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作家袁炳纲获奖散文分享我的婚姻我爷订

　　作者按：今早，悟空问答邀我回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在五六十年代很普遍为什么离婚率很低，不由想起自己的婚姻。下面是我写的我的婚姻的一篇获奖散文，也许多少能回答一点这个问题。
　　我的婚姻我爷订
　　爷爷的外号叫：脑系。脑系是我们昭陵一带渭北农村的方言，意思是：领队或领导。乡亲们之所以推崇爷爷为头，冠以此殊荣，可能和爷爷一直吃苦耐劳，干活手脚麻利，组织安排周密等事情有关吧。
　　爷爷一生，很少睡过明觉，也就是天明了起床。那时是人民公社，尽管土地大部分归生产队，但每人还留有几分自留地，通常状况下，家里其他人起床时，爷爷已干了一通活，不是拾了半担笼牛粪，就是给自留地担了一担粪，或者从什么地方斫了多半背笼柴火什么的。爷爷这个习惯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在很早的旧社会，他的青少年时代便形成的。当然，爷爷也不许我们睡懒觉，即使天下雨生产队没农活不下地，他也要你早早起来，在外面转转看看，找找还有什么活可干。
　　这是一条纪律，铁的，谁都不能违反，包括大学毕业后，在新疆乌鲁木齐八一钢铁厂工作的三爸，偶尔回来探亲，也要这样。爷爷常这样教导：庄稼汉，要过好日子，不起鸡啼打半夜是不行的。正是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我从上小学一年级始，星期天便奔波在田野里，割草，斫柴，捡树叶，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刚刚十二岁，便到距家十五公里外的相虎，东庄，我们叫山后的地方去，住宿在那里斫柴。爷爷没走过慢路，虽说他的背稍微有点驼，腿有点罗圈，但身后永远涨起一个气包，那是因为步子快，风从前边没有系扣的前襟吹进，使上衣背后涨起，象一只鼓足气的船帆。爷爷一生太急了，经常飞火溅烧的，他给他和他的儿女们安排的农活，永远使他们不得停歇，甚至忙得没有缝隙。爷爷的手脚特别麻利，一天可以割四亩多小麦，干活讲求质量速度和拼劲，因而你休想偷懒，谁要是懒一点，他会用鞭子打你，非常严酷。因而我们家所有人都非常勤劳，干活总是齐心协力，无人耍奸溜滑。
　　爷爷的第三个特点是思维不停。人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冬季农闲了，村里多数人便窝在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但爷爷却领着他两个儿子：我的父亲和二爸去跑车拉脚。这活相当于如今搞运输。那时的运输用的是硬辘轳大车，套的是牛马，不比如今汽车跑，光加油。一路上人要吃饭，牛马要吃草料，非常的辛苦。特别是当时全是土路，遇到雨雪天，道路泥泞，人困马乏，有时简直是寸步难行。最操心的是下陡坡，硬轮大车的刹车靠的是通过一根木头压在两个铁轮外边的刮木，缓坡，吆的人在前边手拉绳子制动，陡坡则需要一个人在后边，通过用绳子绑的一根杠子，利用杠杆原理压刮木制动了。这活需要前边赶车的人和后边提杠子的人互相配合。并得默契，不能猛用力，怕闪了辕牛的腰，不能不用力，怕刹不住，总之，用力的强度得随着坡度缓陡变化，不伤牛，不伤车，更不许出现刹不住那种险情。父亲和二爸十一二岁时，便在爷爷的培养下，杠子提得有板有眼，深得那些和爷爷一起拉脚的车夫的称赞。
　　跑着跑着，爷爷脑子活泛了，慢慢地开始自己倒贩一些货物了。他会把我们家的小麦，菜油拉出去，换外地的老瓮瓷碟碗，回来后又拿这些瓷器兑换小麦菜油。还把当地的柿子拉出去换平原的小麦等。甚至去淳化安字凹拉碳。这样以来，往返都有货，不放空车，并且不是光挣运费，爷爷的收入一下子提高了许多，年年都用积蓄给我家添置几亩地。许多人开始眼红爷爷了，跑到我家，要求爷爷下次出去带上他们，于是爷爷戴上了脑系这顶桂冠。
　　农民过日子，有时和赛跑差不多，一旦起跑，煽开了，煽圆了，便一发不可收拾，没有几年，我家的土地便由原来的十多亩发展到七十多亩，车马牛齐全，劳力也多了，我的姑姑、三爸、四爸、五爸也相继出生了。
