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纬张颖年薪百万之后，我7天内投过4000份简历

　　社交的重要性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很多人工作外的时间喜欢跟朋友一起聚会，吃饭，聊天。
　　但我从来就没觉得少或不社交会影响我早期投资工作的质量和最终成绩，所以我选择与大多数人保持距离。
　　除了频繁的一些户外运动，我更喜欢待在家里，通过高质量的书，纪录片和独立思考来提升和充实自己。这样蛮好。
　　这段话来自我最初翻看经纬张颖的微博最有感触的一段文字，同样这段话也曾被他置顶主页。
　　细细品读这段话，你可能会先将他贴上特立独行、理性、深度、思考者、独立思考、户外爱好者等这类的标签，或许这并不是评价一个人的最佳方式。
　　但现实当中的张颖先生的确喜欢独处，很少见他出席在公开的场合。这些年他个人也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品牌。
　　作为国内最顶尖的投资人之一，能被他接手的企业要么极具成长的张力，要么创始人本身有着鲜明的特质，就如同被他所投的博纳影业、口袋购物、理邦仪器、饿了么等一大批知名的企业一样。
　　今天的文章，分享的就是张颖一路走来的个人真实感悟。
　　初次被商业刺激到
　　我想真诚地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
　　先从我生命的第一天开始说起。
　　我1973年在上海出生。但我从来没有在上海住过，所以我也不会说上海话。
　　我父母都是上海人，我生下来就跟母亲去了山东泰安，她清华毕业后去了泰安制药厂，我父亲在新疆兵团做军医。
　　所以我生命中最初的6年，他们是分居的。后来因为出身、分配的问题，我们全家就搬到了安徽马鞍山。
　　在那里，父亲做医生、母亲做老师，大概是到我13岁的时候，我们移民到了美国。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是一个老外，因为我从思维逻辑、写东西的流畅性，再到阅读，基本上以英文为主中文为辅。其实我中文还是比较差的，只是这几年在中国适应的还可以。
　　现在大家都说要接地气，我想在这方面自己比刚从美国回来的那些人要好一些。
　　我在美国读的初三、高中、大学，从大二开始做癌症研究、在医院实习，毕业之后又做了三年有薪水的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员。
　　因为我是理科出身又做了医药，所以自己的思考逻辑也比较严谨。
　　我觉得自己在那段时间其实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你看不到的世界里很小的试管，每天提炼细胞、抽血、提血、提炼DNA，做软件帮助大数据分析，当初我的学科是生化跟数据分析的结合。
　　我是蛮喜欢这份工作的，但随后自己又开始想是否应该向商业靠拢。
　　这个想法其实是源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父亲是美籍菲律宾华裔的首富，你可以把他想象成类似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
　　他创造了几家公司，所以通过他，我能很早地接触到创业的节奏和生活的方式，当然他后来自己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投资人。
　　美国的教育模式是奉行穷养，我朋友的父亲虽然是亿万富翁，但我这朋友自己也很穷，开个破车。
　　我们做过一段时间室友，从上班到下班，每天呆在一起，彼此交流了很多。
　　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年轻，朋友的父亲正好又到了创业成功的爆发阶段，有自己的私人飞机。
　　这些，多多少少，从创业与投资上，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刺激。我的人生就是七三分的结果
　　我高中读的是林肯高中，这是我们旧金山最烂的高中之一：每天每时都有打架，墨西哥人打华裔，华人打华裔，越南人打黑人。
　　而越南人非常团结，三五个越南人就能把黑人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我们学校经常有警车不停地巡逻。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我们中国人是在这座金字塔的最底端，所以每天都要学会保护自己。
