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贺子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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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飞逝，1984年4月初，贺子珍就断断续续出现体温升高的现象，到了中旬，突然变成高烧，而且便血，结果又住进了华东医院。在医院医生们用很多药都没能把体温降下来。4月15日，李敏的丈夫孔令华正在辅导孩子们写作业，突然电话急剧的响起，孔令华一接电话，原来是中办来的，电话说贺子珍病重，请李敏全家马上到上海去。李敏听到这个消息，知道母亲的病情也是十分的严重，马上对丈夫说，母亲病重了，我们马上去上海吧。
　　孔令华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这时接他们去机场汽车已经来了，孔令华搀扶着李敏上了汽车。李敏早几年就患了心脏病和淋巴结肿大，此时也正在病中，听到妈妈病重的消息更是紧张，上了飞机，心仍然咚咚地跳着，脸色苍白，她为了减轻心中的痛苦，用手捂着胸口，竭力的使自己镇定下来。孔令华给她服用了治心脏病的药，安慰她不要过于担心，女儿冬梅也懂事的说，我姥姥会好起来的。
　　飞机到达上海后，李敏来不及听医生介绍母亲的病情，直奔病床前。这时贺子珍呼吸急促，两颊通红，消瘦憔悴，非常的虚弱，李敏俯下身子，刚想叫声妈妈时，贺子珍睁开了眼睛，当她看到女儿和孩子们都来了，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似乎在微笑。李敏俯身靠近母亲，轻声地说：妈妈您好吗？我们来看你了。贺子珍好像听到了女儿的声音，她看着女儿，深深的点了点头，她嘴唇动了几下，还用眼睛示意，站在李敏身旁的医生就是为她看病的医生。
　　贺子珍自从偏瘫后，说话就不太清楚，现在在高烧之中没有力气，说话更轻，看懂贺子珍的示意后，李敏向医生说了声谢谢。贺子珍的神志非常清晰，只是衰弱的很。这时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一家也从福建赶到了，他们接到居住在上海的女儿贺小平打来的电话，知道贺子珍病重，也马上赶来。贺敏学一来听说贺子珍高烧不退，立即建议服用安宫牛黄丸，这是危重病人退烧的良药。贺子珍服了药后，体温降下来了，并沉沉地睡着了，李敏这才放下心来，离开病房。
　　在以后的两天，贺敏学一家和李敏一家，天天去看望贺子珍，贺子珍退烧后神志清楚了，她看着身边的亲人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就都来了？她还让护士给外孙女儿冬梅弄点好吃的，大家一颗心放了下来，以为病情好转，谁知道这是回光返照。
　　18号的晚上，贺子珍的病情突然加重，体温两次升高，人又陷入昏迷的状态，医生们进行紧急抢救，李敏、孔令华等人通宵守护她。到了19号下午，贺子珍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微弱，心电图再也没有显示。贺子珍，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终于去了，享年七十五岁。
　　贺子珍逝世后，对于她的后事怎么办？骨灰安葬在哪里，中共上海市委不敢自作主张，请示中办，中办也有些为难，又请示了邓小平。邓小平说，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邓小平的话给贺子珍葬礼的规格定了调子。
　　1984年4月25日，向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的大厅举行。胡耀邦、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贺子珍的遗体安放在大厅中央，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四周簇拥着常青树和鲜花。遗体前摆着她的亲属贺敏学、李立英、李敏、孔令华献的花圈，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书记、杨堤、汪道涵、阮崇武，以及贺子珍的亲属、生前好友数百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人们怀着敬仰的心情在贺子珍的遗体前默哀、鞠躬，缓缓地绕遗体一周，向这位长征老干部告别。4月25号下午，贺子珍的遗体火化。随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到北京，贺敏学、李敏、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回到北京，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贺子珍的骨灰被运到八宝山后，一些未能去上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老大姐，都自动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贺子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些当年曾经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过的革命子弟，以及认识贺子珍的一些人和不少不认识的人也来了，向这位女红军战士表示了最后的敬意。
　　安放仪式非常简单，李敏把捧着的骨灰盒放在院子里的桌子上，大家围着鞠躬致敬，然后由李敏把它送进了一室。第二天，也就是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当天北京及全国各大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贺子珍逝世的电讯，并刊登了她的照片，介绍了她的歌。用简历最后做了历史公正的评价。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贺子珍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这位最早上井冈山的女共产党员，终于走完了她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含着微笑离开了人世。她为中国革命几乎流尽了身上最后一滴血，是她伴随着毛泽东一起度过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艰难的阶段，晚年的她为了大局，默默忍受个人的悲苦，过着孤寂的生活。然而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却镌刻着一个不朽的名字，她，就是贺子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