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平凡的世界背后的故事，为何从吃早饭起笔？

　　1963年的陕北农村，仍处于极端贫困的时期。对于王玉德这样移民来到延川、本身没有什么积累的外来户来说，再供一个孩子到城里去上学，这更让他无法承受了。
　　这年夏天，就在王卫国准备参加全县的升初中考试时，养父王玉德却下了一道死命令：不准考试，回村里受苦！这道命令，对于正处于学习兴致中的王卫国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王玉德不让养子考试，是有自己的打算的：一来，他已经把卫儿供到完小毕业，对弟弟王玉宽有了个不错的交代。要知道，在当时完小毕业就已经算是高学历了，养子能断文识字，至少不再当睁眼瞎了。二来，像他这样的农村家庭，已经到汗干力尽的地步，再也无能为力供孩子上中学了，农村受苦人有一茬哩。现实的情况是，卫儿完小毕业后，在农村劳动两年，就能说个媳妇结婚，生儿育女，过自己的光景。这也是为老人的心愿，对得起当初过继兄弟儿子时的初衷！历史而客观地看问题，王玉德当时的想法，是陕北众多农民普遍的现实想法，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对。但是，已经在知识的海洋中开始畅游的卫儿，他心比天高，怎么会接受养父这道荒唐而离谱的命令呢？
　　卫儿明确告诉大伯，哪怕不让上学，但必须参加全县的小学升初中统考，他要证明这几年来是认真学习的，要证明自己是有能力考上的！王卫国的话在哀求中有几分倔强。他在城关小学小伙伴们的簇拥之下，走进了那个捍卫自己尊严的神圣考场。
　　考试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延川县唯一的全日制中学延川中学只招收两个班一百名左右的初一学生，而全县却有一千多名考生。在如此激烈而残酷的升学竞争中，王卫国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名列榜眼位置。消息传来，郭家沟村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此时的王卫国心里，更激荡着强烈的求学欲望。他把录取通知书领回后，先是给奶奶和大妈看了，再给大伯看。大伯还是当初拿定的老主意，沉着脸，不吭声。
　　直到新生开学报到那天，王玉德才给儿子说了实话：这学肯定不能上，天王老子说了也没用！说罢，他递给卫儿一把小镢和一条长绳，要他上山砍柴。卫儿愣了一下，默默地接过小镢和长绳，跑到沟里扔了，然后独自进城去了。
　　没有报名费，王卫国自然报不了名。城关小学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七凑八凑，还是凑不够。一位好心的家长建议王卫国直接找村子里的领导，争取当地党组织的支持。王卫国接受建议，返回村后直接找到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刘俊宽。
　　王卫国跑到刘俊宽的跟前，哭着说：干大，我想上学，你给我想想办法！
　　刘俊宽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仗义人，他与王玉德是拜识，看到卫儿因想上学而泣不成声的样子，心里很是难受。他擦拭孩子的眼泪，当即答应想办法。那时，刘家圪大队的家家户户都十分困难，几乎顿顿都是用糠菜充饥，要借点粮食还真不是件容易事。好在他的威望起了重要作用，他跑到很多地方总算借到两斗黑豆，让王卫国换成钱去交报名费。王卫国高兴得自然合不拢嘴，他背着黑豆进城了。
　　命运总是在无情地捉弄着王卫国。他进了城，卖了黑豆，换了钱，高高兴兴地到县中学报名时，可县中学已经不收他了。原因是学校有规定，新生超过一个星期不报到，就除名，而他已经超过一个星期了。王卫国又一次哭着找到刘俊宽：学校已经不收我了！问明情况的刘俊宽专门赶到延川县中学，找到校长说明情况，恳求学校能够网开一面。校长被打动了，破例将王卫国收进学校。
　　这就是王卫国在1963年上延川中学的真实情形。说是颇费周折也好，好事多磨也罢，王卫国终于以不懈的努力达到目的。这件事在王卫国一生中影响巨大，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上学本身，更在于关键的时候，他通过自己的抗争与机智，把握住了命运之船的航向。反抗大伯的结果，是脱离了大伯为他预设的人生轨道，自然也消解了大伯在他心中的权威性。从那时起，他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命运自己安排的朴素道理，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他也通过刘俊宽帮他这件事情悟出了情义无价的重要性，珍惜友谊，珍惜情感。