　　正当爷爷扬帆奋力，率领一家大小进一步创家立业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了，当然爷爷的创家方案搁浅了。
　　人民公社的成立，土地的归公并没有完全打消爷爷致富发家的雄心，爷爷仍然在努力，在拼搏，那年生产队相虎南山的吊庄地承包，他毫不犹豫承揽了，带着我婆住在了山后。平时，只要能赚钱的活，不管多苦多累，他都千方百计干，殚精竭虑增加家庭收入。
　　我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虽说第一个孙子最后一个娃，是爷爷奶奶的打心锤锤，但爷爷对于我的要求，仍然和他的子女一样严格，丝毫不会降低标准，无非是有一星半点儿好吃的，先尽我吃罢了。
　　说起来，我蛮佩服爷爷，不知是仿照农业社的管理方法，还是他独创的，他管理一大家十七八口人有条有理，有章有法。那时，我的父亲和三爸在外工作，一个教书，一个当技术员，他根据二人的工资大小，要求二人，扣除自己的生活费和零花钱外，给家里交纳钱，并订有标准。每月按规定按时交纳，不得有误。那时，人们穿衣发布票棉票，他又按布票棉票的数量，按门户给全家发放买布买棉花的钱，只记得每尺布票按当时商店棉布的最低价，三角发放。他还每年在平原买几十斤棉花，按实际人口发放给我母亲和二娘三娘四娘，以便让大家再织一点布，补贴不足的部分。家里人多，爷爷要求每天母亲妯娌几个，轮流留一个人做饭，其余全部下地，参加集体劳动。当时村上没有通电，我的娘们妯娌四个，生了我们这一辈十几个儿女，夜里儿哭女吵的，娘们要给这个擦屎，那个挖尿，给大的盖被，给小的穿衣，小小煤油灯，有时刚吹灭，瞬间又得点着。火柴一忙乱，扔得急忙找不见。于是就有娘怕麻烦，整晚上不吹，点起了长明灯，真正成了官油壮捻子。三天一大壶煤油，太伤钱了。针对这一情况，爷爷又制订一条反对浪费的家庭法规：煤油按灯发钱，省下的钱归自己零用，超支了不补。
　　家里的生产生活经济大权，爷爷牢牢地掌握着，从不放手。爷爷专制独裁，有时甚至是专横。说也奇怪，那么一大家人，都怕爷爷，包括我们孙子辈，只要一听到爷爷回来了，玩的便停下了玩，哭的也止住了哭。那时我们家，在礼泉县泔河以北，相当有名，因为有十几口人的大过活，在当时的数百个自然村，极少极少。
　　六十年代初，粮食困难，村上办起了食堂，但顿顿打回来的饭总是满足不了一家人的需求，饥饿时不时虐待着一家大小。当时家里还有一点余粮，但爷爷坚决不许动用，他说：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动用。爷爷是从民国十八年年馑里走过来的人，深知粮食的重要，虽然大家饥肠辘辘，但谁也不敢犯上作乱，只是默默地忍受着。
　　日子越艰难，爷爷越吝啬，他千方百计节衣缩食，增加家里的备用金。那时有许多人劝爷爷给下边的几个娃把家分了，并说了分开利于管理，能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可爷爷就是不肯，仍然顽强甚至顽固地操持着他这个大家。
　　这个时候我上小学了，二爸三爸的儿子我的几个堂弟也相继诞生，跟着入学了。一天晚上，爷爷召开了家庭会，宣布了一项决定：给我们一伙孙子中，从我开始，加上二爸三爸的两个大儿子，即从大到小三个孙子定三个媳妇。每门一个，不偏谁，不向谁，端平一碗水。尽管对这个家庭决定，几位父母都有异议，甚至有些不理解，但爷爷不行，你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不大不小的家庭相亲活动是从我这头一个孙子开始的，择偶标准是爷爷颁布的：一要钉子板子，二要勤勤恳恳。钉子板子的要求是说话灵里灵干，能撂利索；勤勤恳恳没有标准，爷爷检验的方法是看她家的粪堆。如果粪堆有形有状，周围干净无杂物，不耷拉坍塌，象牛屎扑塌。凭这点，爷爷断定，这家人肯定勤劳朴实，够格。
　　那时我正在村小上学，几次家里让我回家，和所谓的对象见面，搞得我更加叛逆，横竖再不去见面了。爷爷无奈，只得亲自出马，亲身为之了。我现在的妻子就是爷爷亲自为我选订的。只知道爷爷回来说：行，说话灵干，一斧头两圪塔，撂得灵干得很。也不知他当时看她家的粪堆形状没有。反正，事订了，聘金二百七十元。后来，二爸的儿子在爷爷的努力下，用同样的方法，也订妥了婚姻，对象是东庄乡南岭头的，她妈是陕南人。但到了给三爸的长子订亲时，三爸坚决不同意了。原因是三爸当年的妻子我的三娘是爷爷旧社会花三石六斗麦订的，三爸一直对此婚事不满。三爸说：家里人没吃没穿我出钱，若订媳妇，我不掏钱。再说，我过两年条件好了，准备把我一家大小迁到乌鲁木齐，订下的媳妇咋办！