　　我又不太会打架，于是就只能多跟别人交朋友。
　　我跟黑人是好朋友，跟西班牙人好朋友，跟越南人好朋友，所以就没有人动我，有时候考试我还会帮他们。
　　现在回过头来想之所以自己当时能融入到不同的人群，跟不同的人交流，靠的就是善意，善意是互通的，我对这感触很深。
　　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怎么对待你。没有无缘无故就要对另一个人施加恶意的人，有的话，也是凤毛麟角。
　　其实每个人的一生大概都会有7到10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而你就要努力地做出正确的选择。
　　但即使你做错了选择，走了岔路，但你只要能快速地发现，并能够走回来，那还是不错的。
　　对于我而言，我的5到10个重大的十字路口，超过60都是被动选择的结果：
　　我父母选择去美国，不是我的决策；去西北大学是我的决策；后来我加入投资公司，他们硬逼着我回来北京，但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好，这也是一个被动的决策。
　　所以到今天为止，我自己觉得是七三分，70是狗屎运，30是我自己的一些主动选择或者能力。这是实话，就是七三分的结果。被架着回国
　　当我进入西北大学之后，这所大学所带来的最大优势，就是有很多优质的大公司会来校招。
　　因此我也得以机会进到了投行所罗门兄弟，这是一家当时非常有名的投资银行，但最后被花旗收购了，所以这个品牌也不存在了。
　　我加入了他们的高科技投行部，在那边做了两年。但那时正好是互联网泡沫最高的时候，于是我又去到了荷兰银行，我在荷兰银行待了一年。
　　我记得当时自己已有百万年薪了，但我一个案子也没有做。
　　其实这一点都不吃惊，当他们开始做投资的时候，基本上是投资的最高点，他们在最高点进，在最低点，最应该投资的时候，他们却解散了团队。
　　因为被解散了，所以我在一周的时间内，投了4000份简历。全部一样的内容，有时候会改一些，按照他们的数据库发给了投行、美国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
　　最后找到一家叫美商中经合的公司，地址正是在我老东家荷兰银行的马路对面，旧金山101街道的最末端。
　　于是我就过去中经合，正好那个时候我的恩师、也是启蒙老师刘宇环就在办公室。
　　他跟我聊了一会儿，便给了我一份工作。
　　我在那边工作了两年多之后，因为北京的办公室比较混乱，于是他们就想派一个信任的投资经理回国，把这个桥梁弄得更好一点，就这样我被架着回去了。
　　逼我回去的那个人是我们中经合的CFO，后来她也变成经纬的CFO。如今看来她是我的恩人。
　　其实当时我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尽早回国，我也不是一个很有创业头脑的人，自己离创业最近的也不过是在高中卖过一些东西，赚了一点点钱。
　　我当时说你真要让我回去，能不能把办公室给我留一年。当时她答应了，结果我走了两个礼拜，办公室就给别人了。做的第一个案子
　　就这样我在2003年7月回国了，在同年的12月我就投了分众，现在看来那完全就是狗屎运。
　　其实这个案子的过程很简单，当时我看到一个电梯里的广告，因为我知道国外已有这样的模式。
　　所以我就跟左凌烨（经纬中国合伙人之一），一起找到江南春。在完全没有深度思考的情况下，就是碰到运气投了它，没想到最后分众上市了。
　　之后我们又投了3G门户、爱康国宾，这为我们以后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所以我说那个时候完全是狗屎运，个人能力在其中可能只占一成的关系，当然这跟那时的投资机构数量很少也有关。
　　就这样我们走到了2007年，当时我和邵亦波、徐传陞、左凌烨、万浩基他们一起做了经纬。
　　2008年经纬正式创立。
　　现在已经投资了超过320家公司，每年大概投80多家左右，投资风格也比较凶悍，不管是我们对经济周期的思考怎么样，我们就一直投得比较猛。
　　哪怕2014年10月份，我们说会有一定的泡沫，那个时候我想提醒我们所投的公司早一点融资、早一点准备过冬、早一点把行业的竞争对手灭掉。
　　但别人怎么理解这个事情，觉得我张颖搞阴谋论，觉得我要把价格压下来，再借此投资，这些话我也都听到过。
　　但我觉得这是市场高看了我，因为我自己都不相信有那么大的能耐，能说市场低潮就瞬间把市场变成低潮。
