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祭

　　清朝末年，闭塞之风根深蒂固，满朝君臣以天朝自居，既无外交经验，又乏国际知识。直至外患频来，痛惩深创，天朝迷梦才幡然始觉。先是鸦片战争，继以英法联军与甲午之战，天朝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之条约。然后举国上下，凛然知旧章不足用，思变法以图存。甲午战后，康南海公车上书，维新志士们欲挽狂澜，光绪皇帝也立志变法，不甘做亡国之君。然而，中枢维新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便以康梁流亡海外、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光绪被囚瀛台的一连串悲剧收尾。后人看百日维新，犹如流星一现，虽然闪亮耀人，却稍纵即逝，可当事之人披榛开莽之难，纵有万般无奈，却与何人说。让我们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对当事者同情的理解走进这永载史册的历史大事件，以后人的感慨和反思为戊戌做祭。
　　一、晚清的痼疾：传统与嬗变
　　满清在制度上清承明制，无相权的皇权集权，以相互牵制为主的中央机构，内重外轻的格局，地方的简政与中央繁政相搭配，这些明朝的隐疾与明患，清朝也一并继承下来。在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明清，这或许是维持政治稳定和秩序的必要代价，在太平时期这些代价也许并不会被人察觉，但当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这些满清政治格局中的痼疾，都成了维新变法的无形之障。这些传统痼疾可概括有三，一曰补丁机制，二曰旗下闲人政治，三曰冗官冗政。面临此变局，晚清格局亦有嬗变，即政治重心转为外重内轻，地方汉族官僚实力派崛起，也成了维新运动必须面对的局面。
　　清季政治传统首推补丁机制。所谓补丁，顾名思义，即在原有的政治要素或政策不能再应付局面，或者为统治者所不喜时，用某种‘补丁政策和要素来修补之，并不去掉旧的。不论是清朝赋税政策上的小补丁，还是设军机处之类的大补丁，都是清朝自我调节的表现，这种局部修补的确能减少政治动荡和增加灵活性，但补丁政策一旦形成贯性，便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缺乏活力，因循迟滞，得过且过，对彻底变革的本能拒斥。各种机构叠床架屋，也是导致冗官冗政的制度温床。在这种强大的补丁惯性下，百日维新的改革政策却也成了补丁：开武备特科、经济特科是对科举制的补充；操练新军是对八旗绿营兵制的补充；编制财政预算只是对原来财赋政策的补充。这些新政的补丁如一场毛毛雨，康梁本意是为了求全，认为此事改，彼事不改，则劳而无效，然而这一揽子的补丁收效之微有目共睹，如一场毛毛雨下在沙漠上。补丁毕竟只是补丁。
　　满清政治的一大特色，便是旗下闲人政治。当年努尔哈赤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怎会想到后代旗人会变得如此软弱无力。清朝入关后，便给与八旗子弟各种特权各种优待，铁杆庄稼养着旗人，大清政府护着旗人，谁曾想到，这种豢养政策却成了满人们甜蜜的桎梏。在清廷厚饷沃粮的喂养下，旗人渐渐腐化堕落，不仅军队战斗力锐减，旗人自身也失去了求生计的能力，只知遛鸟斗蛐蛐吃喝玩乐，成了名副其实的闲人。然而，就是这些闲人，却在清朝政治上享有很大的发言权。清廷的任何变革，一旦危害到旗人的利益，便是有令难行。戊戌变法时，光绪采纳康有为的建议下令裁汰冗员，便招来旗人怨声载道，满人贵族个个到慈禧面前哭诉，痛陈新政坏旗人生计，败祖宗之法，给慈禧的权杖赋予了她苦苦寻求的合法性，令新政阻力倍增。
　　与以上两种弊病都有联系的，也是历朝历代所共有的痼疾，便是冗官冗政。自宋以降，封建统治者的首要目的都是维稳，消除内部叛离，以各种机构相互牵制，所以牺牲效率是在所难免了。冗官尚还好说，不过是人浮于事，养一批闲曹浮吏。冗政却是症结所在，它既是出于叠床架屋、政出多头的制度结构，也是一种拖沓沉闷、低效消极的行政风格。冗政孕育出的黑幕政治、无为而治、拖延战术、文牍功夫，使得任何维新政策都如堕棉花套阵，任你再强硬的手段也无法突破这软绵绵的无形的抵制。裁员的谕令被一拖再拖，设制度局的奏折都石沉大海，即使光绪龙颜盛怒，军机大臣们也敢偷梁换柱地将制度局改为军机处的小补丁，下层官员们也仍敢推脱搪塞不肯裁员，反正法不责众，你推我我推你光绪拿谁都没办法。目的在于革除冗政之弊的新法却遭冗政所累，其实，造成冗政的根源恰恰是绝对的皇权。随着封建专制的发展，皇权越来越集中，可是皇帝能力有限，又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只有依靠层层官僚维持局面。在绝对的皇权底下，人人都不敢负责也不能负责，所以推诿和疲沓就变成了必要保护剂搪塞、诿过、偷梁换柱的文牍功夫，也是皇权底下官吏瞒上、自保、牟利的一种有效手段。希望君王乾纲独断、雷厉风行的戊戌变法一下子撞到了冗政的软墙上，无需西太后和顽固派的疯狂反扑新政也难以贯彻实行。可见中国的近代化之路走得有多艰难。
