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辟邪的辨识及其源流考析

　　在中国古代，四灵说以东方为龙，西方为虎，南方为朱雀，北方为龟。到东周时期，则流行五行说，以五色即青红白黑黄，分别配五方即东南西北中。《左传》中载：麟，中央轩辕大角兽也。把麟作为中央神兽，以黄色作配，为以后麟代虎成为五灵之首，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四灵说有了新的阐释。《礼记礼运》：彩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麟以为畜，故兽不狘。郑駮说：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时，五者取像五行，今云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是则当四时明矣，虎不在四灵。《大戴礼》说：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龟龙麟凤，所谓四灵。这里虽说到五精，但除去圣人，仍然与《礼记礼运》中的四灵相合。汉人许慎案《礼记》时提出了新的说法：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龙东方也，虎西方也，凤南方也，龟北方也，麟中央也。这就是后来的五灵说。后世典籍中也有麟凤五灵，王之嘉瑞，以及麟凤与龟龙白虎五者，神灵之鸟兽，王者之嘉瑞也的说法。汉章帝元和二年（85）至章和元年（87）凡三年，麒麟五十一见郡国。汉安帝延光三年（124）七月，麒麟见颍川阳翟。延光四年（125）正月壬午，麒麟见东郡濮阳。汉献帝延康元年（220），麒麟十见郡国。如此之多的麟现事迹记载，可见两汉时期麒麟为瑞兆说的风行。《礼纬稽命徵》中说：古者以五灵配五方：龙木也，凤火也，麟地也，白虎金也，神龟水也。蔡邕《月令章句》也说：天官五兽之于五事也，左苍龙大辰之貌，右白虎大梁之久，前朱雀鹑火之体，后玄武龟蛇之质，中有大角轩辕麒麟也。这表明到汉代，五灵说与五行说的融合和逐渐完备。古人龙凤龟虎配四时、四方，而在四时中，秋为白虎，秋主收而白虎主刑杀，灵兽不应主杀，于是出现了以麟易虎的变异四神兽而流传后世。
　　汉代文献中有关麒麟的描述仍然与鹿的形象极为相像。《史记封禅书》中记载了汉武帝获麟的事迹：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肃祇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汉书终军传》说：从上幸雍，获白麟，一角而五蹄。显然是一种独角鹿的形象。《尔雅释兽》把麒麟解释为麕身、牛尾、一角，《说文解字》中分别对麒麟麐作了解释：麒，仁兽也，麋身、牛尾、一角，从鹿其声；麟，大牝鹿，从鹿粼声；麐，牝麒也，从鹿吝声。总的说来，麒麟形象的基本特征有：麋身、牛尾、五趾、一角（肉角）。
　　汉代时，还有外国贡麒麟的记载。《汉书宣帝纪》载：九真献奇兽驹形，鳞（麟）色，牛角，仁而爱人。班固在《西都赋》中明确说到了长安西郊的上囿禁苑，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踰仑昆，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于是此后又出现了不同于古传的麒麟形态。刘向在《说苑辨物篇》中也详细地描述了麒麟的体性：麒麟，麕身牛尾，圆顶一角，含仁怀义，音中律吕，行步中规，折旋中矩，择土而践，位平然后处，不群居，不旅行，纷兮，其有质文也，悠闲则循循如也，动则有容仪。东汉王充《论衡》中说：孝宣之世，九真贡献麟，状如麞而两角如鹿。这些描述大概来自实物，麒麟无论从体形、颜色、角、蹄的描述上都发生了变化，与长颈鹿的特征十分吻合。都是躯高颈长，似鹿非鹿，身被纹彩，头上生有肉角，尾如牛尾的动物。在徐州茅村汉墓的画像石中也有与长颈鹿形象相近的麒麟画面。
　　就麒麟石雕而言，晚至秦始皇時代已经作为石象生列于陵墓之前。汉籍《西京杂记》卷三记载：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抱，上枝荫覆数亩，其宫西有青梧观，观前有三梧桐树，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胁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皆含血属筋焉。但并没有麒麟造型的描述。而于陵墓前列置石麒麟、石天禄、石辟邪等神兽流行于东汉。天禄、辟邪的艺术形象对传统的麒麟艺术形象影响极为深远。南朝帝陵前的麒麟石雕形象经常与天禄相对出现，并受其影响，从类鹿形象转变为狮虎形象。
　　（三）辟邪、天禄、麒麟等神兽雕塑狮虎化的原因
　　辟邪、天禄、麒麟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象征吉祥、权利、震慑、守卫等功能的神兽，形象并非写实，而是人们通过想象，将不同种类的动物夸张变形组合而成的一种瑞兽，至少在东汉，他们的形象都与狮虎比较接近。瑞兽之所以出现狮虎化特征，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
　　首先，威猛的狮子形象符合人们对神兽的种种希冀。狮子非中国产物，狮子最早是西汉时从西域诸国作为贡品进入中原地区。狮子是百兽之王，被当成威猛、力量与权威的象征。这些习俗也随着西域的狮子进入中土。因此，狮子也被认为具有辟邪攘灾安吉等神异功能。作为保护神，狮子雕塑后来广泛出现在寺院、陵墓、门阙之前。
