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中加入一点目的性就可以让工作更充实

　　埃里克米尼克尔（EricMinikel）和索尼娅瓦拉巴（SoniaVallabh）夫妇都是博士生，为了研究一种罕见的遗传疾病，他们放弃了自己原本的职业。这种病已经夺去了瓦拉巴母亲的生命，而且可能还会夺去她的生命。
　　安泰保险（Aetna）的首席执行官马克贝托里尼（MarkBertolini）曾辞掉工作，专心照料自己深受癌症折磨的儿子，后来他将这段经验运用到对这家美国大型健康保险企业的管理中。贝托里尼说：生命短暂。他手上带着一枚象征死亡的黑骷髅戒指。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人们的工作动力来自于意义和目的。一个玩世不恭的人可能会说这些不过是极端个例，大多数上班族通常都是没精打采地走进办公室，既不知道除了每天贡献那么多时间，自己还为这份工作贡献了什么；也不知道除了按部就班地工作、按时领薪水以外，自己还能从这份工作中得到什么。
　　这种预设的嘲讽可以理解，但未免说得太过轻巧。
　　在企业营销人员的美化和宣传下，关于工作目的、价值和意义的声明总是有流于空洞的风险，就像大多数使命宣言那样。当这些空话碰上关键绩效指标和奖金目标，往往被这些严酷现实撞得粉碎。
　　BlueprintforBetterBusiness（我是这家机构的一名受托人）最近举行了一次会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SchoolofEconomics）的纳瓦阿什拉芙（NavaAshraf）在会上表示，企业行为如果与其宣称的理念不一致，空谈目标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研究表明企业员工如果将全部精力都用于应付这类说一套做一套的风气，就无法好好完成工作。
　　瓦拉巴和贝托里尼赋予工作的意义实在太过崇高，看起来似乎遥不可及。在某些文化中，类似把爱带到办公室这种美国式的浮夸言辞又显得过于荒唐，很容易格格不入，受人嘲笑。拜托，请不要这么激情澎湃，我们是英国人。
　　这类冷嘲热讽本身非常危险。愤世嫉俗者假定所有大谈目的的组织肯定都是在撒谎，或至少隐瞒了糟糕的真相。这会令企业退回到旧式的传统做法：在一个部门做一件无可挑剔的好事通常称之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借此暗示公司其他部门所有人，他们应该干好真正的工作。
　　在一次晚宴上，一家蓝筹公司的董事长的妻子曾斥责我，她的丈夫一直致力于实现严格的社会责任目标，却不能公布自己取得的进展，就是因为担心记者会穷追不舍，试图找出一件违背道德伦理的事情。
　　我并不接受这样的指责。企业需要一些怀疑，以阻止它们做出见利忘义的行为。如果它们制定了远大的目标，却做不到比如立志打造清洁汽车，却欺骗用来测量这些汽车有多清洁的系统会令那些制定了明确目标的企业更难取信于人。
　　不过，全然的不信任会妨碍企业采取使利润与宗旨相一致的初步举措。正如GrantThorntonUK的首席执行官萨沙罗曼诺维奇（SachaRomanovitc）在Blueprint会议上所讲，应允许企业领导人谈论进展不顺利的地方，而不会因此被击垮。
　　个人力量在推动工作目的性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瓦拉巴对《哈佛公报》（HarvardGazette）表示：我们很乐观，而且充满希望，我们相信自己正在推动世界前进。我们可以将精力投入到这里，而不用去推动那些我不喜欢的事情。母亲所罹患的大脑疾病就隐藏在她的DNA里，对病痛的恐惧驱使着她和丈夫去寻找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样激烈的鞭策去采取行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必要怀着自己的全部理想投入到工作中去。这甚至并不可取。全情投入到工作中可能意味着亏欠家人朋友。但认定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则是丧失理想、浑噩度日、自欺欺人（这一点是最可怕的）的安慰剂。那些对工作毫不在意的人，可能在家的表现会有所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
　　只要在工作中加入一点儿目的性，那种驱动瓦拉巴和贝托里尼去工作的目的，就可以让工作更充实，上班效率更高，而且听起来可能有些理想主义还会让企业和整个社会变得更快乐、更人性化、更繁荣。
　　对最好的工作应该有意义、或最好的企业应该有目的这样的想法冷嘲热讽，本身就像一种疾病，会蛀空对企业的信任，直到其彻底垮掉。人们应该与玩世不恭作斗争，因为贝托里尼说得对，生命短暂。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