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五种苏常侍造印度佛像

　　善业泥，是佛教徒为方便供佛而创造出的一种佛教造像形式。它是将澄洗的泥压入小型模范中成像，经高温烧制而成。因为唐代有此类造像背后有大唐善业泥，压得真如妙色身铭文，故而得名。善业泥在北魏时期已经出现，迄今所知，有明确纪年最早的善业泥为西魏大统八年（524）扈郑兴造三佛像。西北大学在1982年基建时曾出土过几件隋代善业泥残像，但总的来说善业泥在唐之前并不普遍。从初唐开始善业泥制作兴盛起来，究其原因，除了崇信佛教之风极盛，信众争相制像以表达虔诚外，还因为唐初铜料主要用以铸钱、铸镜，其他一切器物，能避免用铜者概不用铜。用泥造像取材容易，工艺简便，便于大量制作。目前发现的唐代善业泥主要集中在唐长安城故地西安地区，其他地方少有发现。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善业泥数百件之多，这些善业泥与铜、石佛像一样，有着鲜明的时代风格，是研究佛教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实物资料。在众多唐代善业泥中带铭文的数量不多，因而较为珍贵，苏常侍造印度佛像便是当中的一类。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十余件苏常侍造印度佛像，分为五种样式。
　　式：一佛二菩萨像（图一）
　　长8。6、宽8。6、厚1。3厘米。此像为灰陶质，略呈半圆形。正中释迦螺形高肉髻，面型丰满，身着袒右肩式袈裟，左手指地作降魔印，右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在束腰叠涩方座上。佛头后有双重圆形头光，身后有一方形靠背，边饰联珠纹。两胁侍菩萨头戴花冠，薄衣贴体。在主尊佛与左右胁侍菩萨之间，上下各有一佛塔。像上部布满花叶，两侧饰莲枝，像座下角有侧身行走的狮子。座下排列7行小字，为四句偈语，文曰：诸法从缘生，如来说是因，诸法从缘灭，大沙门所说。此偈语为佛教中的法身偈，又名缘起法颂。有多种译文，文字略有出入。它是佛教根本教义所说四圣谛中苦、集、灭三谛的偈语。佛像背面有铭文14字：印度佛像大唐苏常侍普同等共作。14字铭文仅此一款，余下四款均12字铭文，文字内容相同。这是苏常侍造印度佛像中体量最大的一款，此像质地细腻坚硬，纹饰清晰精致，应该是由铜范模制，是善业泥造像中的不可多得的精品。
　　式：一佛二菩萨像（图二）
　　长6、宽6、厚1。1厘米。构图与I式相近，半椭圆形。佛着袒右肩式袈裟，右手结降魔印，左手置膝上，结跏跌坐在方形莲座上。两胁侍菩萨，身体呈S形扭动。佛与菩萨均为双重椭圆形头光，座下阳刻法身偈，字迹不清。两侧各有一花树，花叶布满佛像上部，背后有12字铭文：印度佛像大唐苏常侍等共作。
　　式：一佛二菩萨并立像（图三）
　　长6。1、宽5。7、厚1厘米。像中佛、菩萨三尊并立，均是宽肩细腰，紧衣裹体，头后双重椭圆形头光。两则各有一花树。座下法身偈依稀可见，背后有12字铭文。
　　式：多宝佛像（图四）
　　长6。3、宽6。3、厚0。9厘米。半椭圆形，分三层，最上层，中间一坐佛，两侧各有一佛塔；第二层，三佛并坐，中间主尊左右各有一胁侍菩萨；第三层，四坐佛，均圆形头光。绕像一周饰以忍冬花草纹，背面有12字铭文。
　　式：菩萨立像（图五）
　　长6。3、宽5、厚1厘米。半椭圆形，青灰色。菩萨身材丰满，薄衣贴体，左手侧举，双腿分立，头后有圆形头光，头光上部有华盖流苏。两侧各有一塔一树，下角有侧身蹲踞的狮子，背面有12字铭文。
　　铭文中的苏常侍、普同为造像之人。常侍为唐代内侍省官名，正五品。据陈直先生考证，苏常侍可能是杨思勖。《旧唐书》卷第一百八十四宦官杨思勖传中记有，杨思勖本姓苏，罗州石城人。为内官杨氏所养，以阉从事内侍省。预讨李多柞功，超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开元十二年，以军功累加辅国大将军。后从东封，又加骠骑大将军，封虢国公，开元二十八年卒，时年八十余。
　　1958年西安市东郊出土杨思勖墓志，为开元二十八年刻，志文云：公讳思勖，安祐之，罗州石城人，其先扶风苏氏中宗朝自七吕拜光禄大夫，加内常侍。与《旧唐书》中所记相符。杨思勖笃信佛教，曾在开元十二年十月为谢封虢国公之恩，在光宅寺七宝台内刻石弥勒坐像，并附有虢国公杨花台铭并序，此即有名的宝庆寺石雕之一，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如果此说成立，那么苏常侍造印度佛像的时间应在中宗神龙三年（707）李多柞协助李重俊发动政变失败之后的几年间，因为不久杨思勖又擢迁为左监门卫将军。
