装束正是唐代女子集幂离和帷帽于一身的形象（缺笠帽帽檐四周的网状织物），这种来自胡人妇女的装扮，颇受唐代妇女的喜爱，佩戴起来使人显得端庄贤淑，楚楚动人。唐代女子摒弃了障蔽全身的幂离，而改用拖裙到颈，渐为浅露的帷帽，是妇女服饰史上的进步，也是审美文化史上的进步，而这一进步显然应该归功于这个不拘礼法而崇尚风流的时代。
　　2。三彩胡服女俑（图二）
　　女俑头戴浑脱锦绣帽，身穿红色大翻领小袖上衣、绿色小口裤及红色软锦靴。通身施三彩，釉色鲜亮，形神兼备，不但具有唐代女性的那种阴柔之美，而且还增添了几分阳刚之气，更显英俊潇洒，是唐代妇女崇尚胡服的真实再现。
　　众所周知，胡服不是专指一个民族的服装，而是对包括波斯、突厥、回纥等游牧民族服装的总称。早在战国时期汉人已把胡服引入到兵服中，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后经两汉至北朝，胡服已被编入宫廷朝服与常服。隋代贵贱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冠也；靴，胡履也。进入唐代，李唐王室更是胡化颇深，喜欢做胡族装扮，甚至明文规定除非祭祀节日，天子与文武百官一概都以胡服作为常服。至此，胡服风靡天下，达到极致。贞观时，长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相对于款式、花色比较传统的男装而言，女装则更能捕捉到时代的流行节拍，特别是在政治等级和社会礼仪方面相对有着严格要求的传统女装，胡服则显得较为宽松。同时，贵族妇女由对柘枝舞、胡旋舞的喜爱发展至对充满异域风情的胡服的青睐，则更进一步加速了胡服的流行。《旧唐书舆服志》云：开元末，太常乐尚胡曲，贵人馔御，尽供胡食，士女皆衣胡服。女装在胡风这一时代潮流影响下，或直接将胡服原样拿来为我所用，或将胡汉服饰文化相融合，从而创造出独树一帜、具有时代气象的女装款式。
　　唐代女子着胡服的标准式样是头戴胡帽，身穿圆领或翻领衣长及膝的小袖袍衫，下穿条纹小口裤，脚蹬软皮靴或锦靴，腰束蹀躞带，带下垂挂随身物品。其中的胡帽主要是指浑脱帽，多用厚锦缎制成，帽子尖顶，呈圆锥状，顶虚。传说浑脱帽的流行与初唐之长孙无忌有关。唐张麓《朝野佥载》云：赵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天下慕之，其帽为‘赵公浑脱。赵公浑脱应该是用黑色羊毛织成的、像囊袋一样的帽子。长孙无忌戴浑脱帽而让天下慕之，缘于这种帽子样式的与众不同。浑脱帽帽饰式样众多，有的帽子周身织有花纹，有的镶嵌有各种珠宝，有的还带有上翻的帽耳，上饰鸟羽，有的帽顶缀有铃铛等。然而，胡服的流行式样随时代的不同而略有所差别，如武德、贞观年间流行波斯样式的妇女大衫；高宗永徽后流行仿吐火罗的长裙帽；天宝初年，以穿着龟兹的半臂、窄袖和波斯的披巾最为时髦；而安史之乱后，随着回鹘人的增多，回鹘衣装回鹘马成为风尚。如图二这件三彩胡帽女俑，从头到脚都展现出受胡风的影响：卷檐胡帽搭配窄袖衫、小口裤、软靴。这种从上至下全身的胡服装扮，在武则天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风向标，尤其是无复遮蔽胡帽的盛极一时，让唐代女性靓妆露面，打破了出门不得露面的封建传统礼教对妇女的束缚，使得女性的自然天性和社会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体现出大唐妇女在其性别意识上的开放性与积极性。
　　3。彩绘骑马男装女俑（图三）
　　俑头戴黑色幞头，黑眉朱唇，身着粉色翻领窄袖紧身衣，翻领上饰花纹，腰系黑带，足穿黑靴，双手作牵缰状端坐于马上。
　　在封建社会，男女不通衣服是古训，女着男装被认为是不守妇道。然而，在唐代这个礼法颇具胡风的时代，社会风俗得到极大的改变。妇女们已不再满足于隔纱观望的帷帽，而是要去掉纱罗，丢弃帽裙，靓妆露面，甚至穿胡服、戴胡帽，女着男装，表现出史无前例的开放与张扬。女着男装首先盛行于宫中。据《新唐书五行志》记载：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羅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随后这种风气波及到民间，人们竞相效仿，蔚然成风，成为普通妇女的服饰。
　　唐代的女着男装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宫廷女官与仕女着男装。女官多为戴长脚幞头，穿圆领窄修缺胯袍服，脚着乌皮靴。革带插有记事版牍（笏）之类的记事文具，以证其职份。其衣冠、束带及靴都极为讲究，犹如一彬彬男子，风度翩翩。第二种：宫女侍从着男装。宫女着男装的形象较为多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戴幞头，穿圆领和折领窄修缺胯袍衫，腰系蹀躞带，带下挂承露盘（囊）；一是梳双丫髻或裹软巾，腰束蹀躞带，带下也垂挂承露盘。承露盘有祈求天佑赐福之象征意义，作为一种吉祥物，尊卑一致。第三种：贵妇侍女的男装。侍女头梳双丫髻，着圆领缺胯团花袍服，束带小口裤，足着乌靴。团花是袍服衫上的独有纹饰，极富异域特色，人们可以依据团花形状、花色的不同，来辨别其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及其身价的尊卑。其中，幞头是唐代男装中受胡风影响的典型代表。幞头形成于鲜卑族所建的北周时期，北周武帝改进了本民族的帽子，将整幅的布帛裁出脚用来包裹发髻。经过隋代的发展、定型，到了唐五代时期越发兴盛，成为男子常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盛唐时，幞头顶部多为圆形，中唐则呈现为直尖形，幞头角也由初始的软且下垂逐渐演变成以丝弦、金属丝等为骨架的翘脚、直角等硬脚。同时，其花样繁多，有武家样、武家诸王样、英王样等。另外，此时的缺胯衫在旧式鲜卑外衣的基础上，参照西域胡服改革而成，明显吸收了胡服的特点，袖子窄小且较为贴身，并且为了行动方便，衫子的两侧被分叉到膝盖处，故称缺胯衫。