　　除传统痼疾之外，晚清格局的嬗变又给维新派出了另一道难题：枝强干弱的中央与地方走向。自明以来的内重外轻格局被太平天国运动改变了。由于旗人已然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下退化成闲人，为了剿灭太平天国和捻军，清廷只有依靠拥有新式军队的地方汉族官僚，此后地方实力派地位日益上升，也成了洋务运动的中坚。这些地方实力派幕僚众多，兵为将有，难免有些坐大的势头，手腕高明的慈禧利用牵制平衡的方法，大体维持了这些地方势力的向心力。外重内轻的局面，使得维新派不得不处理与洋务派的关系，而政治经验尚浅的维新派显然在这个问题上载了跟头。
　　这些积久成习的痼疾及晚清格局的嬗变，给维新变法设置了重重的无形之障，慈禧为了夺权而进行的反扑甚至屠杀固然是有形的枷锁，但在此之前维新派已被这些无形之障折磨得疲惫不堪。
　　二、多难的维新：使命与策略
　　甲午之败来得那样突然，那样不堪，给中国君民当头一棒，彻底击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鸦片战争，我们也败了，但败在远涉重洋的大英帝国手上，尚可自慰；甲午之战，在世界都认为中国胜算颇高时，我们却惨败于一直不屑一顾的东瀛小邻居手上。于是，羞愧、恐慌伴着对洋人的仇恨笼罩了士林并蔓延到百姓，各种的求新，各种的守旧，各种的抗争，各种的苟且，在亡国危机的激发下五光十色地一并呈现，形成一幅世纪末中国欲哭无泪，欲呼无声的图卷。
　　在各种抗争中，维新派表现得最出色，进行得也最艰难。后人多批判顽固派的守旧与迫害，但维新派自身也难辞其咎，萧公权先生认为变法之所以失败，一曰顽固派之阻挠太甚，二曰维新者之认识不足。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概括有三：对待帝后之争时陷入道德陷阱；对待洋务派时策略失当；对待自己历史使命时一身二任角色冲突。
　　市井有云慈禧熬光绪，清末的帝后之争蔚为一政治奇观。其实，所谓帝党后党其实是界限非常不清晰、划分十分随意的概括。一些学者们所谓帝党，是指甲午战争后主战的一派，而后党则主和，进而认为帝党支持变法，后党反对变法。实际上，所谓的帝党如李鸿章主战却不一定支持变法，后党如刚毅、奕劻反对变法却仍然主战，慈禧也因世人视她为避战求和而大感委屈和苦恼。
　　且不谈帝党后党之分对与不对，即使真有此党争，维新派也应从实际策略构想而不应太拘泥于党派之争。在非常艰难的政治变革的非常时期，政治策略要求操作者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依次是力量的对比，手段选择的合理性，变法政治进行的最小阻力路线，最后才是道德因素。可悲的是，维新派拘泥于传统道德观念，在对待帝后之争中陷入了道德陷阱。传统政治道德，一向以宦官、外戚以及女主干政为非，康梁受此影响，希望通过辅佐一位贤明圣君，通过中枢维新来变法图存，因而不断鼓励光绪皇帝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康梁如此信赖光绪，跟光绪的个人魅力也有关，光绪帝虽然在慈禧的压制下较显懦弱，却忧民忧国、开明求变，若不算是明君贤王，也不愧为谦谦君子。可是，康有为屡次上书要求乾纲独断，却从未想到将坤字的慈禧太后置之何地，未想到这个权力欲至高的女主早已忍无可忍，因而在变法伊始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弹劾走了翁同龢。已下定决心变法的光绪毅然颁布了《定国是诏》，吹响百日维新的号角，在慈禧看来，这也是她权力流失的号角。变法越深入，要她放权的呼声就越大。光绪尽罢礼部六户部、立四小军机，无不触动了慈禧的神经。其实，慈禧最怕的是权力丧失，怕的是要远离她贪念多年的权力中心而只能退而扎花，而变法与否于她来说只是第二位的。维新派限于道德囚笼中，坚决站在帝这一边，不仅不寻求西太后的支持，还不断鼓励皇帝揽权，并最终走向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的不归路，触动了慈禧的底线。袁世凯告密后，慈禧疯狂反扑，维新志士非死即逃，光绪被囚致死。西太后出于极强烈的权欲，亲手扼杀了中国进步的机会，她内心也极其矛盾和惶惑，因为大权独揽后她便要责无旁贷地应付列强，又无法改变中国积弱危亡之势，只能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维新派当时也实在没给她任何后路，陷入道德陷阱的维新派，不断挑战慈禧的极限，结果导致了自身的覆灭，不能不说维新派政治策略上的幼稚。