　　很多年后，路遥在准自传体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真实地再现了他当年艰难上学的过程，也在小说中歌颂了乡间的真情与大爱。
　　我的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不管他们有时候对事情的看法有着怎样令人遗憾的局限性，但他们所有的人是极其淳朴和慷慨的，当听说我父亲答应继续让我去上学后，全村人尽管都饿得浮肿了，但仍然把自己那点救命的粮食分出一升半碗来，纷纷端到我家里，那几个白胡子爷爷竟然把儿孙们孝敬他们的那几个玉米面馍馍，也颤巍巍地塞到我的衣袋里，叫我在路上饿了吃。他们分别用枯瘦的手抚摸了我的头，千安顿、万嘱咐，叫我好好求功名去。我忍不住在乡亲们面前放开声哭了自从妈妈死后，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哭过一次。我猛然间深切地懂得了：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友爱，生活在如此贫瘠土地上的人们，才一代一代延绵到了现在
　　就这样，在一个夏日的早晨，我终于背着这些百家姓粮，背着爸爸为我打捆好的破羊毛毡裹着的铺盖卷儿，怀着依恋和无限感激的心情，告别了我的亲爱的刘家圪村，我踏着那些远古年代开凿出来的崎岖不平的山路，向本县的最高学府走去走向一个我所热烈向往但完全陌生的新环境。我知道在那里我将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因为我是一个从贫困的土地上起来的贫困的青年人。但我知道，正是这贫瘠的土地和土地一样贫瘠的父老乡亲们，已经交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
　　路遥在现实生活中更是用全力反哺与回报的方式，感谢前行路上真诚帮助过他的人们。刘俊宽之女、作家刘凤梅回忆：1990年，我父亲有事要路遥帮忙，他欣然答应，并把这件事托给他一位朋友去办，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干大（指我父亲）曾在几件事上帮了我的大忙，我一直想予以报答，苦于没有机会，希望你能帮上这个忙，了却我这桩心愿
　　好事多磨的结果是王卫国终于走进延川县唯一的县级中学延川中学。延川中学也在县城的堂坡之上，在城关小学上面，占据着县城制高点的位置。1982年9月，贾平凹在路遥的陪同下来过延川县城，在《延川城记》中这样写道：再也没有比这更仄的城了：南边高，北边低，斜斜地坐落在延水河岸。县中学是全城制高点，一出门，就漫坡之下，窄窄横过来的唯一的一条街道似乎要挡住，但立即路下又是个漫坡了，使人禁不住设想：如果有学生在校门跌上一跤，便会一连串跟头下去，直落到深深的河水中去了。
　　王卫国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走进这所全县的最高学府，被编进初六六乙班，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是刚毕业于西北大学数学系的常有润，语文老师是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程国祥。
　　王卫国所在的班级是个尖子班，班上的同学大都是县城干部与职工的子弟，在鲜明的对比中，他一身破烂的衣着更显得寒伧。然而，最为可怕的还是饥饿的压迫。因为住校生急剧增多，延川中学在住校生的管理上取消了半灶生的临时救急措施，而统一改为上灶生。这就意味着住校生要每月按时缴粮缴菜金，由伙房统一安排伙食。那时，学校一天两顿饭，每顿饭的饭菜又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甲菜以洋芋、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一些叫人馋嘴的猪肉片子，每份三毛钱；乙菜和甲菜基本一样，但没有肉，油水也少一点，每份一毛五分钱；丙菜一般是清水煮萝卜或清水白菜，每份五分钱。主食也是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和高粱面馍，白、黄、黑三种颜色就表明了三种身份，学生们戏称叫欧洲、亚洲和非洲。
　　那时，延川中学的学生灶房没有什么餐厅，十几路纵队的上灶生直排到墙根，同学们打来饭在院子当中围成圈，说说笑笑地就打发一顿。谁吃什么、怎么吃，同学们都一清二楚。当时学校的伙食普遍差，学生中流传这样几句顺口溜：父母亲大人两点点，儿在门外把书念，每顿稀饭一碗碗，把儿肚子饿成个扁片片。不用说，王卫国更是以吃非洲为主。他交不起每月四五块钱的伙食费，有时甚至连五分钱的清水煮萝卜也吃不起。就这样勉强的伙食维持，也还是要好的同学凑给的。
