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敦煌文献述略

　　收藏概况及主要来源
　　天津博物馆藏敦煌文献350卷，是国内最重要的收藏机构之一。藏品大部分为爱国实业家周叔弢先生旧藏并捐赠。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随着封闭数百年之久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道士王圆箓意外发现，沉睡其中的公元411世纪的珍贵写本、印本、经帙、佛画以及其他文书约五万件惊现于世。藏经洞一经开启即屡遭劫难，英、法、俄、日等各国探险家纷至沓来，觊觎并将其中所藏珍贵文献劫掠瓜分殆尽。其中英国斯坦因（A。Stein）、法国伯希和（P。Pelliot）、俄国奥登堡等人，将绝大部分弥足珍贵的敦煌古写本佛经、经帙、佛画以及其他写本劫掠至海外，以至陈寅恪先生有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无奈概叹。直到1909年，在国人的呼吁下，清政府才电令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何彦昇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京，责令敦煌地方政府清点藏经洞所余写本，尽快押运来京，交由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保存。1910年，藏经洞中剩余的文书终于运抵北京，然而到了京师之后，押运官傅宝书、武相臣等并未立即将这些珍贵文献移交学部，而是将装满写本的大车运到了何彦异之子何鬯威家中。何鬯威伙同其岳父李盛铎以及刘廷琛、方尔谦等人，将其中精品分别据为己有，又将长卷一裂为二以充其数（这是传统说法，据荣新江研究，认为：其时李盛铎、刘廷琛均在学部任职，他们在这批文献运到学部后盗取了部分精品。见于《李盛铎藏卷的真与伪》，《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对其进行了再次劫掠。
　　李盛铎（18581937年），字椒微，号木斋，江西德化人。1889年中殿试一甲第二名（榜眼），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任国史馆协修。曾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京师大学堂总办。1898年署理使日钦差大臣。回国后历任内阁侍读学士，顺天府府垂，署理太常寺卿，考察宪政大臣。19051906年任驻比利时钦差大臣，获英国剑桥、牛津两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09年回国。1911年2月任山西提法使，11月晋布政使，12月署理巡抚。后袁世凯聘其为总统府政治顾问，历任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参议院议长等。1920年以后，李盛铎退隐寓居天津，不问政事。李家累世藏书，且多有秘籍。编有《木犀轩书目》《木犀轩宋本书目》《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德化李氏行岌书目》，其藏书题记由后人编成《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关于李盛铎生平，参看张玉范《李盛铎及其藏书》，《文献》第3辑；收入《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郑伟章、李万健《李盛铎与木犀轩》，《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苏精《李盛铎木犀轩》，《近代藏书三十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李盛铎本人精通版本目录学，因此其所得敦煌文献多为佛经以外之四部典籍、景教文献及公私文书，数量、质量均堪称私藏敦煌写卷第一家。李盛铎对于自己收藏的敦煌文献非常珍爱，极少示人，但晚年因涉官司，藏卷始由子女分次售出，其中有部分写卷为爱国实业家、收藏家周叔瞍购藏。
　　周叔弢（18911984年），原名逞，生于扬州，祖籍安徽至德（今东至）。祖父周馥曾协助李鸿章拓展洋务，在天津创办新政，后官至两江、两广总督。周叔家学渊源，幼承庭训，酷爱书籍和传统文化。1914年迁弢居天津，随四伯父周学熙经营纺织、水泥等民族工业，同时访求古籍、研究版本、关注购藏古写本文献。23岁时曾得到清官旧藏《寒山子诗集》，遂以寒在堂为斋名。自此，矢志不移蓄藏古籍善本图书和古写本文献，积累了丰富的收藏和鉴定经验。他学识广博，考订精详造诣高深，是继晚清瞿氏铁琴铜鉴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和陆氏萌宋楼四大藏书家之后的又一大家，其藏书总数在四万册以上。1981年，周叔弢先生将自己毕生所搜集的敦煌文献256卷（包括一部分非敦煌所出的传世本写经和日本古写本《文选》残卷）悉数捐赠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今天津博物馆前身），加上其于1952年捐赠的原清官旧藏的北宋治平四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共计257卷，成为天津博物馆最重要的一类馆藏文物（除敦煌文献外，周叔弢先生还将毕生所藏九百余方古玺印以及包括石涛《巢湖图》等在内的古代书画精品全部捐赠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其所藏并捐赠的敦煌文献，会同馆内旧藏共计达350卷，已于199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七册）全部刊印。
　　馆藏敦煌文献的特点和价值
　　天津博物馆现藏敦煌文献350卷，其中周叔弢先生收藏并捐赠256卷，其余为历年征集、购买所得。这些文献内容涵盖丰富，既有经、律、论等佛教文献，又不乏社会文书、俗文学写本等。时代跨度上起北魏，下至宋代，跨越六七个世纪之久，其中纪年经卷中最早的为南朝（梁）普通三年（522年）《大般涅槃经卷第四》卷，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研究敦煌学、佛学、社会史和艺术史的重要资料。
