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怎样抓新四军的经济工作？（二）

　　四、饶漱石指导皖江革命根据地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1943年）
　　皖江贸易总局在无为三宫殿成立后开辟二坝为对敌区特别贸易商港。
　　汤家沟历史上是无为县沿江三大商埠之一（二坝、汤家沟、三宫殿），也是江南芜湖市与江北间三大商品集散地之一（东部裕溪口、中部二坝、西部汤家沟）。
　　皖江实行粮食贸易管制和垄断经营后，芜湖米市粮价暴涨，带动南京、上海粮价暴升。我方则以汤家沟为主要交易中心，有大量粮食可供出口，短短二、三个月，吸引了大江南北大批商贾蜂拥而来，各类商行、大批易货进口的工业品源源而至，米行、盐行、五金行、百货行、客栈、食府、钱庄、豆腐店、肉店、山货行、中药店、纷纷开张，各类手工业作坊应运而生，几华里长的集市200300家各类商铺林立，仅粮行多达十余家，常住人员也从二、三百增至3000余人。内江千帆林立，码头昼夜繁忙，白天集市万头攒动，夜晚灯火辉煌，出现了日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景象，被誉为小上海。
　　在饶漱石、曾希圣直接领导，在蔡辉亲自组织策划下，集成号商行通过三大运作，至1943年底，已彻底粉碎了敌伪的经济封锁。
　　一、以盐、棉、粮大宗易货、交易为突破口，联合中间商，沟通大江南北：汤家沟重新开埠通商的消息，迅速传递大江南北，加上税低、过境安全、商品丰富，一时间万商云集。江北的粮油、土特产品在这里集中，流向江南；江南的工业品在这里转口江北广大地区。有时一个商队就是几百人，一条商船就是几百吨货物，有时一天进出货船上千艘，每天上收的过境税（当时进口税率：布匹、棉制品、药品和食盐5，化妆品10，奢侈品2，军需用品、农业生产资料免税），最高达百万元。尽管战时经商是高风险行业，但巨额差价的巨大吸引力，反而刺激了长途贩运业的发展。当时，上海与皖江比，民用工业品、盐、布、纸张的差价为1：3；大米差价山货差价5：1。
　　二、依靠爱国商人，进口军需及特种物资：蔡辉又恢复了与上海爱国商人盛慕莱、朱玉龙、蔡志锷的秘密联系，授命他们设法以上海为根据地采购电台、西药、医疗用材、特种纸、油墨、炸药、雷管、印刷设备、无缝钢管等特种军需品。蔡志锷回忆说：我们将计就计利用汪伪海军军舰在航运上畅通无阻的机会，购运军用物资；与此同时，我们又给汪伪海军军舰上人员一些额外的好处，以便我们夹运军工物品。此事由朱玉龙、武汉负责组织采购并包装。然后将这些炸药、雷管、工作用机、钢轨等夹在其他货物内运到根据地。接着又由盛慕莱贿通汪伪兵工厂厂长，卖给我们大批枪械毛坯及零配件，相机运出。（蔡志锷：新四军七师根据地的对外贸易）
　　1943年秋，根据上级要求，蔡辉委托盛慕莱为皖江筹建一个当时技术、设备最先进的胶印印钞厂，又通过蔡辉的亲戚老中医蔡玉堂，找到中华书局印刷厂的技术骨干过雪川。1944年4月中下旬，盛慕莱、朱玉龙利用伪海军军舰将全部印刷设备和辅用材料运到根据地，又通过地下交通线，将过雪川率队的印刷厂全套技术班底（64人）护送到汤家沟。大江银行印制的彩版小面额币发行后，每日兑换的伪币、顽币需用麻袋装、汽车运、轮船载。我方在金融领域取得主动权和垄断权。除上缴军部、支持各师数千万及用于敌区采购外，还兑换成美钞、日币、黄金，存入南京敌区银行，为解放战争期间华东局国区部开展对国统区经济、政治斗争奠定了丰厚的资金基础。
