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头上的三座大山

　　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元宵节刚过，他就把御书的为君难三个大字，挂在了养心殿西暖阁。众所周知，养心殿西暖阁是雍正为父皇康熙服丧期间召见大臣、处理朝政的地方。
　　雍正为什么说他当皇帝，就尤为难之难者？有的方面，他做了解释，有的是他的隐衷，无法说出口。简单说，雍正所说的为君难，就是雍正执掌大清国所面临的三大压力。
　　01来自继统的强烈质疑
　　雍正即位当了皇帝，但他拿不出康熙生前传位给他的令人信服的谕旨、诏书，加上康熙晚期近二十年的储位之争卷进去的皇子、大臣实在太多，因此他即位后承受着与一般君主不一样的继统压力，质疑他、抵制他得位不正的王公大臣绝非个别，而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团体。这种抵制在雍正即位之初的二三年间表现得最强烈。
　　不但廉亲王允禩，贝子允禟、允质疑他，就连他的同胞弟弟允，回京奔丧时，也明确提出要看康熙的传位诏书，表明对雍正即位的质疑。
　　《步步惊心》剧照
　　这些质疑的影响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雍正一是担心自己的皇位不稳，被夺了去，二是担心反对他的人谋害他。雍正几次上演让位闹剧。雍正三年三月，当在西北负责看守允禟的都统褚宗向雍正密报允禟在西北收买人心，大得军民拥戴时，雍正朱批说：他们如果真能收服天下，朕实既高兴又惭愧，就把皇位让给他们啊。这样的朱批显得雍正不那么自信。半年后，雍正在西安将军、宗室贝勒延信奏折上朱批：
　　朕躬颇安，竟发福了。朕在此三年未曾指望能如此轻易挺过去。
　　雍正没有想到这三年能够轻易挺过去。这话说得很直白，也说明他面临稳固皇权的极大压力。
　　雍正甚至担心自己被允禩等反对他的人谋害。一次，他对大臣们说：朕受皇考付托，则朕之一身，上关宗庙社稷，不得不严加防范。允禩在皇考时毫不逊顺，恣意妄行，至今仍然不止。皇考与允禩是父子君臣的关系，朕与允禩等人是兄弟关系，允禩可以置君父大义于不顾，又岂能在意我这个皇帝哥哥？朕岂能不顾念祖宗的社稷江山？
　　为防范别人加害，他几乎不敢离开京城，而年羹尧、隆科多也屡次提醒他诸王有变，说白了，就是这些兄弟对他当皇帝不服，预谋推翻他，为此他即位不久，就迫不及待地秘密立太子，就是为了让反对他的兄弟们断了觊觎皇位的念想，正告几位兄弟：即便我雍正有什么不测，大清的江山仍由我的太子接班。同时，他把这几个兄弟进行空间上的区隔，让他们无法在一起谋事。
　　雍正的继统压力大约持续了四五年之久，直到处死允禩、允禟后，才大体告一段落。但民间仍然议论纷纷。曾静谋反案出来后，在偏远的福建的一个县里，还发生一件三王让位的案子。
　　雍正八年七月，福建学政戴瀚在漳州府进行岁考完毕，路过上杭县时，有个自称童生、年近三十，曾在该县衙门当帖写书办的叫范世杰的人，拦路向戴瀚投递呈词，戴瀚以不是放告期为由拒绝接收。过了几天，到了放告期，范世杰向戴瀚投状子。戴瀚以为是士子之间有什么争执的事，但一看呈词，发现竟然是说曾静之案，更让戴瀚感到震惊的是，状子里还有这样一段话：
　　皇上三兄有抚驭之才，钦遵父命，让弟居之，而圣君不敢自居于是，三揖三让，而后升堂践天子位。
