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辞赋创作与文学自觉

　　一、魏晋文学自觉的社会背景
　　清代学者皮锡瑞说过：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前者是指社会发展变化对学术走向的外在制约，后者是指学术自身不能由外力改变的凝固性。魏晋时期的学术也是在这两股力量的整合下，表现出自身的时代特色。
　　而文学同样如此，社会发展对文学发展存在着外在制约，而文学自身也有不能由外力改变的凝固性。就前者来说，东汉末年至两晋时期，各方军阀不断相互攻伐，一时间烽烟四起，导致民生凋敝，生灵涂炭。这一时期没有隐居山林的文人集团不得不依附于各个政治集团，同时也深受政治集团的左右和迫害。
　　动荡的时局带来的思想动摇改变了独尊儒术的思想教育方针，再加上这一时期儒释道开始合流，玄学逐渐兴起，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学也由此出现衰落的现象。文人的心态也由此发生变化，开始关注自我生命的价值与审美的生活情趣。因此文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他们对时局下的现实生活以及自己的精神世界作出反思，混乱动荡的社会环境也促进了他们的思想解放。文学由为政治和教育服务走向自觉。二、魏晋文学自觉在辞赋创作上的表现
　　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要从文学作品和创作主体两方面来看。以汉赋为例，自汉初起，汉赋在很大程度上为政治服务一则描写帝王游猎，二则渲染城市宫殿。随着西汉初年休养生息政策的实行，国家政治经济百废俱兴，国力逐渐强盛为赋的兴起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再加上统治者对赋的喜爱与倡导，所以文人竞相以赋争能。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儒学的地位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此时的大量辞赋作品充斥着对儒学的宣扬。
　　文学创作重政治和教化功能的特点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重要文学作品中都得以体现出来。的比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清代著名学者何焯评价《上林赋》说：文之局极开，文之法极细。意在讽谏，而先若盛称其美者；政欲于热闹场中，下一转语，使之回心易虑，此所以为讽耳。（《古文辞类纂评注》）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评价《子虚赋》：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
　　再如杨雄《甘泉赋》，是汉代宫殿赋的代表作，以极力铺陈夸张的手法详细描述了汉成帝郊祀甘泉泰畴的盛况，同时带有讽谏的意味。明代文学家张溥点评《甘泉赋》道：自比讽谏，相如不死。（《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从司马相如到杨雄，他们的汉赋作品都没有脱离天子狩猎、宫殿林苑的范畴，并都带有明显的讽谏意味。无论是《上林赋》、《子虚赋》还是《甘泉赋》，不管它们描写的景象多么宏大，统治者多么威风，国家多么繁荣昌盛，都不会偏离政治讽谏这一最终目的。它们的产生无不依赖于政治，又无不服务于政治，为政治而生，也因政治而盛。即使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但始终无法割断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作者在进行创作之时，总希望自己的作品于政治有所裨益，将政治思想和对皇帝的建议寓于文学作品当中。
　　到了魏晋时期，混乱的社会局面与黑暗的政治系统给依附于政治集团的文人带来了极大苦痛，这苦痛既有生理上的也有心理上的。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文人对政治感到失望，进而寄情于自然山水，投身玄学，从而对生命有了新的理解和追求，也对文学创作观念有了新的理解。从玄学出发来审视文学创作，必然会产生与儒家截然不同的创作理念。在儒家思想左右下的创作以教化世人，服务政治为目的，意在将士人置于仁义礼智信的价值框架之下；而玄学指导下的创作理念却寄情山水，追求独立自由的个性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新的指导思想下的新创作理念导致了相当大数量的象征着文人自我意识觉醒的作品开始产生。同样以赋为例，嵇康的《琴赋》则脱离了政治范畴，全篇从琴的取材、琴的制作、琴的演奏以及琴曲的发展等多方面展示了琴为嵇康带来的审美感受，由琴到人，宣扬了为人者的自由独立之本质。
　　魏晋时期抒情小赋开始兴盛。抒情小赋的兴盛改变了汉大赋的兴盛导致的文学作品风格僵化、内容空洞化的局面，前有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后有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这些作品较之前的汉赋作品具有更加明显的个性和文学性。
　　嵇康在表明对司马氏集团拒不合作的态度的同时向山涛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笃定以及对黑暗时局的不满。《与山巨源绝交书》情感饱满，用情至深，内容上看起来无不有关政治，但实际上主要表达了嵇康自己的思想情感，作品中充斥着嵇康对自我价值的认识以及独立的人格和立场；而《归去来兮辞》更是与政教没有半点瓜葛。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创作越来越以表达文人自我内心情感和自己的精神世界为主，作品的个性和文学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文人们也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表现出对文学创作的自觉的审美追求。三、魏晋文学自觉产生的影响
　　在文学的纵向发展过程中，前代文学总能给予后代文学一定的影响和启发。而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带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大转折更是对其以后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文学的创作观念、文学的审美走向等诸多方面。
　　后世延续了魏晋时期文学自觉时期的创作理念，文学越来越多地被用作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情感和美的追求，而文学也越来越注重对形式和内容上的美的追求。进而造就了自魏晋以后，中国古代文学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并从整个大的学术范畴中独立出来的结果。
　　无论是文人觉醒还是文学的自觉，其体现出的更深层次的东西，是这一时期文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是黑暗时代中文人们面对政治苦难和精神打击时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慰藉，从而实现人生的解脱。
　　纵观魏晋时期文学的发展，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造就了魏晋文学的繁荣局面；文人借助文学超越现实中的政治苦难和精神苦难，引导了文学创作以悲为美的美学价值。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不仅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启迪着中国文人探寻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