　　也不会因为我发了一封给所投公司创始人的信，新的创业者来见我，就主动把估值降低了
　　但这个确实给我提了个醒，所以现在我说话也比较小心了，我不想一个好的出发点，最后因为过度解读的关系，而变质。
　　其实，我今天想，一般说得罪的，都是投资行业里不靠谱的同行。
　　这点我自己想的非常清楚，我们最后成功失败，跟任何同行都没关系，我们是吃早期投资这口饭的，完全靠自己的眼光和能力行事，你怎么不喜欢我、怎么想围剿我、怎么想刁难我都没关系，我们会永远靠自己。
　　我不会在公开场合去评价和挑剔任何的创业者，哪怕我们投资后亏钱血本无归。
　　只要亏的公司，里面有一些是有深思考的创始人，再次创业我们也会再支持。如果有一些实在支持不了的，我们在外面也不会说他坏话，自己会咽下去。
　　因为这是一个严肃的买卖，当初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最焦虑的事
　　我自己有一个深深认可的理论：如果要把一个公司做好，你们可以让同事有非常民主的讨论过程，你可以去听取所有人的意见。
　　但是最后重大的决策必须要自己拍，你要有勇气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做出这个重大决策，一个人做这个决策。说服不了的，就靠征服。
　　我一般跟创业团队打交道，我只跟我认为最重要的、股份占比最多的那个创始人聊。
　　有很多同行都认为有大量东西都需要仔细地思考一下，但我认为本质上最重要的就只有创始人。
　　一个有欲望、有激情、有本领的创始人，他能解决99的问题，团队他解决，公司的运作他解决，碰到危机他解决。
　　所以没有必要跟太多的人去聊，去思考大量的问题。
　　相反如果跟太多团队沟通反而会让我做出比较被动跟短视的决策，我就是这样的风格。
　　有些投资人希望跟创业者聊4、5个小时，在我这边你跟我聊一个小时，高质量的一个小时已经很难得了。
　　公司的经营数据，未必需要当面聊很多，这点我的投资团队会反馈数据给我。
　　我关心更多的是产品战略之外的东西，感性上对创始人的判断往往是更重要的一点。
　　这种情况下，我自己觉得经纬还是有非常大的竞争力，我也有非常大的欲望跟激情去做得更好。但是这段时间竞争越来越残酷，对我们挑战还是很大的。
　　而我自己也永远是在自信跟自卑、焦虑之间切换。
　　我现在最焦虑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抓不住下一个百度、下一个腾讯、下一个阿里巴巴。
　　如果我们抓不到这一小撮伟大的公司，5年、10年之后，我们基金有可能赚很多的钱，但我就觉得会非常非常的窝囊，这是我现在唯一的目标与最大的焦虑。不能连错三个路口
　　我一直觉得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是七三分的概率，70是老天爷给我的恩惠，30是我自己做出的一些正确决策。
　　这里有个决策我觉得我想说一下，因为这是我主动的决策。
　　在2003年投完分众之后，许多投资机构都用非常好的条件挖我，各种各样的原因我都没有去，我到今天也不太能明确地说自己为什么最后做出了不去的理由，也许是等一个自己平台的机会。
　　这样下意识的主动决策，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一直相信：如果你走错一个或两个路口，没关系，你还可以回头。
　　但当你连续走错三个路口，就再也回不去最初的主干道。
　　到今天，做很多事情我都觉得正确的价值观跟正确的待人处事极其重要，我越来越能感觉到这个东西的优点。
　　我经常跟我们同事说，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基金，但是你赚了很多钱，投了很多优秀的公司，中国的创业者对你是无比的容忍的，你做坏人也没关系。
　　但如果你是一个好人，你投资的业绩又非常糟糕，你也就死定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又要有卓越的投资业绩，同时也要做一个非常好的人，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就是天下无敌了。
　　做的太晚了也不行，就像我们今天再去谈电商就已经太晚了。
　　所以，捕捉正确的时机真的是极其关键。
　　文章来源：投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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