　　通过敌区贸易引进机器设备，原材料，也极大改善了宣传、军工生产条件。据皖江根据地的大江报总编辑舒文回忆：1943年下半年，蔡辉，吴锦章等同志领导的汤家沟大成贸易公司（此记忆有误，应为集成号商行）给我们从敌占区购买了印刷机械和铅字、纸张、油墨等。自此，《大江报》就由油印改为拓印，组建了印刷厂。（舒文：皖江地区的党报大江报）。七师兵工厂1943年3月才形成生产能力，北撤时已壮大到800多人，能制作子弹、手榴弹、掷榴弹、刺刀、掷洋筒、破击炮、炮弹、地雷等，改造、维修各类枪、炮等，是后来华东军区军工生产部的主要技术力量之一。解放战争在枣庄战役中，发挥过无坚不摧的威力。
　　三、运用执政优势，拓展特种贸易
　　1943年春，我军加强了对皖江东部和含地区的军事控制。这一地区临近南京、西控淮南线、东迫津浦线，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当地百姓迫于生计，大量种植鸦片，形成长江三角洲最重要的鸦片生产和贸易中心。1943年夏，蔡辉根据含和货管处的情况汇报，报经曾希圣和区党委批准，决定利用和含地区的鸦片资源，作为对敌贸易的特殊武器。任命和西大队赵鹏程兼任和含货管处处长。我方利用所做掌握的鸦片，在对敌情报和经济战中大大增加了砝码，发挥了三大特殊作用：
　　1、通过与敌伪内部高层的秘密交易，我方进一步获得大量情报机要、军火、黄金美钞。
　　2、通过鸦片交易，收买、控制了敌伪一些重要岗位各个环节的军警人员，为我军地下交通线和军品采购线的开辟和安全，大大减少了意外风险。货物在受检被堵的关键时刻，一包鸦片就可能化险为夷。
　　3、百倍以上的差价，为我根据地获取了巨额利润，客观上对抗日救国大业起了重要作用。
　　经一年的努力，自1943年春1944年春，七师和皖江根据地的财经收入以贸易性收入和流通性税收为两大支撑点，实现高速增长。这一年，皖江根据地的财政收入比1942年净增长2倍以上，不少于6000万元。1944年1月24日10月9日，七师分3次上交军部1400万元。
　　1944年春1945年北撤前夕，是七师军队和皖江根据地建设大发展黄金时期，也是财经收入以2倍数持续大增长的黄金时期。至1944年底和45年初，七师已有财力一次性按军部要求调款5000万元支援五师。
　　五、饶漱石支持皖江贸易局发展自贸区的巨大成就（1944年）
　　1944年春天，皖江根据地的经济有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第一件是全民皆知的黄丝滩大江堤工程建设，自1944年1月开工至1944年4月竣工。这是皖江地区有史以来，也是抗战以来全国范围兴修的最大水利工程项目，这道防洪大堤全长13华里，使境内8县400万亩农田和300万人民免遭水患。据无为水利部门评估，今天建同等规模的水利工程至少要5亿。
　　二、第二件是当时鲜为人知的秘密：皖江根据地与芜湖敌伪占领区、汪伪巨商之间建立起以民间贸易形势为掩护的官商间贸易渠道；进而与上海日商建立直接贸易渠道，正是这一重大突破，为区党委和行署领导下决心斥巨资兴建大型水利工程解除了后顾之忧。
　　汤家沟对岸的芜湖是中国四大米市之一。1942年春，皖江封粮后，芜湖、铜陵、繁昌等地的敌伪长期处于粮荒状。芜湖伪商会会长汪子栋早年留学日本，做过日商洋行的买卖，又在芜湖开设了利记商号，经营粮食、食糖、棉布、百货等，是芜湖商界的头面人物。我方以蔡辉、段洛夫为代表，经缜密准备、艰苦谈判与汪子栋和日本顾问楠木达成秘议。
　　双方的条件是：汪子栋为我们采办的物资，共分三类：第一类是军火物资，如TNT火药、雷管、机枪、扣发扳机等，占总额的30；第二类是管制物资，如钢材、铜材、五金、工具、印钞纸和机床等，也占30；第三类是一般工业物资，如食盐、火柴、电池、药品、杂货等，占40。我方结算时，主要的支付手段是以粮食和山货作价，其中山货占30。虽然，这笔交易我们是大占便宜的，但汪子栋也可以向日军交帐了。（叶进明：皖中地区财经工作的回忆）。同时确定，在皖南敌区增辟易货点，增大贸易额和增加换货品种，以支持皖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经过不断深入做工作，楠木和汪子栋等人利用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做了一些对新四军七师有利的，例如：
