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余华的苦难观，迷醉时是苦痛，清醒时是痛苦

　　《活着》：余华的苦难观，迷醉时是苦痛，清醒时是痛苦作者：来点君无数人的忧伤，使你与众不同。
　　我们目睹了，发生过的事物。
　　那些时代的豪言壮语，并非为我们所说出。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奥地利）里尔克《安魂曲》【零】
　　余华某次接受别人采访的时候，曾说自己很懒，所以写的作品不是很多；又说，所有伟大作家的作品，不管你写得多还是写得少，别人阅读的不过就只是一本或者是两本；既然如此，还不如把能够写十本书的精力和那种努力，放到五本书里面去，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干脆就少写一点。
　　1993年，余华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活着》，被张艺谋相中准备拍摄成电影，在他的强迫（强烈要求）之下，于是原本只有六万多字的小说得到再次扩充，后来又进行几次较为小型的修改，最终才形成现在大众所看到的成品长篇小说《活着》。
　　电影《活着》的上映不仅给张艺谋带来更大的荣誉，成为其电影代表作之一，并且让作为小说作者的余华也名声大噪，蜚声中外。随着长篇小说《活着》单行本的出版，其陆续被翻译成英、法、意、日、韩、荷等文字，由此开始传播到国外，并且屡屡在国内外斩获各种奖项达到十多种。2018年9月，《活着》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活着》不仅仅给余华带来莫大声誉，同时也给他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据统计，自从小说出版发行以来，其正版数量就已经达到2000万册。对于一本厕身于严肃小说队列的小说作品而言，这完全就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这样骄人的成绩，甚至连余华的好友，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都羡慕惊叹不已，用发自内心的妒嫉说：余华的书的数量少我一半，但影响力多我一半；希望自己以后不要写些可发不可发的作品。
　　我想，在余华的心里最符合他的那一本书，只有可能是这一本名叫《活着》的小说。【壹】
　　从前，有个叫福贵的人，原本是个富贵大少爷，由于沾染上吃喝嫖赌，偌大一幅家业被浪掷得一干二净。从此，一生的人生轨迹得到巨大改变。爹被气死在粪缸旁边，在他为生病的娘抓药的时候，本人又被抓当兵，等战争结束归家后，才得知娘早已病逝多年。灾难接二连三地到来，似乎不把福贵打倒誓不罢休。不久，妻子家珍亦病逝，儿子有庆也被拍马屁的医生过多抽血而死。你以为这样便结束了吗？不可能的。女儿凤霞生孩子又因为庸医导致大出血死去，女婿在工地上被两块板夹砸死。最终，剩下一个叫苦根的外孙陪伴着福贵，从此慢着，苦难仍在继续。时逢大饥荒，苦根却因过于饥饿，吃多福贵煮的豆子被无端撑死。幸福遥遥无期，唯有一头老牛陪着福贵度余生，看夕阳无限好。
　　以上，就是小说《活着》的梗概。它把人所有能够经历的苦难，全部集中在了这个叫做福贵的人的身上。所有最开始阅读这部小说的读者，都会惊讶于人生所饱受的种种苦难，从而被这个叫福贵的人所感动，情绪来得非常陡然，仿佛巨大的铁锤敲击在人的灵魂之上，心灵上空久久回响着命运的残酷性乐章。
　　当我们放下书本开始思考的时候，既震惊于主人公福贵的悲惨命运，同时也将会为作为作者的余华的冷漠与无情所愤懑而内心不快。然而，事实上这一切正是作者本人所期望达到的艺术效果。这种疏离感的形成，恰是余华所求得的一种必须的艺术手段。阅读者愈加愤懑的样子，愈会激发作者内心深处潜藏着的喜悦之情。毕竟，他的目的基本上已经达到。
　　余华是以先锋文学流派小说作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文坛上的。他们完全抛弃了中国小说惯用的传统叙述手法，开始全面向西方产生的各种文学流派靠拢，并且刻苦用心学习其中的文学作品，由此逐渐形成一股崭新的艺术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强调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性，强行剥离掉创作者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力，以免作品受到创作者的干扰失去自己原本的魅力。然而，这种强硬的做法却未免过于不近人情，造成的一系列后果就是，所有的作品看上去好像都来自于生活，却偏偏显得格格不入。
　　曾经有人根据余华前期创作的小说作品给予评价：余华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冰渣子。固然说，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本身，但是当创作者逐渐形成各种流派之后，这样那样的种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必定会影响到文学作品本身。这种力量的作用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说到底，它们在传播过程之中是相互传递的，也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根本不会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分毫。
