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超 来源:新志荐文 作者简介:叶超(19131988),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七年入延安军大,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副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参谋处处长,纵队副参谋长,第三野战军特种纵队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炮兵司令部参谋长,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沈阳军区炮兵司令员,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陆军兵器研究院院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叶挺、项英先后到延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一声炮响,开始了抗日战争的新时期。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国民党政府在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后正式颁布了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的命令,并经协商决定叶挺同志担任军长。 大约是十月底或十一月初的一天,叶挺同志来到了延安,向党中央请示筹建新四军的工作。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并说晚上要召开会议欢迎叶挺将军。当时我正在抗大学习。大家听了这个消息,情绪十分活跃,吃过晚饭以后,就到府门口大会场集合,我们第十四队在会场正中央的前面,是最好的位置。 欢迎会由教育长罗瑞卿同志主持。毛主席在大会上致欢迎词,他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叶挺同志讲了话,他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我要走党指引的路,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这次欢迎会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十一月七日项英同志到了延安,也开了一个欢迎晚会,我们也参加了,毛主席在会上致欢迎词,叶挺同志也坐在主席台上。项英同志在欢迎会上讲了话,他介绍了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的艰苦斗争情况。项英同志在延安停留的时间比叶挺同志长,他参加了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十二月十八日才由延安到达西安。 中共中央派出第一批干部到新四军(从延安到南昌) 自从叶挺、项英同志到延安后,要抽调干部到新四军工作的消息,已是公开的秘密。大约是十一月下旬的一天,队长李干辉同志找我谈话,正式通知我,要我到中央组织部报到。我真高兴极了。我到组织部报到后,被介绍到中央招待所找赖传珠同志联系,之后,被编入李子高同志的小组。 我们这批到新四军工作的同志,是中央派出的第一批同志,大约有二三十人,由赖传珠同志负责带队。人员集中之后我们组成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是李子芳同志。这一批同志我尚能记得名字的,除了赖传珠、李子芳、李子高外,还有张云龙、胡弼亮、孙湘(赖传珠同志的爱人)、赵有才(赖传珠同志的警卫员)、严昌荣(一九四三年仕一师三旅七团团长,在兴化县唐子镇战斗中牺牲)、朱茂绪(一九四五年任二师五旅十四团团长,于淮南津浦路西反顽战斗中牺性)、刘品玉、廖体等。 我们在延安大约停了五天左右,在这期间延安召开了欢送南下干部大会,当时毛主席到会讲了话,其中有一段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就是要我们提高革命警惕,要依山傍水扎营,防止被国民党军队吃掉。毛主席特别指出要注意吸取闽南游击队何鸣部队被国民党吃掉的教训。会后,大家一起在中央合作社会了餐。十二月初我们就乘汽车到了西安。 在西安,我们住八路军办事处待命,大家对抗战形势十分关心。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战局急转直下,国民政府迁武汉。西安常有日军的飞机轰炸,我们经常跑防空,所以都希望早点到南方投入实际斗争。在西安住了两周左右,十二月十八日项英同志从延安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就于二十日随同项英乘火车出发了。 从西安出发,经郑州转武汉,在郑州停了一天。到达武汉后,在八路军办事处,大约住了十多天。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同志原定接见我们并做报告,但因工作忙,取消了此计划,改由王明、叶剑英、叶挺、张云逸同志接见了我们,并讲了话,主要是讲抗战的形势与组建新四军的任务。当时,我还没有正式任职,但已明确在参谋处工作,所以赖传珠、李子高同志经常给我分配一些临时任务,如到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请领军用地图,到市场上购买军用图书等。当时南京政府已经搬到武汉,武汉军政人员增加很多,战争气氛很浓,人们都很关心抗战的前途问题。 一九三八年元旦,我们是在武汉过的。这一天,叶挺军长请延安来的干部吃了一餐饭,并且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五元钱,以示慰问。元月四日,我们从招商局租了一条江裕号客轮,由武汉直驶九江,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和我们同乘此轮,到了九江,又改乘火车,六日凌晨到达南昌。我们从延安出发,至此已经一个多月了。 