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回忆远比先进高铁宝贵得多

　　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这个时代的人们被物质塞满了头脑，而心灵却是孤独的。做点无用的事吧，做些与名利无关的事情，做点跟自己的情感和心灵有关的事情。
　　人体上火了，喝剂凉茶能去火。社会上火了，也需一剂能清心降火的药方：做点无用的事，关心点无关的人。前者清心，解焦虑症，自己与自己和解；后者解毒，消化社会戾气，与社会达成和解。
　　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做有用的事，事实却证明一辈子都毫无价值；有的人一辈子都想做点无用的事，留下的东西后人却受用无穷。
　　前者例子太多，不可尽数。后者的典型是京城第一名家王世襄，生于名门世家，却沉迷于各种雕虫小技，如放鸽、养蛐、驾鹰、走狗、掼交、烹饪，而且玩出了文化，玩出了趣味。荷兰王子专程向他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他，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被埋没很长一段时间。
　　中医里对人体上火症状描述为：人体阴阳失衡，内火旺盛。常见症状为：胃疼口臭、咯血咳嗽、烦躁不安、心烦意乱、心悸失眠等。中医又说：有火则生、无火则死，火乃必需，超过正常就属邪火。人人力争上游自然是好，否则也不会有这30余年经济奇迹。但有用之学主宰一切，成功学成时代主旋律，又使当今社会如一个典型上火型社会：心中欲望太强、步子太大、动作难免变形，所谓步子太大扯着蛋是也。所以李天一也好、郭美美也好，层出不穷毫不为怪。
　　人体上火了，喝剂凉茶能去火。社会上火了，亦需一剂能清心降火的药方：做点无用的事，关心点与己无关的事。前者清心，缓焦虑症，自己与自己和解；后者解毒，消化社会戾气，与社会达成和解。
　　有用的无用
　　什么叫做点无用的事？用白岩松的原话讲，现在中国人太专注于做有用的事，只要做的事跟升官、发财、成名没有关系就便没用了，便慢慢被荒废了。33年改革，已经将中国人弄得只会干有用的事，不太会干无用的事。人只有经常做无用的事，才可以诞生离人心更近的艺术，留不留给后世不重要，起码是告慰自己的生命。约翰列侬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就不算是浪费时间（Timeyouenjoywasting，wasnotwasted。）。但中国的家长们的口头禅是，可这有什么用？
　　说中国父母是世界上最功利的父母绝不为过，被西方人认为不可理喻的虎妈在中国遍地都是。网上的80后孩奴妈妈晒百万元账单的帖子看来触目惊心，但早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早教经济、学区房、奥数班甚至已成为庞大教育经济的一部分，身处其中的中国父母，外人眼中是虎妈，自己心中是孩奴，里外都不是人。
　　中国的家长们未必分得清有用无用的哲学之辩，但一定会用最原始的语言告诉你什么是有用。能加分的有用，能助升上重点中学、大学的有用，能找到好工作的有用，能当上公务员的有用，能权财兼收、有房有车的有用。简而言之三个字：钱、权、名。再简单一点，就成功二字。至于其他，统统划为无用之列。
　　上世纪80年代，一个美国人参观了北京、上海、西安几所中小学，回国后写报告说：中国学生喜欢早起，7点前中国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他们喜欢边走边吃早点。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教师解释，他是学校作业在家庭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学期结束时，这些学生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他的结论是：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学习成绩也比任何一个国家同年级学生要好。因此再过20年时间，中国在科技文化上，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然而20多年过去了，中国孩子们依然喜欢早起，依然7点多走在大街上吃早点，家庭作业依然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但一个苹果抵得上十个中石油中石化，一部《盗梦空间》抵得上十部国产大片，无论科技，还是文化，中国依然被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18世纪的法国人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小大人与老顽童，前者如五道杠少年，后者如郭美美众干爹等，正是时代特产。
　　这种社会整体上的焦虑感似乎为东方儒家社会所特有。2001年9月，台湾教育部门在反思过去48年的大学联考制度时说：联考造成了不正常的升学压力，从而造成畸形的教学，畸形的教学造成文化的失根。一个国家如果大多数的国民只知道在个人的近利和物欲中打拼，这个国家的前途着实堪忧。的确，教育失常导致文化失根，文化失根导致社会失衡。现在，台湾大学已经采取多元入学方案，放弃了单一联考制。
　　无用的有用