　　第一，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日伪方面由原来供应我方食盐、布匹、食糖等，扩大到电讯器材、五金、药品、医疗器械、钢材、纸张（印报纸用）等，这些都是我军和根据地十分紧缺的军需军用物资，大多是日伪明令禁止运入根据地的战略物资。后来甚至用一千吨的军舰几次运来了军需物资和武器、弹药。
　　第二，不时向我方提供情况。例如鬼子下乡扫荡前，向我方秘密通报，使我军能及时转移，减少了损失。有次敌人扫荡时，汤家沟堆放了大量粮食，来不及转移，我们就贴上汪子栋给我们的日伪总力社芜湖分社的标签，伪装是敌方收购的粮食，避免了敌人的抢掠。
　　第三，营救我方被捕人员。1945年农历正月初二拂晓，鬼子向无为来乡临江地区进行了扫荡，我们有五名干部（有王渔、何东初等）不幸被捕。他们都很机警，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蔡辉同志又请楠木抓紧营救，以防事情败露，请楠木和特务机关交涉并作保，汪子栋又花了钱，王渔等5人很快就被安全释放。
　　第四，通过楠木，为我方打通了南京日伪金融机构的联系，将我军在作战中缴款和平日收集到的大量伪币，秘密运到南京购买我军急需的物资，换回了一些日元、美钞。（刘健农：通过经济贸易开展敌军工作）
　　蔡辉又通过爱国人士留德化工博士的石原皋，在上海建仙鹤药厂为根据地秘密生产盘尼西林；又通过石和任伪头面人物的合资企业，间接建立了日商的贸易关系，套购了大量稀缺物资。
　　至1944年春，汤家沟已成为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辖区最繁华的商埠，先后吸引了大批上海、南京、芜湖的商人前来投资、经商。被誉为小上海。
　　贸易总局挣的钱多到什么程度呢？叶进明回忆道：在当时利用汪伪的关系对扩大贸易是极其重要的一关。我们收集到的法币和伪币，数量之大，要用麻袋、车装，用轮船、汽车运，如果没有南京、芜湖的敌伪机关为我们服务，不仅无法度日，而且会遭到敌伪的打击，很可能连人带钱自投罗网。有了这种关系（指楠木、汪子栋）、我们用敌伪的轮船、汽车，堂而皇之运到南京、芜湖，进出敌伪的金融机关，购买我们需要的军用物资，甚至连军部需要而又难以弄到手的日元、美钞等外币，也可以从这里取得。（叶进明：皖中财经工作的回忆）
　　六、抗战胜利之后，皖江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成就
　　从抗战胜利到顺利北撤的2个月左右，蔡辉领导的皖江贸易总局又打了四场非常漂亮的收官之战：
　　一、与国民党争夺日军武器弹药：
　　1945年8月，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根据上级指示，蔡辉领导贸易总局将工作重点转向对敌顽开展受降的争取工作和抢运敌顽军火和重要物资过江。刘健农回忆如下：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接受芜湖日伪军投降，七师成立了芜（湖）当（徐）支队，唐晓光任司令员，段洛夫任政委。经过楠木和汪子栋居中联络，日军驻芜湖的司令部吉村、乘汽油划子来到二坝，和段洛夫等同志说明，日本人同意向七师投降。当时我正在二坝，亲眼目睹吉村过江来到我方驻地。后来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不同意向新四军投降，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于是楠木、汪子栋和吉村商定，偷偷运送给我方100多吨物资，包括几十挺轻机枪和弹药。