　　意思是说，康熙本来是让诚亲王允祉即位，但允祉把皇位让给雍正。由于此事发生在偏远的福建，又是讲皇位传承的大事，戴瀚不敢私下处理，只好向雍正密奏。雍正接报后令戴瀚同福建总督、巡抚一同秘密审理。戴瀚问上书人，康熙去世、雍正即位授受之际，正大光明，你的话从哪里来？他回答：听见城里人人都是这么说的。戴瀚问：雍正六年十一月颁发上谕，宣示皇上继统登极之事，甚为著明，你可曾见过吗？范世杰说他见过。
　　此时，曾静的案子牵涉吕留良的部分还没有处理完，雍正也不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朱批做低调处理：所奏甚属可嘉。地方大员果一一将此等事概不隐匿消灭，此等棍徒匪类，何患不净尽也。但览其呈词，乃一不安分、希侥幸之小人，亦无甚悖逆不法之意，究问得情则已，非铺张彻底之事，将此谕亦令督抚知之。
　　戴瀚将雍正关于秘密审讯的谕旨传给福建总督、巡抚后，三人又在总督衙署对范世杰进行秘密审讯。审完后，三人联衔密奏，说该案应判范世杰流三千里。徒流人犯历来由一个省的最高司法官按察使向刑部题奏，但如此一来，这个案子岂非尽人皆知？不符合秘密审理的要求。应如何判处，戴瀚请雍正指示。雍正朱批：押交原籍，命范世杰朔望宣讲《大义觉迷录》。
　　三王让位这个案子说明什么？说明尽管事实上雍正的江山已经稳固，但关于他得位不正的传闻并没有停歇下来。而且，虽然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发布的历史最长谕旨为他即位定了标准答案，但民间仍不相信出自雍正谕旨的这个传位答案。
　　02康熙，难以跨越的高山
　　雍正的为君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他的父皇康熙是一座难以跨越的高山。康熙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在位62年，实际执掌大清国55年。更重要的是，康熙在数十年的皇帝生涯中，在臣民中树立了绝对高的威望，这种威望不但来自康熙的雄才大略，更来自康熙所说的，数十年心为天下耗其血，神为天下散其形。
　　康熙
　　用雍正的话讲：父皇是神一级的皇帝，自己事事不如皇考。这绝非雍正谦虚，也不是对父皇康熙的溢美之词，堪称一种实际的表达。因此，雍正即位之初乃至很长一段时间，他能够打得最响的牌就是父皇。雍正在即位诏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我皇考临御以来，良法美政，万世昭垂，朕当永遵成宪，不敢稍有更张，何止三年无改。
　　《世宗宪皇帝实录》
　　雍正即位诏还说：朕的兄弟子侄甚多，朕一定让你们共享升平好福。即位诏书代表新皇帝的施政纲领，在满朝怀疑声中，雍正的这个承诺，也是一份安民告示，甚至是他即位后得到臣民支持的先决条件。因而，雍正即位之初，他面临极大的压力王公大臣自然会把新皇帝的每一个动作与康熙相比较。
　　果然，康熙去世尚不到百日，雍正还在服丧，朝野就对他议论纷纷，说他任用私人，对兄弟很残刻。雍正不得已为自己辩护说：外间匪类，捏造流言，妄生议论。发遣一人，就说朕报复旧怨；擢用一人，又说朕恩出于私。今诸王大臣具在，朕所用之人，何私之有？天子简用所知之人，乃分内之事，非臣下所可妄议也。还有的说朕对待兄弟很残刻，殊不知朕诸弟兄家，有奸恶太监数人，用种种办法引诱他们的主子，如果公开审理，势必会牵连到朕的兄弟们，朕顾念兄弟之情，加意保全，将这些奸恶小人发遣远方，而有人就说朕陵逼弟辈。雍正重申：
　　《鲁论》有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朕受皇考鞠育教诲深恩四十五年，今承大统，惟思永永无改，何止三年朕仰体皇考圣心仁爱欲保全尔等之意，实出于至诚。
