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山居笔记新版自序原文及赏析

　　《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我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
　　在总体计划上，这本书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那本书中的我，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例如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
　　这些问题如此之大，当然不可能轻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读者用当代生命去感触和体验。这便构成了《山居笔记》的基本内容。
　　稍稍年长的读者应该记得，这些问题在十年前公开谈论并不方便。当时，哪怕是给清朝统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评价，把民间金融业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太平天国运动，或者在不设定唯心主义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维系社会管理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称赞科举制度，都会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说打破时限大谈流放、小人、围啄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现代联想的命题了。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当时敢于发表这些文章的《收获》杂志。至于我本人的勇气，则来自十年浩劫间对民族苦难的切身感受和反复思考。这种思考，开始于浩劫初期可怜父辈的牢狱骨灰，延续于浩劫中期军垦农场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故乡山屋的寂寞岁月，又回味于浩劫过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严冬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我也随之获得了生存的尊严。既然一切都来自于苦难，我问自己手中的笔：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从考察和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时空印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汉学界。那么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们毕竟避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有充裕的时间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了国际学术标准，在科学性、宏观性上远超干嘉学派的考据水平。但在十年前，国内学术界要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分艰难，甚至直到今天，虽有一些专着流传到大陆，仍然不易见到那些以散篇形式发表于专业杂志间的各项具体研究。海内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里贪婪补课。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山居笔记》硬伤的先生直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某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根据，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已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资料存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我当时为了钻研资料栖居一处设备简单的集体宿舍叫曙光楼，因此有了山居的说法。
　　现在回想起来，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立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粹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
　　写完这本书后，我又写了一本人生随笔，然后进入文化考察的又一个新阶段，即驱车数万公里逐一拜谒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一路历尽危难，却从未退缩，因为我在陌生的异国荒原上找到了返现中华文明的方位，时时校正着国内考察时的各种感悟。我把《山居笔记》的续篇，写到了开罗的死城边、耶路撒冷的小巷口；海湾和南亚沙尘覆盖的大炮下。在那里才明白，即便走遍中国也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因此经常与同行的伙伴们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除台湾尔雅版的繁体字版外，这本文汇版的简体字版已印了三十五万册，我亲自从读者手里买得的盗版本有十二种。经常看到有人在报刊上否认目前盗版的严重事实，批判反盗版是炒作，我便特地编撰了《盗版二十六例》置之《霜冷长河》精装本卷首，其中选印了《山居笔记》的不同盗版本封面八种，使文化盗贼们无可抵赖。谁知这些年趁我远行历险，他们在国内闹成一团，无非是想用诽谤遮盖盗窃，连当年翻云覆雨的黑影也拉出来了。对他们当然不能再用规劝的办法，因此把本书初版的代序撤去，其他地方也有一些相应的改动。正该取笑他们没有把手中的偷盗物细看一番：文明和邪恶不可混淆，历史和法律不容侮弄，恰恰是本书的内容。
　　2001年11月3日
　　山居笔记读后感
　　读余秋雨的《山居笔记》有许多感触：感于他对历史文化的独到见解；感于他对现代文化的责任感；更感于他文章里所散发出的深情大度的光彩。
　　《山居笔记》这部书写作历时两年有余，余秋雨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多年来他边走边想，边想边写，在追求真理、热爱文学方面，他是毫不吝啬的。按照他的话说就是全书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
　　他还说，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言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粹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我折服于他的这种治学严谨的作风，这种境界早已超越了文字本身。从《天涯故事》里，我知道了鹿回头，那清澈而美丽，无奈而凄凉的鹿的目光其实是那一双双闪耀着渴求生命光彩的眼睛，他们从遥远的地方投过来，穿透了时空，一直走进我们的心灵。
　　如果不是天涯海角，不是绝壁死谷，不是生命被逼到了最后的边界，那么目光不可能这样执著。从战国开始，那些历史的片段强烈地吸引着我，特别是余先生谈到的海南历史中的女性现象：洗夫人、黄道婆带来的整个中原大地的兴旺繁荣；从这里走出去的宋氏三姐妹，带着海南强劲的浪潮，成为女性的骄傲。女性文明派生并推动了家园文明，苏东坡、李光他们是泪涔涔地来，却在家园文明里破涕为笑；海瑞、邱浚他们虽然是气昂昂地走，却放不下这里的家园文明，终究乐极生悲
　　《十万进士》是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余先生将科举以来的考场好好地嘲弄了一回，一种巨大的不信任，横亘在考场内外，古代如此，当今亦如此。通过余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才知道枪手一词原来有其悠久的历史。从枪手看智慧，从纵横的历史轨迹中，发现原来早在唐朝就有了极大的市场，没想到有名的诗人温庭筠竟然是一等作弊高手，而且是远近闻名的。看来，面对考试，无论是怎样的形势和内容，古人和我们今人其实都存有诚惶诚恐的心境，这真的是一种无奈。鼓噪不如沉默，息谤得于无言。读余秋雨的文章，我终于有了这样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