　　值得注意的是，善业泥像的铭文特意点明印度佛像，表明此佛像与印度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制作善业泥的风俗传自印度。据唐义净法师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中记述：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絹紙，随处供养；或积为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销散。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又复凡造形像及以制底，金银铜铁泥漆砖石，或聚沙雪。当作之时，中安二种舍利，一谓大师身骨，二谓缘起法颂。其颂曰：‘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要安此二，福乃弘多。这里所说的拓模泥像就是善业泥。从上面这段文字看，这种拓模泥像堆放在一起，外面用砖做成佛塔，其作是奉献佛塔的。在造泥佛像的时候，为了增大功德，通常把大师身骨，即高僧的骨灰，掺入泥中，或者把缘起法颂的四句偈，写在佛像上。在式、式、式的苏常侍造印度佛像中均有缘起法颂，与义净法师记述正相吻合。
　　其次，从佛像的造型来看，着袒右肩式大衣、螺发、丰满宽厚肩膀的造型，以及贴身大衣不刻衣褶纹，仅在衣领部及腿部稍刻划边缘线作以装饰的手法是传自印度笈多时代（约320600年）萨尔那特的佛像样式。佛像身后带方形靠背的金刚宝座也是萨尔那特佛像上常用的。据史料记载，唐代高僧玄奘大师、朝廷官员王玄策都曾从印度带回佛像的实物和模本。玄奘在贞观二十二年（648）移住长安慈恩寺，修筑了大雁塔以收藏从印度带回的佛经、佛像。
　　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中的记述：大帝以法师先朝所重，嗣位之后礼敬愈隆。中使朝臣问慰无绝。亲施绵帛绫绵前后万余段，法服纳袈裟等数百事。法师受已皆为国造塔及营经像，给施贫穷并外国婆罗门客等。随得随散无所贮蓄。发愿造十倶胝像。百万为一倶胝。并造成矣。应该注意的是，发愿造十倶胝像已造成的记述。以百万为一倶胝计算，十倶胝共为一千万尊，这个数字有可能被夸大，但玄奘大师完成了一项大规模的造像工程应无疑问。如果是造泥质模制的善业泥，其制作简便且成本低廉，是比较容易完成的。从文献与实物资料也似乎也可以得到佐证，清道光十九年（1839）刘燕庭在慈恩寺内发现善业泥，后为鲍昌熙摹入《金石屑》，此为善业泥著录之始。黄濬《尊古斋陶佛留真》收录善业泥拓片数十品，其卷上有吴勖斋题跋云：唐善业泥像，出长安城南雁塔下，寺俗耕地，往往得之。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慈恩寺遗址大雁塔附近仍出土过善业泥，其中就包括苏常侍造印度佛像。因而日本学者萩原哉认为，这些善业泥与玄奘法师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可能是他以印度佛像为样本所做的十倶胝像。
　　实际上，苏常侍造印度佛像不仅限于慈恩寺附近出土，其他地方也有发现，如西安文物保护考古所就藏有礼泉寺遗址出土的苏常侍造印度佛像。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苏常侍造印度佛像均为征集，式、式、式是1954年西安市玉祥门外西北建筑工程局送交，、式为1952年西关空军渭河一队送交。20世纪50年代西安西郊曾有过大规模基建，玉祥门外与西关都处于这一范围，这些善业泥可能是基建中被发现。因出土具体位置不详不便作考证，应该与唐代寺院遗址有关。
　　苏常侍造印度佛像无论是否为玄奘发愿所做的十倶胝像，它都与印度佛教文化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唐代中印佛教文化交往的重要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