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的问题与三次女性主义思潮的关系

　　有人说：女人学哲学，对女人和哲学都是一种伤害！说这话的人估计是想表达女性缺乏理性思维能力，所以没有去研究哲学的这种资质。
　　而哲学的起源是什么？哲学一词在古希腊文里面是讲爱和智慧，如果像那样的说法意思就是女人就没有办法去爱智慧了，或者说智慧并不属于女人。
　　我想大部分女性都不会认同这样的观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我想主要原因是性别问题。
　　在我们生活中，以前经常会遇到家里人特别想要生男孩，如果生的是女孩，就觉得很遗憾，然后还要继续生。
　　就连吵架的时候，有男孩家的一方也会趾高气昂地说：你家里人有本事怎么就生不出儿子来呢？
　　这些问题在以前的农村都是非常常见的，生了女孩的家长会给女孩取名什么胜男，什么招弟之类的，都是想在下一胎能有个男孩。
　　我听过一个笑话：讲一个博导，在女博士授位仪式上，把博士帽上的帽穗从一边撩往另一边的时候说，多了一个女博士，少了一个女人。
　　再说到现实生活中，现在的职场女性越来越多了，而且很多都是很优秀的人，但是由于家庭和小孩的需要，很多就回到家庭做起了全职太太。
　　但全职奶爸就很少，就算那个男人赚钱不如自己老婆多，也不会放弃职业生涯回家做奶爸。
　　这些现象背后其实都有其根源的，这个根源就在于性别差异，关于这些问题，其实西方国家早就开始研究了，并且他们也经历了三次女性主义思潮，发展出了多个女性主义流派。
　　我们来回顾一个娜拉的故事，当年易卜生的这部戏剧在中国公映的时候，引起了轰动。
　　鲁迅先生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他问大家：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那么当时大家给出的答案是比较悲观的，那能怎么办，再回来呗。
　　第一次女性主义思潮的问题：娜拉为什么出走？
　　其实第一次女性主义思潮的核心是：为女性争取到相应的公民权利。举例来说，最重要的是那三项权利呢？
　　第一女性应该有投票权；
　　第二女性应该有选举权，教育权；
　　第三，女性应该有工作的权利。
　　为什么第一项权利对女性来说很重要呢？
　　因为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办法设想男性和女性具有同等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建构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显然，女性就没有办法在社会公共领域取得一个合理合法的公平被对待的机会。
　　那么反过来讲，如果她没有办法在公共领域得到这样一个机会的话，那么女性在家庭中又何以立足呢？
　　如果没有一个公共的法律制度保证的话，那么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
　　所以第一次女性主义思潮会成为女性争取相应的政治权利入手，然后着手于为女性提供平等的教育，最后着手于为女性开拓能够参与社会公共的这样一个权利。
　　但是，非常可惜，当鲁迅先生问娜拉出走以后要怎么办的时候，实际上，他们还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的女性还在积极地去争取她们的民权力，争取我们在社会的民规则，能够规定好女性的公平合理机会。
　　但是还没有能力去顾及到女性实质的权利，也就是说，女性实际上能够在社会中实践自己能力的机会。
　　在国外第一次女性主义思潮爆发时对应中国的时间是民初，在那段时间里的中国是处于民族危难，处于救亡图存的状态。
　　所以中国的女性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民国时候的女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呢？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非常多的知名女性，比如周旋，宋美龄等，但是她们只是个别代表。
　　因为当时很多想拯救民族的精英们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国家要发展，一个民族要发展，但是占人口一半的女性都还缠着脚，她都从未接受过教育，而且她们每天都在面对的是家庭琐事，连家门都没有走出去过，那么她们的这个力量要怎么发挥呢？
　　然后，她们这种卑弱身心又怎么能培育出更好的国民呢？
　　所以，他们从挽救民族的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然后开始提出反对缠足，要兴学，让女人读书，提倡一夫一妻制，想通过这些方式来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力量。
　　但当时在中国，女人自己说话的还比较少，主要都是男人们在倡导，甚至让有的女人解开她的裹脚布时，比杀了她还难受，有很多女性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没有觉得这是一种解放。
　　辜鸿铭主张一夫一妻多妾制度，他把男人和女人比作茶和茶杯，他说：你看，一套茶具里面，茶壶只有一个（指男人），但茶杯会有好多个（指女人），所以一个男人有几个女人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和他一样很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男人，都在说服女人放脚，但是就这样一个鼎鼎有名的学者，他却喜欢他老婆的小脚，而且还说他老婆的小脚是他的灵感来源。
　　同样是男人，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和辜鸿铭就完全相反。
　　密尔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锋，他以他功利主义原理来分析：如果占人口一半的女性没有办法在社会文化中产生一半足够的能量，并且她们的能力被磨灭掉的话，从整个社会的功利计算上来讲，是不划算的。
　　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只发挥了一半的能力，还有另一半被藏着。
　　其实在当时，当密尔提出女性也应该有选举权时，很多人都把这个当成一个笑话来看待的。
　　有立法者说：如果女人都有选举权了，那我们得建多少疯人院，那我们得建多少离婚法庭？