　　狮子本就可称为辟邪。《益州名画录》记载：蒲延昌者，孟蜀广政中进画授翰林待诏，时福感寺礼塔院僧摹写宋展子虔狮子于壁。延昌一见曰：但得其样，未得其笔耳。遂画狮子一图献于蜀王。昭远公有嬖妾患病，是日悬于卧内，其疾顿减。王乃召而问其神异。延昌云：宋展氏子虔于金陵延柞寺佛殿之内，画此二狮子，患人因坐壁下或有愈者。梁昭明太子偶患风恙，御医无减，吴兴太守张僧琳摹此二狮子，密隐寝堂之内，应夕而愈。故题曰辟邪，有此神验久矣。张僧琳是南朝梁武帝时的著名画家，他画的二狮子，题曰辟邪，具有驱魔祛邪，利物利人的奇特功能。说明在当时，狮子是可以称为辟邪的。《水经注》曰：汳水迳其南，汉熹平中某君所立，因葬三弟，刻石树碑以旌厥德，陵前有师（狮）子、天鹿。这是传世文献所载最早的狮子石雕，从碑铭可知，设置狮子的目的是镇慑邪魔、守护墓主灵魂平安。而能够辟邪除群凶的正是辟邪。因此，在艺术形象和实际使用上，狮子与辟邪趋于一致。《抱朴子》中就说：又有神兽，名狮子辟邪，三鹿羔羊、铜头铁额、长牙凿齿之属，三十六种，尽知其名，则天下之饿鬼饿兽，不敢犯人也。人们赋予狮子避邪御凶的神性，希望狮子具有消除或防御来自超自然的病源或祸患的能力。这样，狮子就被赋予了避邪的功用。
　　其次，老虎威武、凶猛，是强大武力的象征，在中国一向被视为百兽之王和保护神。比如虎符是兵权的象征，军事装备上饰以虎头纹，军中主将办公的地方称为虎帐，军中议事厅称为白虎堂等。《淮南子兵略训》说：所谓天数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高诱注：角亢为青龙、参井为白虎、星张为朱雀、斗牛为玄武。用兵军者，右参井，左角亢，向星张，此顺北斗之铨衡也。也就是说，它们是东西南北方位的守护神而担当车舆的警卫。虎作为四神之一，其艺术形象在汉代的墓葬中有许多表现。而狮子在进入中原地区前后，不管是文献记载还是口耳相传，人们都参照老虎，介绍狮子。狮子作为殊方异物，甚是珍贵，东汉时石匠们恐难见真容，他们按照老虎的形象塑造狮子。直到宋末元初，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还曾有这样的记述，近有贡狮子者，首类虎，身如狗，青黑色，宫中以为不类所画者，以非真。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狮子身才（材）短小，绝类人家所蓄金毛猱狗。诸兽见之，畏惧俯伏，不敢仰视。气之相压也如此。出现了人们见惯匠人们创造的狮子形象，当一睹真狮反而不知是何物的怪现象，原型的天然隔绝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三、结论
　　由以上论述可知，中国早期的一些辟邪等雕塑与狮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第一，这些神兽本不存在，它们早期形象的出现，与狮子相同，都是在没见过实物的情况下，匠人凭着耳口相传加之想象力创造加工出来的。第二，在狮子被内地人士所知后，其形象成为当时一些石兽的创作蓝本。第三，内地本有老虎，其形象亦被人所知，中国早期的一些石兽及最初的狮子形象也有仿照老虎的成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狮子和老虎这两种动物在形象上客观存在一些共同点决定的。
　　石辟邪在形象上更接近于真實狮子的形象，许昌榆林出土的石辟邪，从整体造型和细部结构特征来看，更接近于东汉献帝时期。目前发现的石辟邪中，最早的应属东汉晚期的安帝至桓帝时期的辟邪，其造型呈S形或L形。翼、角、舌、纹饰等有无雕刻的情况均有发现。头部多后仰，或写实，或神化。胸部外凸较明显。翼为阴线浅雕，线条粗放。在其后的献帝时期，辟邪整体上呈S形或L形。多数无角、藏舌，翼也是或有或无。头部多为写实的雕刻技法，类似虎头。有翼的一般分作34翎，平直后展，雕刻细致。胸部多呈内敛的姿态。造型基本上以写意为主，整体感觉简练粗犷、古拙厚重。所使用的雕刻技法简洁明快，通常是按照石坯素材的整体形态和所要雕刻对象的主要特征，在关键部位加以凿刻，从而达到整体轮廓相似。雕刻手法上擅长夸张，尤其是那饱满雄浑的胸脯，极具张力。许昌榆林石辟邪的整体雕刻技法为圆雕，同加以浮雕、线刻等技法，手法高超娴熟。可以看出，工匠使用工具已与当时成熟的冶炼技术有密切的关系，东汉时期我国的冶铁技术已经相当发达，铁制工具应已广泛地使用与生产中。比较西汉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等16件石刻，可以发现这些石刻大多是利用天然石块不规则的形体，因材施工，略加雕凿，学者或工匠以为这样的做法是为了求得自然之势，天然之趣，实际上如果我们考察其他石刻，就会发现它们雕刻得比较粗糙。东汉的神兽石雕，撇开所代表的具体内涵不论，单就雕刻技法上，明显较西汉进步许多，而且写实性增强。
　　东汉石兽雕塑，在审美情趣、艺术风格、造型特点、表现方法、雕刻技法等方面，都一脉相承地体现了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风格，许昌榆林出土的石辟邪是中国雕塑艺术中的瑰宝和佼佼者。从造型上，它代表了一个时期的吉祥符号与象征；从文化内涵上，它反映了一个时代民族文化精神的变迁以及先民智慧与情感的寄托；从艺术上，它折射出一个时期人们的审美情趣以及雕刻绘画技法的水平，并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