　　三爸的强硬态度终于使爷爷的雄伟计划中断实施。尽管爷爷的家法很严，但三爸说爷爷如果继续给他儿子订婚，他将再不按月上缴月费，中断家庭的供给。钱让爷爷害怕了，一旦少了三爸这份子钱，一大家人的开支将会无法继续下去。尽管爷爷本领大，是人们公认的脑系，又是多年的家长，但钱是个硬头货，比不得黄土崖上的黄土，只要你肯出力，就能拉来用。
　　爷爷虽然让步了，但爷爷过了不久，又宣布了一项决定，要给我这个头一个孙子十八岁结婚。
　　一九七二年，我虚岁十七，离爷爷设定的结婚年龄差一年了。我们村那时有一个习俗，结婚前要在农历我村七月初七的古庙会上，把即将过门的媳妇叫来逛会，顺便买点衣物布料，让女方做点嫁妆，当地人叫陪房。那年，我刚从高中毕业，七月初五，爷爷便向我母亲发放了七十元，并安排我的姐姐从昭陵镇的东陈村把我的未婚妻叫到我家。
　　庙会一般情况下三天，从初六开始起，初七是正会，四面八方前来逛会的人络绎不绝，摩肩接踵。礼泉县，兴平县，泾阳县，淳化县，乾县甚至还有周至县武功县的商店都来赴会，秦腔大戏又来助兴，热闹确实非凡。初六，初七两天，姐姐母亲带着我的未婚妻走摊串店，挑选购买着我们将来结婚的衣物布料，忙得乐得不亦乐乎。
　　可谁知到了初八中午，节外生枝了，不知是我的其他哪一位娘，派了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向爷爷这个家长要钱了，用途是扯鞋面料，爷爷当时一口回绝了，说没钱，可我那个娘却说：有钱叫媳妇，没钱扯鞋面！
　　爷爷一听这话，气得差点儿昏了过去。当时正吃午饭，他不由分说，抄起盘子，连碟子带碗，摔得稀巴烂。这下子，弄得一家人都十分难堪。本来母亲想让我的未婚妻会后再逛几天，这种窘境一出现，马上打发我送她回去。自然，我的那位找茬的娘脸上也挂不住了。一个看似好端端的大家一下子你的鼻子我的眼窝，扭东的扭东，列西的列西了。
　　此后，不知是这场家庭风波的撼动，还是爷爷觉得自己统领这个大家已实回天乏术，无能为力，或者认为家庭成员的心已涣散，一向冥顽不顾的爷爷宣布分家了。
　　很快，我们这个泔河以北少有的大家分开了。老宅两院，我父亲为长子，一院；另一院，分给五爸，因为爷爷要和他过活。由于分家太迟，二爸和四爸一下无处可居，搬到了生产队的饲养室，三爸一家则搬到了大队办公室旁的空窑洞。
　　一直到了一九七四年，二爸和四爸才另划了庄基，每户打了两孔窑洞；也就是在那一年，三爸一家迁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市的钢厂。
　　我是一九七七年结婚的，虽然说对象还是爷爷选订的，但结婚年龄超过了爷爷设定年龄四年。二爸儿子那门婚事也没有结果，因为女方的母亲带着女儿回陕南了。
　　一九七八年，爷爷七月十六过世了，当时他曾想过世之前抱一曾孙，可惜非常遗憾，没有等到，我的女儿是一九七八年七月廿五降生的，那时爷爷已经在九泉之下度过九天了。
　　爷爷的一生，充满期望，又充满遗憾，细细品味，有天意有人意，又有些许客观规律。真应了《三国演义》中的罗老先生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名言。
　　中国是从封建社会发展过来的，名门望族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受其影响，爷爷千万般努力，妄图使我们一家成为袁大家族，进入名门之列，可最终还是失败了。
　　经济的衰落，人心的涣散是不会支撑那些宏伟计划的实施的。所以：发展经济是第一生产力，可是这发展，离开了社会制度，单凭个人努力，是做不到的。可惜，爷爷不明白这点。
　　作者简介
　　袁炳纲，男，一九五五年生，昭陵镇坡北村人。一九七二年建陵高中毕业，同年参加教育工作，一直执教于建陵镇坡北小学。一九九六年调到建陵教育组工作，二零一五年退休。小学高级教师，从小热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