　　王卫国时常饿得发晕，饿得发疯，饿得绝望，似乎感到自己的生命到了最后时刻。这个正在拔节成长的男生，身子骨倒还挺壮实。正应了延川人的土话：喝口凉水还长肉呢！
　　路遥在《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真实地刻画了他当年忍饥挨饿时的情形：
　　饥饿迫使我凭着本能向山野里走去。
　　县城周围这一带是下过一两场小雨的，因此大地上还不像我们家乡那般荒凉，远远近近可见些绿颜色。
　　我在城郊的土地上疯狂地寻觅着酸枣、野菜、草根，一切嚼起来不苦的东西统统往肚子里吞咽。要是能碰巧找到几个野雀蛋，那对我来说真像从地上挖出元宝一样高兴。我拿枯树枝烧一堆火，急躁地把这些宝贝蛋埋在火灰里，而往往又等不得熟就扒出来几口吞掉了。
　　节气已经到了秋天。虽然不很景气的大地上，看来总还有些收获的：瓜呀、果呀、庄稼呀，有的已经成熟，有的正接近于成熟。这些东西对一个饿汉的诱惑力量是可想而知的。但我总是拼命地咽着口水，远远地绕开这些叫人嘴馋的东西。我只寻找那些野生的植物充饥而这些东西如水和空气一样，不专属于任何人。除此之外，我绝不跨越雷池一步的！不，不会的！我现在已经被人瞧不起，除过自己的清白，我还再有什么东西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呢？假如我真的因为饥饿做些什么不道德的行为来，那不光别人，连我自己都要鄙视自己了。
　　上中学期间，王卫国有一次回到清涧老家，母亲用家里仅剩下的高粱面和土豆丝包了一锅变食〔22〕。煮沸的变食一个个烂在锅里，站在灶台旁的母亲非常难过地转开身去，默默地流泪。面对这四分五裂的变食，王卫国一句话也没说，操起筷子，就狠命地吃起来，一口一口地强咽着他知道，变食是陕北人最好的饭。这顿在极端贫穷的环境下做出的变食，寄托着母亲沉甸甸的希望！
　　这种饥饿感是刻骨铭心的，在路遥身上缠绕了一生。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是从孙少平吃早饭开始起笔的，生存与奋斗成为孙少平人生的关键词。
　　1992年深秋，路遥病危时，仍念念不忘上中学时偷吃西红柿的情景：上学期间，饥饿仍然没有摆脱对我的纠缠。直到现在都不能忘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突然看见路畔的园子里，一株西红柿上结一颗淡红红的西红柿，我就静静地盯了一会，看看左右没人，便扑过去，抓住那颗西红柿就跑，一直跑到山背后的水渠里，心仍在跳，好像有人发现追上来了一样，当我确认没有任何人发现时，两口就把那颗西红柿给吃了。
　　事实上，这种饥饿感既是尾随路遥一辈子的老狼，又成为他超越自我人生的强大动力。
　　在延川中学初六六乙班这个县城学生占大多数、物质生活对比鲜明的班集体中，男生王卫国在经受歧视和冷遇的时候，也得到过温暖和友谊，许多同学都向他伸出过热情援助的手。他已经摆脱了在城关小学上完小时的那种强烈的自卑感和屈辱感，而是在不断丰富的阅读中，获得了精神的高度超越。
　　王卫国依然喜欢到县文化馆阅览室看报，到新华书店翻书。他迷上了《参考消息》，对时事政治尤为关注，而且可以自己分析理解。就是因为这个特长，使得他的视野要比同辈人开阔得多。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在太空遨游的消息后，竟兴奋地彻夜难眠，站在县中学空旷的大院里，遥望夜空中如织的繁星，寻找着加加林乘坐的飞船轨道。
　　王卫国为何对尤里加加林投入如此不切实际的巨大关注？笔者以为，这与其梦想有关。加加林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位在太空中遨游的宇航员，是在人类伟大想象与科学工作推动下创造出的奇迹。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男生王卫国就在《参考消息》中获取了超越人生的丰富营养。王卫国对加加林的热爱，一直持续到他成名后创作《人生》的时候。他在设计一位在城乡交叉地带奋斗的主人公的名字时，第一感觉就是高加林三个字最为妥帖。当然，这是后话。
　　初六六乙班是一个尖子班，学生们大都很有个性，也是当时延川中学最难管理的一个班级，先后换过四任班主任。王卫国不擅长数理化，上课时，他想听就认真听，不想听时就旁若无人地看小说，也不影响别人听课。好在班主任老师对学生很宽容，从不强迫学生，允许学生看自己喜欢的书，并且开导王卫国：你不爱学数学，我很理解，你对文学感兴趣就应该下功夫学，不要荒废时间。