　　维新派的幼稚，还体现在对待洋务派的态度上。洋务派是当时位高权重者中最为开明的一群，尽管他们思想禁锢较多，但比起头脑冬烘的顽固派，可以算是变法同路人了。当时的洋务派领军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是对变法持支持态度的。就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势而言，能否争取到洋务派对维新变法的支持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可是，维新派的策略上的幼稚在此体现无疑出于名声的考虑，维新派轻率地拒绝了李鸿章。时值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因签丧权辱国的条约被国人斥为卖国贼，但李多年积累的厚实根基仍在，当李鸿章主动为强学会捐银2000两时，维新派竟然出于名声和道德因素断然拒绝，可见维新派并未弄清楚政治操作与政治实力的关系，更不明白李鸿章在晚清政局中的分量。维新派对开明皇帝乾纲独断的希望太大，而忽视了拉拢地方实力派，拒绝李鸿章更使一些本可能保持中立的力量（那些因循无所作为的官僚）趋向反对方，大大增加了本来就艰难的变法的难度。维新派一直声称要效法明治维新，殊不知明治维新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建立了广而泛、多而杂的政治同盟。对于政治家来说，政治见解和政治操作是两回事，政治见解不同，也可以在操作中争取联合，在当时的中国，维新派幻想在改革阵营里保持清一色的志同道合者是不现实的。
　　维新派的另一局限，便是自身角色冲突，陷入了一身二任的困境。维新派，尤其是康梁，他们既是政治操纵者又是思想启蒙者，思想启蒙的使命要求他们登高疾呼、出尽风头，誓死也要捍卫发出声音的权利，而政治操纵者的任务又要求他们不露声色、运筹帷幄，行动要考虑策略，说话要讲究限度。日本明治维新有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允孝这样的政治家，也有吉田松荫、福泽谕吉这样的思想启蒙家，中国的担子却落在康梁身上。康有为在变法前便著《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日本变政考》，欲为变法开民智、开绅智，俨然一思想启蒙者，然而却激起反对声如浪，因为顽固派仍视康梁为变法操作者，认为他们所说的，即使再谬误也会成为他们政治实施的内容。若康梁只是思想家，或许可被当成如王韬之流的名士，但他们偏偏又怀抱政治抱负，想当帝王之师、明君之贤相；若康梁只是政治操作者，他们可以事事以策略为先，迂回婉进，但他们偏偏又肩负着开民智的使命，不得不奔走呼号，以激烈的言辞唤醒民众，导致风头出尽树大招风，光緒都不敢授他们高品。
　　总之，维新派自身的局限，他们一身二任的时代重负，初涉官场的幼稚策略，都为变法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三、劫后余思：历史没有如果
　　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以戊戌六君子的鲜血划上句号，然后中国政坛归于沉寂，在慈禧的反扑下言新政者人人自危，中国在近代化的浪潮中反而又后退了一步。
　　维新派在改革次序上安排有不当之处。运动之初，他们设想以政治改革为龙头，拉动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在变法之中，又受文化整体论和补丁传统的影响，转而求全面的改革。看起来，政治变革、经济变革、文化变革谁应放在前面的问题，似乎像在一个环中旋转的三匹木马，说谁是第一都可以，但将谁放在第一又都有问题。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合理的改革次序应该首先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和教育启蒙，政治变革则应视程度而定，尽可能争取较好的结果。维新派想要毕其功于一役，受情势所迫而不免急于求成，想在三五年走完西方几百年、日本几十年走完的路，是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维新派偏重经济文化变法而将政治变革放缓一点，如果康梁能有更高明更老道的政治手腕，如果时代再赐予中国几个和康梁一样的人才来分担他们一身二任的角色，如果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戊戌变法失败了，后人挑出他们再多毛病也无可自豪，因为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的使命，我们能做的只是对前人同情地理解，批判地吸收，无使后人复哀后人，如此而已。
　　注释：
　　张鸣：《梦醒与嬗变》，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第246页、第105页、第315页。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4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