　　余华是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开始转变自己的创作理念的，慢慢地由先锋回归到现实。不知是不是他自己也慢慢地意识到了前期小说中的自己的那种蛮不讲理的强横状态，已经形成了恍若顽疾般的那种给予人心理上难以承受的生硬感，所以才逐渐开始做出调整与改动的。这种改变是循序渐进的，并没有一蹴而就。或许，这正是余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创作者而表现出来的积极行为和道德感。
　　不久之后，小说《活着》从天而降；当然，我这样说是故意为之。对于《活着》的创作源头，余华曾经讲述过原因：
　　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正是从《活着》开始，余华渐渐脱离了文体上所显示的先锋文学特性，从曾经充满了暴力和血腥的残忍认知范围里冲破而出，慢慢地靠拢向现实主义，并且专心致志地提取里面丰富的营养和精华，用亲切的姿态俯下身体让自己能够更加接近民间话语，萃取一段又一段更为适合当下自我的表现形式。事实上，在《活着》之后，余华又接连创作了《许三观卖血记》《兄弟》，都是比较真实地贴近于他理想之中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作品。【贰】
　　在这里为什么要强调理想之中呢？因为说到底，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现实主义是来自于余华用文字创造出来的；如果用稍微准确一点的语言描述的话，余华的所谓现实主义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模仿现实主义，或者说是虚伪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似是而非，恍若真实却偏离，似乎真相却迷离。这种所谓的现实主义是缥缈而模糊的印象派作品，看上去如此光鲜亮丽，然而却不可细细琢磨。
　　我们在阅读小说《活着》的过程之中常常会感觉到一股巨大的震撼力，这种情绪的产生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有一点却又十分突出，就是小说使用第一人称来对故事进行详细地叙述，造成一种亲身经历般的感受。小说的叙述视角似乎永远站在我的角度上面，来对各种各样的突发性事件进行详细地描绘。这种第一印象仿佛烙印镌刻在阅读者的脑海里，尤其显得非常深刻，没有人会对这种叙述背后能够产生的影响表达出点滴的怀疑。
　　然而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如果再次仔细地考察之后便能够清晰地察觉出来，眼前所看见的这一切诱惑人的场面全部都是作者故意为之，其实是一种十分高明的障眼手法。为了阐明这一方面的作用，我们不得不从小说主人公福贵身上寻找到突破点。
　　《活着》在余华创作出来之初，就已很是明确地点出：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正是为了表现这个已经非常清楚的观点，作为创作者的余华在明面之上似乎使用了第一人称来描写自己的小说。通过一系列发生在主人公福贵身上的苦难，我们也的确知道了作者的目的。
　　虽然有一种说法叫无巧不成书，但是如果把这种太多的巧合聚焦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通常无法相信这个人是如此霉运，只能把这一个又一个降临到他头上的事件称之为意外，或者便是俗话中所说的命运。而如果过多的意外出现在某个人的身上，虽然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或戏剧，但也是有些差强人意的。如此就会造成脱离于真实的现实，反而成为一种虚假的幻象，只能存在于小说之中。这种看上去现实到虚假的真实，最终只能是模仿现实主义或虚无现实主义。它永远也不能铸就真正的现实，只能存在于作者所创作出来的模拟世界里面。它虽然能够呼吸，却永远不能睁开眼睛！
　　在这种模仿现实主义小说里面，似乎那种现实尤其显得真实，如果不去细加追究，不去探访隐藏在它内部之中的那些虚构成分，或者说是超级现实的画面与构想，也许它会是逼真的就像是现实一种。然而，毕竟它不是真实的现实，而是来自于创作者的理想现实主义或虚构社会主义，因为它们所反映的一切场景都太过于细腻，从而有些显得刻意到极致。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现象呢？因为作为创作者的余华表面上使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但是实际上真实的叙述方式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在这里，这个操控着一切的上帝便是创作者本人。正是因为这个仿佛隐匿不见的全能者，作为小说《活着》里面的主人公的福贵，才会独自承受着种种远远超出一个正常社会人所要负担的全部意外事件。
　　这一切不叫苦难，而是一种来自于上帝的惩罚。但福贵绝对不应该成为唯一的受难者！所谓的生命的苦难，在随着各种意外事件的降临之后，便逐渐开始变异散发出来一种腐朽的味道。
　　这种腐朽的背后，其实恰恰是隐藏在作为创作者的余华思想上的某种矛盾。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余华本身是作为先锋主义作家出现在文坛上的，在他的小说里面，他努力想要撇开自身在小说作品之中的干涉作用，想要努力保持住特别冷静的疏离感，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来当好小说的讲述者，决不夹杂丝毫半点的私人情感在其中。所以，在他的前期小说作品里面，那种冷漠的叙述者身份尤为突出，使其在阅读者眼里格外阴郁而残暴，是一个血液里带着冰渣的暴君式的人物。