　　班主任的宽容，使王卫国有条件广泛涉猎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等苏联翻译小说，另外还有《把一切献给党》《牛虻》等。延川中学当时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图书馆，王卫国是那里的常客。保尔柯察金、吴运铎等人物成为他心目中最仰慕的英雄。他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出保存了多年的文学杂志，逐一翻阅。他甚至还与县中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老师搞好关系，偷偷借出那个时期的许多黄书与禁书，钻到校园后面的山沟里阅读。王卫国中学同学多年后的共同印象，就是他如饥似渴地吞食着所能找到的一切精神食粮，抓住一切机会读书看报。这样偏科性的学习结果是，他的语文成绩出类拔萃，写出的作文经常作为范文在各个年级传阅。班主任老师也有意识地在班务活动中发挥王卫国的才能，只要与文学有关的活动就用他。
　　海波也回忆道：路遥的作文常常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有一次他写了一篇作文，题为‘在五星红旗下想到的’，学校领导在全校学生面前朗读了一遍，从此他声名大振，成为全校的‘明星’了。还有一次，他根据小说《红岩》创作并编排了一幕话剧，利用活动时间在教室前演出，引来全校学生观看。
　　儿童心理学家曾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其实，对身心都在成长过程中的少年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那时的延川中学师生，都认为这位经常吃不饱的男生王卫国是笔杆子。这种久而久之的刺激，不断鼓励着王卫国，他的情感源源不断被激发，开始有了最初的文学激情与冲动，他开始写日记，开始评析时事政治，也开始尝试文学创作
　　与在城关小学上学时一样，王卫国依然是初六六乙班上的活跃分子，依然是全班同学的中心。他篮球打得好，个子不高，很灵活，很猛，有股不服输的劲头，他甚至被抽到校篮球队，成为校学生篮球队主力队员。在他的带领下，初六六乙班在初中部的篮球联赛中常是第一名。人气极高的王卫国依然延续在城关小学时给同学起绰号的传统，班里同学的绰号大都是王卫国亲自命名的。这些逗趣的绰号成为同学们紧张学习生活中的笑资，班级里经常能传来活泼与快乐的笑声
　　1980年代初，路遥回想到多年前所受到的歧视与冷遇，以及得到的温暖与友谊，创作出准自传体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1961年记事》。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许多读者的强烈共鸣。
　　1980年代，路遥在《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中畅谈了他当时的创作心理：父亲不给我拿粮食，我小学几个要好的同学，凑合着帮我上完初中，整个初中三年，就像我在《在困难的日子里》写的那样。当时我在的那个班是尖子班，班上大都是干部子弟，而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受尽了歧视、冷遇，也得到过温暖和宝贵的友谊。这种种给我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这种感情上的积累，尽管已经是很遥远了，我总想把它表现出来。这样，我开始了构思，怎么表现呢？如果照原样写出来是没有意思的，甚至有反作用。我就考虑：在那样困难的环境里，什么是最珍贵的呢？我想那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别人对我的帮助。我想起了在那时候，同学（当然不是女同学，写成女同学是想使作品更有色彩些）把粮省下来给我吃，以及别的许多。这样形成了作品的主题：在困难的时候，人们心灵是那样高尚美好，反过来又折射到今天的现实生活，因为今天的现实生活正好缺乏这些，我尽管写的是历史，但反过来给今天现实生活以折光
　　这部准自传体小说为了强化困难时期同学的友谊，把故事背景放在1961年，而且让主人公马建强考上高中。但小说中的马建强的困难情况，以及同学们之间珍贵的友谊，却是王卫国当年上初中情景的真实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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