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 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宣布正式成立,同时宣布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实际是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 新四军军部完全是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来的,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军部迁到安徽泾县云岭时,机构才趋健全。 叶挺同志在任新四军军长之后,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附近的太和街二十八号,吸收一批同志组建了新四军筹备处,负责新四军的一般筹建工作。当时,叶辅平负责一般行政与经济工作;沈其震负责吸收医务人员(青年医生和护士),筹建军医处与战地医院;朱克靖负责吸收青年知识分子,筹建战地服务团。我们党派赖传珠率领的第一批干部到达武汉以后,实际也参加了新四军的筹建工作。一月十日左右,周子昆同志率领的第二批干部约六十多人,到了南昌。尔后,延安还陆续派来了一些干部到新四军工作。这些从延安来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党员,除了参加组建军部机关的工作外,就是派到各游击区搞联络,帮助红军游击队进行集中改编工作。这些干部对加速新四军的建设,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军部成立时,机关编制基本上是按国民党军队机关八大处的编制组建的,但也有所不同,如建立了政治机关。当时各机关的负责同志是逐步充实的,到职先后不一。军部从岩寺、土塘迁到云岭时,各处的领导同志已到任。军部刚成立时,就组建了教导大队,大队长是赵希仲,在南昌时就办了两三个队,其主要任务是抽调各游击区的骨干分子把他们培养成连、排干部。到云岭时,教导大队扩编为教导总队,总队长由周子昆兼任,教育长冯达飞,政治主任是余立金,训练处长是赵希仲,副处长是薛暮桥。总队除训练连、排干部外,还开办了上干队,训练营以上干部。还训练由各地来参加新四军的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是由上海来的)。从此,干部的来源有了比较可靠的保证,机关与部队的干部得到了补充和加强。 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后,政治影响比较大。特别是战地服务团,当时它是军部人数最多的一个单位,唱歌、跳舞、演戏,各种人才都有,它们在南昌很快就与文化界以及各种救亡团体取得了联系,而且来往十分密切,经常搞一些联合演出,内容全都是宣传抗日的,从而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 军部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分散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进行整编,开赴敌后抗战。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自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遭受了很大损失,到抗战时保存下来的游击队,与中央早已失掉了联系,各游击区之间也失去了联系,彼此情况不明,对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这样历史性的大转变,都不甚清楚。领导南方各省游击队的中共中央分局负责人项英、陈毅同志,也是在抗战开始以后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指示)来判断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已经开始的。当时,我新四军还没有建立自己的通讯联络机构,只靠派人员来泾传达党的指示、政策。要将分散各地的游击队集中起来,困难是很大的。 军部在南昌成立时,作战科的参谋人员很少,参谋处长赖传珠兼作战科长,比较固定的工作人员仅有我和参谋颜伏同志(他也是抗大十四队毕业生,随同周子昆副参谋长一同来的),关于游击队集中的情况,基本上是赖传珠同志亲自掌握的。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我军限期集中于皖南岩寺,于是我根据参谋处长赖传珠同志的指示,将各游击队从临时集中地调到皖南岩寺集中,从地图上(全国邮局分布图)选定最近的行军路线,计算行军里程,最远的要从江西的大庾、福建的龙岩出发,约二千里,需一个月的时间,最近的也需七天。根据这些计算,分头通知各游击部队,限于四月初到达岩寺集中。 岩寺集中改编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军部离开南昌迁移到皖南岩寺。 军部到岩寺后,即着手部队改编,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对分散在各地的红军游击队的情况,已基本清楚,初步拟定了改编方案。按照军部拟定的集中岩寺的计划,江南各地游击队克服了重重困难,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初先后到达岩寺附近集中(闽西南地区游击队于四月十八日到达岩寺)后,共编为四个支队: 第一支队由粤赣边游击区、湘鄂赣游击区、湘鄂边游击区、桂东游击区及赣东北游击区等地的游击队组成。 第二支队第三团由闽西及闽赣边游击队组成,第四团由闽西、闽南及浙南等地游击队组成。 第三支队由闽北及闽东游击队组成。 第四支队由江北地区、鄂豫皖区、桐柏山游击队组成,于三月集中于皖中舒城地区。 军部到达岩寺以后,接到命令:四月二十八日派员莅临点验。十五日复又接命令:不能久驻岩寺。未及点验,粟裕同志即奉命率领先遣支队,于四月二十八日出发,挺进江南敌后。军部于五月一日迁至太平,五月底迁至南陵之土塘,八月初由土塘移驻云岭(泾县)。此时,我一、二支队已陆续深入芜湖以东,南京以南,溧水、溧阳以北之狭小地区。三支队进至皖南前线。四支队在舒、桐、庐、无一带活动,后八团进至淮南路东合肥、全椒一带活动,进入皖东前线。五月十六日,四支队与敌首战蒋家河口(巢湖以南),江南先遣支队亦于六月十八日在镇江以南之卫岗,与敌展开战斗,这两仗都取得了胜利。从此,我新四军部队在大江南北,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