　　因为女人太神经质，太歇斯底里了，所以她们不应该参与到社会政治中来。
　　但是，后来随着密尔在会议当中不断的慷慨陈词，慢慢很多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觉得这是个要严肃对待的事情了。
　　密尔在当时面对了非常大的压力，因为那个时候社会的一个普遍认知是女性不像男性那样拥有健全的理智，女性是感性的动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她需要被男性统治。
　　而密尔身为男性，却和女性先锋Mary站在了一起，为女性呐喊，真的非常了不起。
　　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的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
　　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和第一次女性主义思潮的命题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我们说第一次女性主义思潮的命题是：娜拉要出走，那么事实上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解决的问题就是鲁迅先生提出的那个问题：出走以后怎么办？
　　其实第一次女性主义思潮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就连鲁迅先生自己也认为，娜拉没有办法，她必须得回来。
　　不是由于女性自身不能干，而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没有办法为女性建构一套完整的能够保障她面对社会话语和生活的这样一套体系。
　　但是一战二战给了女性机会，当男人上了战场以后，后面的整个社会的大后方的稳定都是由女性来维系的，女性要为整个社会提供相应的衣食，社会服务等。
　　在二战结束后，男人重新回到这个社会来，要求女性再回到家庭中时，女性又面对一个困境。
　　因为她们已经享受过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享受过自由带给自己的快乐的时候，你让她们再回到厨房，家庭以及小孩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时，她们是完全不能适应的。
　　于是很多女人就产生了这样那样的空虚和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个女性站出来了，她就是波伏娃。
　　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里面提到，她非常不认可把女性定位在家庭中，她认为女性最重要的定义是女性需要工作，工作能让女性独立，尤其是经济独立，这样才能像男性一样去面对这个世界。
　　只有当女性学会怎么样自有自处的时候，她真正的价值才能够体现出来。所以在波伏娃的倡导下，一股浪潮展开了。
　　波伏娃提出，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女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现在谈女性的时候，更多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而不是生理上的一个概念。
　　一旦把这个性别抹平的话，你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比如说，在那之前，女人应该是怎么样的？
　　穿长裙，留长发，戴各种束缚等，在女性的第二次解放时，很多女性会推崇中性化的服饰，方便的衣服，还有制服。
　　也就是说，她们开始以工作为荣，以方便工作为前提，在工作中取得荣誉为荣，能够在工作中和男人一起竞争，而且能够具有优势而感到骄傲。
　　那个时候你可以说，女人和男人是一种二元对立的。
　　所以在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解决娜拉出走的办法就是：我得活下去，而且我还得活的很好，并且我还能证明，我活得并不比你差。
　　不过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女性会继续这样去思考，当女人把自己的一个评价标准比拼成男性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反问自己，当女人摆脱男性这样一种显规则的束缚之后，在潜规则层面，女人是否依然被束缚着呢？
　　因为我们所有的价值判断标准似乎都离不开男性，哪怕是以对抗的方式进行的，我们似乎也必须要以男性为一个模式，但我们毕竟是女性。
　　第三次女性主义思潮：娜拉怎样才能像一个人那样生活。
　　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了第三次女性主义思潮。
　　而这个时候正好是和我国改革开放相并驱的一个时间，八十年代后，改革开放的春风让很多东西变得多元化了。
　　有的女性开始反思了，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不需要处处以男性为标杆，女人有自己特有的能力，要怎么样才能设计好自己的能力，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去征服这个世界。
　　所以第一次女性主义思潮是为了争取和男性同样平等的权利，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出现了男女相互对抗的伙伴关系，女人想要和男人竞争。
　　第三次女性主义思潮的结果是，女人变得不在乎外在的评价，反而开始关心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和想要更多快乐自信的东西。
　　如果男性能更多的了解女性，发现女性，用全新的目光去看待现代的女性，其实当带着这样的视角去看女性的时候，你也是在认识自己，更进一步地发现自己。
　　其实在我眼中的女性变革，并不是为了去挑战男性，不是要以男性为敌，相反是为了男女两性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优势，然后相互弥补，一起成长，用我们的理智和情感一起构筑理想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