　　另一个爱把这有什么用？当做口头禅的，是中国的市长们。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以城墙妨碍交通、限制城市发展为由，决意推倒古城墙。时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大小场合公开表示坚决反对，他甚至向其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当面直言：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其实历史的清算何须50年，不到20年，国人已认识到自己无意中成为历史之罪人。
　　但在房产开发、GDP数字这些有用之事面前，历史街区、文化保育实在乃太无用之事，它不能带来任何GDP数字增长、官职升迁或所谓的城市虚荣心。所以，文化界一边在为北京古城墙不保而叹息，那边七朝古都如开封为修通公路，打算开挖古城墙。十朝古都南京市也打算借城市危改工程，将金陵古城夷为平地。
　　是的，古城墙有什么用？博物馆有什么用？市民广场又有什么用？段子里潘石屹在中关村某大厦上看见好大一片空地，急嘱助手拿下。有人提醒说：那是北大。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学者乔万尼波特若如此定义城市：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但在中国市长们的规划之下，城市只是摩天大厦与地标工程的集合，人们只配在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中度过余生。
　　没有了步行绿道、街心公园与市民广场的城市，不值得留恋。没有了大学、博物馆和音乐厅的城市，是否还会存在，都是个问题。国内许多城市都酝酿把大学迁移到郊区，腾出市中心的黄金靓地大搞房地产。如果没有北大清华的学术滋养，中关村是否还是中关村？没有艺术家的创造力，798只是个旅游区。
　　在这些信奉有用之学之士的规划下，中国的城市正呈现千城一面的城市形态与格局，比麦当劳汉堡、肯德基鸡翅还要标准化，中国城市的文化个性、市民的集体记忆正在整体性丧失。
　　也有例外的，如扬州。这10年来，别的城市都在大拆大建，扬州却独自走了一条不与别人比GDP，不与别人比高楼大厦的现代化路子。1958年，丰子恺曾失望地说扬州全无一点古风，是一个普通的现代化城市，只是小上海、小杭州，并无特殊之处。但新世纪10年过去，扬州人却将古城整体保存下来。今天的扬州主政者甚至自豪地说，古城及其文化是扬州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牛顿曾经说：自然界不做无用之事。只要少做一点就成了，做多了却无用，因为自然界喜欢简单化，而不爱用多余原因来夸耀自己。人却恰恰相反，常做自认为有用之事，事实却证明常常无用。
　　白岩松常引用的例子：8位名牌大学毕业生，其中2名博士、5名硕士，还有21名本科生，去一家大型企业求职但无人成功。因为企业老总觉得：这些学生面试时都很自我，发短信或打电话到企业时，大多没有称谓或问候；考完了，没有一个毕业生主动打招呼说再见、谢谢
　　或许他们每个人都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都是合格的高材生，但没有基本礼仪与社会准则，某种意义上，都不是合格的人。
　　零点公司曾经做过的一个世界公民文化与消费潮流调查显示，讲究礼貌、责任感、宽容地尊重别人是各国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价值。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公众最重视的价值依次是：独立、学识和讲究礼貌；而对责任感、宽容地尊重别人、与他人沟通、服从，想象力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其他国家。例如，重视责任感的中国公民只有30强，处于世界各国的最低点。同样，只有不到30的中国人重视容忍和尊重别人，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约l0个百分点。
　　某个饭局上，问在座的几位男士，多长时间没回家吃晚饭了？在座诸君皆有愧色。有人说，一年在家吃饭不超过10次，其他都奔波于酒局饭局之中。王朔说，中国人的家就是晚饭。家不成为家，国之焉在？国之溃败，也是从家不成家开始的。还有陈丹青先生说得好：其实不必那么忙的。
　　中国古人是通识教育，未认字前，先背诵三字经，无非仁、义、礼、智、信五条。这就是维系中华民族血脉不断的社会底线与价值观原点，守住了仁、义、礼、智、信，也就守住了个人良知与社会正义。只可惜现代中国人，即便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考得了托福，入得了官府，说起这五个字，也是哑口无语。
　　单论有用，再没有比高铁更有用的了。但看看别人怎么说，高铁事故之后，美国专栏作家MeganMcCardle说：从技术层面上看，美国高铁比中国高铁相形见绌，坐着摇晃，速度缓慢，外观也不华丽。但换一个角度，我们用缓慢的铁路换来了很多无价之宝，包括我们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以及我们已拥有的众多基础设施有时候拥有集体回忆比拥有一个非常酷的铁路要宝贵得多。
　　若论无用，还有什么比诗歌、哲学更无用的？英国人说，英国人宁可失去整个印度，也不肯失去莎士比亚。乔布斯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所以庄子才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文朱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