　　余华的叙述笔调发生改变，正是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开始的。里面许多场景在他善意的笔触之下，对比他的前期作品尤其被衬托得温情脉脉。或许正因如此，有人评价说《在细雨中呼喊》的柔和程度和真挚厚度，在余华已经问世的所有小说作品里面是应该排在第一位的。至于被大家普遍看好的《活着》，除了其中吸引着阅读者目光的所谓生命的苦难，其实一无所获。难道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忍受并接受全部的苦难吗？【叁】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激烈的两极分化的审美效果呢？在这里，必须要谈一下余华经常被人所提到的与苦难有关的创作主题。
　　如果我们阅读得够仔细就会发现在余华的小说作品之中，总是充斥着大量的苦楚、灾难和悲悯的人生世相，作为叙述者的余华反复来去就像鲁迅笔下的人物祥林嫂一样，围绕着这种种生活的本相喋喋不休。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余华是如此迷恋着这些，所以他才会让自己笔下的人物，总是浸泡在血泪之中，饱尝世事艰辛之苦，肆意畅写死亡厄运之书。
　　对于来自于生活却又远远要高于生活本身的苦难而言，在融入余华所创作的小说作品之后，往往会被其中人物本身自动赋予双重涵义：一是源于现实境遇层面上的生存之难，一是呈示在灵魂体验层面上的存在之苦。我们有理由相信，世人皆苦这个理念应该渗入到余华的思想里，慢慢变化并成为他人生价值观中的一部分。世界就是此在作为存在者向来已曾在其中的‘何所在’，此在无论怎样转身而去，但纵到天涯海角也还不过是向之归来的‘何所向’。海德格尔有关此在的哲学命题，似乎为余华的小说创作主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苦难的呈现，它不仅仅是单一的个数，更是作为全部而存在于人类的生命基因链条之上。余华在小说《活着》之中太过于明显地去强调与苦难有关的那些事件，因为他太想要向能够接触到这部小说作品的阅读者证明：命运反复无常，人终其一生亦逃脱不了苦难的枷锁，这是人生的必然之宿命。
　　事实上，这里所有的一切原本仅属于自己的单一苦难，最后却都在汇聚起来之后，彻彻底底地强加在了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活着的福贵。在此处，我们实质上已经开始明白小说作者的苦心，他在缓慢展开的人生画幅里逐渐涂抹出来一条清晰的线条：福贵所饱受着的全部苦难其实就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在这里，福贵其实只是一个标准符号。这个符号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证明，苦难不仅在彼而且在此；并且它往往不是单一的个数，而是对准着所有人的全部，其早已潜伏在人类的生命基因链条之上！苦难从来不曾离开过我们。
　　然而，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其本身所注定的那些所谓的命定的苦难，对于我们有些漫长的命运而言，似乎显得有些单薄。如果人生的价值仅仅体现在人本身对苦难的忍受程度上，那么这样的人生要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是这般过于单纯的生命，似乎并没有任何需要为此而存在下去的理由及意义。
　　正是因为余华在其小说作品之中没有能够整理清晰这一点，从而让自己深陷于一种充满了虚无而荒缪的模仿现实主义的大坑之中，无法让看上去如此贴近现实的小说《活着》显得生气勃勃。如果当我们小心翼翼地剥离掉笼罩在《活着》身上的诸多光环，这些外壳已经阻挡了人们可以去用正确的目光检视，就能够很是轻易地发现：与湖南电视台每晚播放的那些充满狗血意味的台湾腔调连续剧相比较，余华在小说里面使用了太多的桥段，已经严重伤害到了作品的真实性及扩展性。【肆】
　　余华的写作理念来自于他的生活体验以及哲学观念，固然在写作过程之中使自己的题材大量取自于民间社会，能够痛快淋漓地用以表现出来生命的坚韧与宽厚。然而，这终究是一个不断地消释与融解的过程，民间人群所遭遇的苍凉和悲惨，将逐渐地被那些英雄主义者们所追求的所谓壮烈事迹湮没。死者永逝，生者徘徊。
　　在小说《活着》里面有一个细节，主人公福贵的那头老牛也被作者命名为福贵，最终陪伴着孤苦零丁一个人的老福贵度余生。我们无法知道在这里所表露出来的这个细节，到底是余华故意为之，还是来自于潜意识深处而不由自主地为之。而这一点却仿佛一个暗藏着的隐喻，最终指向：人如牲畜。这个错误的结论，仍然符合作为创作者的余华内心里坚持着的观念，也正是他在小说中所想要表达着的主题：生而为人，终究苦难；与其挣扎，不如忍受；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其探讨妇女问题的戏剧名作《玩偶之家》里，为我们引申出来了诸多问题，对于其中最大的询问焦点，即娜拉出走之后的一番关注，侧重点在余华和鲁迅之间是大为不同的；余华把自己的目光全部置放于娜拉出走这个基本事件之上，而鲁迅所想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会追问娜拉为什么出走这一个点，而且还要全面追究娜拉出走之后的最终结局。正是因为两个人的关注方向上的差异性区别，从而形成了对于同样的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在写作素材取舍上的巨大差异性。
　　以上只是一个浅显的比喻。或许，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尖锐性的问题，余华在自己的写作过程里也在慢慢地调整着目光殷切关注的方向。这个方向性的改变非常重要，它将帮助余华改变自己自以为已经抛弃掉了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从而变得更加中肯又显得平和，让自己脚踏实地地站在民间人群里面，既不会落落寡合，也不会超然出众，更不会十分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