（刘健农：通过经济贸易开展敌军工作）沈君常、吴锦章回忆如下：1945年‘815’之后没有几天，楠木找到杨大炎的住处，说他已与日军驻芜湖部队吉村队长商妥，要把一批武器弹药交给新四军。随后，楠木同周金祥来到吉村处。当夜，他们又赶到芜湖，忙着向一艘机动舰上装货，所装的约有20余大麻袋，内有几十挺轻机枪和一大批子弹。装妥后，楠木亲自上船押送，将这批武器弹药安全送到我根据地。三天后，蔡辉、段洛夫、吴锦章又做了安排，由陈伟洋派出船队，驶往事先约好的芜湖江边，再次装上吉村队长送来的32挺轻机枪和大批子弹，顺利运到我根据地，自此以后，楠木还经常往返于芜湖和无为之间，不断为我方送来大批军用物资，其中还包括许多服装。（沈君常、吴锦章：在特殊抗战中的特殊贸易）
　　二、收回大江币、取信于民：
　　1945年9月北撤前夕，根据曾希圣和区党委的指示，蔡辉奉命回收全部大江币。其方法是将除北撤时随军转移的军用物资、主要机械设备外，将公家全部一般物资包括粮食、木材、家具、库存货物、各类日用品标价拍卖，敞开回收大江币。收回的大江币，分点集中在牌楼、李桥、石洞埠等地，堆在院子里，浇上火油，当众烧毁。师部还派了武装部队守卫监督。到最后一批部队北撤时，市场上已没有大江币流通。但当地老百姓珍藏了不少。
　　三、安全转移巨额资金、重要机器设备和安排撤退疏散人员：
　　1。将所有可出口的物资，都变卖换成法币存入敌区的银行或钱庄里，以备应用；
　　2。贸易总局将全库所存银元、金条、金块、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依号登记在夹被心里，分发给排以上干部及警卫队员北撤时穿着，到目的地缴公。
　　3。组织水路北撤：
　　七师北撤分陆路（由曾希圣【注三】、谭希林【注四】率主力部队）、水路两条线。水路自1945年9月开始，即陆陆续续开始，有时一天几船，由汤家沟集中上船，顺江东下过南京至六合县。运输船只以贸易总局和所属长江护航队为主，江流船政办事处配合，除利用护航大队、船政办事处自有船只外，主要租用芜湖航运公司的拖轮和沿江民船。经贸易总局蔡辉亲自安排大的运输行动有四次：
　　一是由赵鹏程率队一个连，护送七师参谋长、含和支队支队长孙仲德、皖江行署副主任魏文伯【注五】等干部、战士共千余人，乘着由日本人楠木带到汤家沟的日舰挂拖12条大木船，伪装成日军由汤家沟附近的姚王庙出发，直达淮阴。
　　二是由贸易总局用租用的芜湖一艘拖轮和6只木船，护送一百多名伤病号和五六十担医药用品，经长江至六合。
　　三是由贸易总局包租杨大炎的拖轮及木船队由姚王庙出发，将大江银行、印钞厂、兵工厂、《大江报》等单位的机器、物资及部分人员转移至六合，转淮阴。
　　四是由贸易总局吴锦章【注六】、陈力生【注七】组织的船队，将皖江贸易总局机关人员及胡德荣【注八】带领的区党委、行政公署的老、弱、病、妇人员分三批护送至六合。
　　一共六批，在转移中没有一批发生意外事故，无一伤亡和财产损失。圆满完成北撤前善后工作后，蔡辉和段洛夫【注九】、陆学斌【注十】等率贸易总局及其它一批地方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挥泪告别皖南人民，从无为汤家沟出发，经斗家坝过巢湖，并再登陆步行经合肥、全椒、来安、天长、盱眙、泗洪至洪泽湖又登船经运河到达淮阴，驻在淮阴北部王营镇，途中行程共达一个多月。
　　四、组建两套班子，为北撤后在新形势下开展国统区贸易做充分准备。一套班子由蔡辉带吴锦章、陈力生、谭伟、彭肆、宋泽等随七师主力部队北撤；一套班子由沈君常、吴谷泉、舒展民组成赴上海建立联络机构，原在上海的我方人员石原皋、朱玉龙、盛慕莱等重组公司待命，蔡志锷负责调度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