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唐太宗和康熙皇帝为什么要贬低长城

　　从古至今，修筑长城，端赖举国体制。夫以之强，带甲四十万，不能窥河西，乃筑长城以分之。（桓谭《新论》）可变资本四十万，不变资本有多少？秦代以后，汉、隋及其间的北魏、北齐、北周等朝，都有兴建，逮至明代，又一次创造了修筑长城之高潮，存留于世的就是明长城。举国体制往往与专制政体相联系。以举国体制修筑长城，就与帝王脱不了干系。
　　国人谈及史上有为之君，往往引用毛泽东诗句里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修筑长城问题上，秦皇、汉武都是积极的推动者，至于宋祖，疆域不及幽燕，无险可凭，倒是挖了一些地下长城（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保定日报》）。倒是唐宗，在修筑长城问题上，别具只眼，特立独行。
　　长城既然是帝王的保留项目，赞颂长城也就成为官家的专利。只有作为社会良心的文人，才是批评贬低长城的主要群体。胡曾《长城》诗云：祖舜宗尧致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王翰着名的《饮马长城窟行》有：归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傍多白骨。问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大抵代表了民意的声音。
　　其实，贬低长城的并非都是在野的士人，至少有两位皇上也持同样立场。被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其一。
　　大唐帝国是在隋朝废墟上建立的，李世民执政之初，鉴于隋炀帝杨广兴众百万，北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绵亘千余里，死者太半（《隋书》卷二十四），大肆营造，虚耗民力的弊端，李世民告诫手下：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唯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新唐书。李积传》）可见，李世民并未将长城看作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他对长城的作用与意义评价并不积极。
　　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突厥屡犯，边患日亟，鉴于秦汉以来防御匈奴的经验，朝廷官员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向其建言，请修古长城。李世民认为：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资治通鉴》唐纪九）在他看来，扫清外寇，消除边患，缔造和平，修筑长城并不是正确选择。
　　他对群臣说：朕今委任李世积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新唐书李积传》）委派李积，他看重的是人才；避免劳民，他重视的是人心。
　　在他看来，人才与人心，与长城相比，作用更加强大而持久。事实也是如此，唐朝政权经过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开放、最强大的国家，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中古时代的中国，也只在唐朝首都长安呈现过。外敌的消除，国势的昌盛，其所依靠的恰恰不是长城。
　　在中国，另一个贬低长城的领导人是清代的康熙皇帝。
　　清取明而代之，八旗骑兵翻墙而来，夺关而入，对长城的防御功能如何，体会得更直接。康熙三十年（公元一六九一年）五月，总兵官蔡元报告，古北口一带，长城边墙倾塌甚多，请行修筑。有关部门拟同意并上报请示。康熙皇帝随即下达上谕：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
　　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在康熙皇帝看来，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寄望于某项安全设施，即使是中国的万里长城还是美国的NMD、TMD（战略、战区导弹防御体系）。
　　康熙圣谕中的民为邦本，虽然不能与民主政治相提并论，但它毕竟属于传统文化的精髓。守国之道乃修德安民；众志成城则边境自固；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民心悦则邦本得。作为一个满族皇帝，见解如此，殊为难得。
　　不仅如此，康熙皇帝还曾赋诗对长城讽刺道：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蒙恬所筑长城》）且不说唐太宗、清圣祖同样重视民心与人才，二人都曾开拓了中国历史上国势、版图、文化上的强盛与繁荣，不要说他们如何气吞万里，超迈千古，历史与时代或有不可比性，但他们与那些躲在古旧的城墙后面（甚至连城墙也已失去），恐惧地偷窥？墙外的风景，自足地守那只残破金瓯度日的领导人，毕竟不是一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