　　女着男装在唐代非常普遍。《旧唐书舆服志》：开元初，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有学者依据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卷五于阗国其俗妇人祷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异的记载，认为唐代女着男装是模仿西域于阗妇女的行为表现。于阗国男女同服，鲜卑与于阗相同，亦是男女同服，而李唐皇室与鲜卑胡族渊源极深，因而唐代妇女女着男装的行为，明显表露出受鲜卑胡人崇尚母权、尊重母权的母系地位的影响，是鲜卑族女高于男、男女同服的母系社会心态的延伸反射，其目的在于彰显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
　　4。彩绘打马球女俑（图四）
　　女俑身穿翻领外衣，脚蹬长靴，骑跨骏马，左手挽缰，右手握拳，从其姿势来看应是手执球杖侧身俯击。虽然她手中的球杖已丢失，但人们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马球运动的激烈氛围。唐代诗人王建《官词》的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正是对宫廷女子打背身球的最好诠释。
　　马球起源于波斯，是一种马上击球的游戏，太宗时传人黄河流域的长安，是长安胡人的日常娱乐活动。封演在其《封氏闻见记》卷六对其有所描述：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日：‘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蕃疑朕爱此，骋为之。到了中宗时马球运动已是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在唐太宗的影响下，许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军队将士也都纷纷加入到打马球的运动中。玄宗以后，宫廷球风日益炽盛。僖宗更是技高一筹，自诩若应击球进士举，必为状元，可见其技艺之精湛。
　　唐代官城及禁苑里多半筑有打球的場地，譬如长安官城北的梨园球场、大明官的内东内苑、洛阳城的文思球场等。除宫廷球场外，许多达官贵人也都在自家建有专门的球场，如德宗时的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在长安永崇坊家中的白建球场，文宗时翰林学士承旨王源中在太平坊家中的白建球场等。与此同时，一些富豪子弟也纷纷加入其中。唐人李廓所作的《长安少年行》中长拢出猎马，数换打球衣一句，正是唐代青少年从事马球运动的真实写照。可以说，唐代打球风气之盛，在我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当然，这一流风所及也影响到了唐代妇女的日常生活，她们与男子一样也成为马球运动的狂热追捧者。她们策马挥杆，驰骋角逐于马球场上，其英姿勃发、神采飞扬的生动形象，散发着豪迈奔放的时代气息，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道亮丽风景，因而常常被多情的诗人用浪漫的诗歌形式记录下来。如唐代诗人沈俭期在《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写道：今春芳苑游，接武上琼楼。宛转萦香骑，飘飘拂画球。附身迎未落，回辔逐傍流。只为看花鸟，时时误失筹。诗中的画卷跃然纸上：宫女在飞奔的马背上挥杖击球，运马回旋，技艺娴熟，但却不免被身边的花鸟所吸引而分神失球。
　　相比于男子马球，女子马球则显得较为柔弱纤美，其中宫廷中那些宫女们的马球比赛，主要是表演给皇帝权贵看的，为王公贵族助兴，具有十分浓厚的观赏性和审美性。《全唐诗》中就有许多关于唐代女子打马球的描述。譬如，王健的《送裴相公上太原》：千群白刃兵迎节，十对红妆妓打球，张籍《寒食内宴二首》：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逐飞球。唐代女子翩然于马上挥杆击球的飒爽英姿尽入眼底。然而，由于马球运动的激烈性，很容易造成人身伤害，因此，唐人创造了一项适合女性的类似于马球的驴鞠运动，颇受妇女喜爱。
　　纵观洛阳出土的唐代女俑，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造型多样，制作精丽，极富特色。就其艺术风格而言，它熔铸南北，不但继承了北方原有雕塑艺术浑厚雄健的艺术风格，而且还融入了南方雕塑艺术中清新柔润的特点，使其既有别于两汉时期的古拙质朴，又异于魏晋时期的清新飘逸，更不同于宋元时期的精致工丽，达到了写意的审美特征与融会贯通的表现手法相结合的完美与成熟。特别是那些受胡风影响的女性形象，更是惊艳绝伦，美不胜收。匠人们用极富现实主义的手法把唐代的丰功伟绩和唐人自信自足、舒展自由的情趣，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弘扬着唐朝太平盛世富饶、开放的时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