　　历史文献价值
　　馆藏敦煌遗书包括汉、藏文佛教经卷、道教经卷、社会文书、古籍、俗文学写本等，其中以汉文佛经写本的收藏最为丰富。经部文献中大乘佛教的主要经典几乎均有，据初步统计，其中首题或尾题完整的就有四十余种，共计二百余件，唐和五代的《妙法莲华经》就有六十余件，并且十七品本与二十八品本均有实物。《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有二十余件，并且有武周时期写本，距离译经完成时间不过四十余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馆藏有隋、唐、五代时期写本二十余件，《大般涅槃经》有隋唐时期写本15件，《佛说佛名经》有隋、唐、五代、北宋写本四件；《维摩诘经》有唐、五代写本15件；《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隋代写本三件。除上述常见佛教经卷外，还有一些是《大藏经》失载后佛教典籍，十分珍贵。例如五代后周显德五年佛说水月观音经，此经未见《大藏经》收录，但五代和西夏时期的敦煌壁画中屡屡见到描绘水月观音的题材，经王惠民先生研究，认为是一部大经中略出的，这一全新发现已被选人方广鲳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为研究佛教史和思想史增添了新资料。另一件佛为心王菩萨说投陀经，首尾齐全，保存完好，全长916厘米。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原据斯坦因劫掠的同名写本，编入第八十五卷，然后所据底本远不如我馆所藏本完整，后日本临川书店编辑出版《禅学古典籍丛刊》时弃而改用天博藏本。北齐天保九年（558年）《羯磨》卷，纵26，5厘米，横742厘米，是馆藏佛教律部文献中最早的写本。羯磨是僧团按戒律规定，处理僧团或个人事务的议事法则。该卷后有北齐题记：天保九年九月廿五日比丘法慧敬造羯磨供养愿愿从心，是敦煌写经中唯一一例有北齐跋语的羯磨经。隋开皇十三年郑颋写《禅数杂事下》卷，是讨论佛教信徒必须遵守的仪轨规则的重要典籍，各藏均为收录。在该卷题记中，经生、校经僧、教士、学士等都一一署名，周一良先生考证教士之称于别处未常见，疑该职为隋代所独有。
　　在馆藏的一些古代写经中，保留了经尾部的完整署款，如唐咸亨三年（672年）《妙法莲华经》卷，经尾题记中包括年代、抄写者、用纸数、装潢手、初校、再校、三校和四位详阅以及监督者的署名，格式极其严谨，是标准的唐人写经题记。因完整地记录下当时佛经抄录、校对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馆藏敦煌遗书除数量众多的佛经典籍外，还有世俗文学写本和社会文书，是研究俗文学和敦煌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例如唐《曲子词》卷，纵26。1厘米，横394厘米，是在《维摩诘所说经卷下》的背面以楷书墨笔录曲子词14首，连写不分阙，有朱文断句。曲子词是敦煌文书中可用于歌唱的诗歌体作品的总称，属于俗文学的范畴，是研究中国文体变革的宝贵资料。如此之长的曲子词在敦煌文献中较为少见，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唐咸亨二年（671年）沙州胡萨坊口户长胡文达牒，纵26厘米，横24厘米，是初唐时期的重要社会文书，反映沙州（治所在敦煌）城内胡萨坊口户长胡文达向上级申报坊内外来番户动迁的情况。胡萨坊是中亚和西域各国人口来敦煌聚居地区域，胡文达牒中所申报的番户，从贞观二十年（646年）至咸亨二年（671年），在胡萨坊口居住达25年之久。该户牒既是唐代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的珍贵物证，更是中外人员互通，文化互鉴交融的明证。此外，有翟奉达题记的《大目犍连变文》、昙旷撰《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均具有重要文献历史价值。
　　书法艺术价值
　　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但留存至今的南北朝、唐人书法墨迹极少，日常所见多为碑碣墓志和摩崖石刻的拓本，或名家墨迹的摹本，而敦煌遗书中众多南北朝、隋、唐、五代经生体书写的佛经，几乎完整记录下由南北朝经隋唐、五代到宋汉字书法的演变过程，是研究中国书法演变的宝贵第一手资料。前述北齐天保九年（558年）《羯磨经》卷，隶楷结合，捺笔很重，书体精美，墨色浓匀，十分珍贵。隋开皇九年（589年）《大楼炭经第六卷》楷书中带有隶书笔意，可以探知书法史上隶书向楷书过渡的轨迹。隋开皇十三年郑颋写《禅数杂事下》卷纵27。3厘米，横450厘米，有乌丝栏，楷书，书体精美，墨色浅匀。隋大业四年《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七》，已经脱离隶意，楷书结构疏朗有致。唐天宝十二年（753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字体丰腴娟秀，运笔方正稳健，是典型的盛唐楷书范本。唐朱墨《法华经义疏》卷，以草书写经，在敦煌写经中较为珍贵，是研究草书发展的重要资料。唐咸亨三年（673年）《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卷，纵28厘米，横770厘米，现存楷书《妙法莲华经》四段四百三十行。纸本，有乌丝栏，书体工整劲秀，墨色浓匀，堪称书法杰作。卷尾有题记咸亨三年五月二日经生田无择写用纸廿二张等十二行完整题记，是极珍贵的书法艺术珍品。
　　这些珍贵的写本，作者虽非书法史上的名家，然而字迹多工稳清秀，完整留存了当时的书体风貌和书写形式，是研究古代书法史、书体流变的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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