　　宋代政治家欧阳修专门作《为君难论》，特别提出：语曰为君难者，孰难哉？盖莫难于用人。终雍正一朝，质疑他用人的声音，从未断绝过，不是说他喜用新人，就是说他用人太快，退人也太快，官场像走马灯一样，更重要的是把一批奔竞之人抬到了前面。雍正一一辩驳，他说：朕所用之人，都是圣祖皇帝的旧臣，朕不过由侍郎用到尚书，由尚书用到大学士。说朕喜用新人，可乎？还有的无知之徒说朕进人太骤，退人太速者。朕在藩邸时从未与外廷诸臣往还，即便有认识的也非常少。
　　等后来即位后，有内外员缺，难道能不用人，空着岗位吗？因为平时朕没有认识的人，不得不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选用，等用了之后观察其人，实不可用，又不得不换人。故大自督抚提镇，乃至于道府参游州县，每一缺出，朕将吏兵二部月折，翻阅再四，每至终夜不寝，必得其人，方释然于中。此为君之难，实不可以言语形容者也。
　　雍正二年，雍正用黄叔琳为浙江巡抚，但黄叔琳到任不足四个月，雍正就把他罢免，一时引起非常大的波澜。雍正又为自己辩护。
　　黄叔琳是清代很有名的学问家，是康熙三十年一甲第三名进士，俗称探花，当时年仅二十岁。任山东学政时，他奖掖人才，与著名小说家蒲松龄过从颇密。雍正初年他任江南乡试主考官，博通经籍的考生多被取为举人，儒林文苑名臣，多出其中。后黄叔琳调任吏部侍郎，受命同两淮盐政赴湖广酌定盐价，革除陋规，当地商人百姓为他树碑立传。也许是看中黄叔琳是个人才，雍正二年二月，雍正将他外放为浙江巡抚。
　　黄叔琳到任后，正赶上浙江闹水灾，因此他奏请免除严州府所属建德县等钱粮，随即又奏请旌表贞节，雍正对此很不满意，说黄任巡抚以来凡事不公正办理，所奏事情不诚实，朕很怀疑他。但这样的事，仍然不足以让黄叔琳丢官。巧的是，此时有人上密奏参劾黄叔琳。按照正常处理程序，遇到参劾的折子，雍正应该让被参劾者黄叔琳明白回奏，即给人讲清楚的机会，然后再视问题的严重程度决定下一步处理办法。雍正没有这样做。他把参劾人的姓名裁掉，把参劾折交给大臣讨论。
　　大臣一看，参劾的内容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是黄叔琳庇护海宁乡绅陈世侃。海宁陈家是清代有名的大姓巨室，陈世侃兄弟四人，三个兄长都是进士，而陈世绾更是民间传说的陈阁老本人。著名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也是海宁人，他的小说《书剑恩仇录》就围绕乾隆身世展开，并杜撰了陈世绾的三公子，即乾隆的亲弟弟陈家洛这个人物，说他继任红花会总舵主后，想与乾隆帝共同成就恢复汉家天下的宏业，而热恋陈家洛的香香公主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身侍乾隆，欲助陈家洛一臂之力，但不幸失败自刎，葬于香冢。当然这是小说家的杜撰。
　　海宁陈家
　　参劾书讲，陈世侃的家人与人发生纠纷，陈世绾写信给黄叔琳，请他照顾。而身为浙江巡抚的黄叔琳，竟然在审案时，把民人贺懋芳乱棍打死，而让陈世侃坐在后堂观审。此事激起民愤，百姓三次罢市。第二件事，黄叔琳在审理湖广盐务时，收受商人吴雨山的贿赂。由于雍正把参劾人的姓名隐去，大臣们对消息来源无法确定，也就无从判断真伪，故都不表态。
　　雍正见状，说：黄叔琳前差江南主试及任吏部侍郎时，声名颇好，故用为浙江巡抚。任命下来后朕屡次召见他，观其神气顿异，言语浮泛，跪聆训旨，总不安详敬听。及到任后举荐不公，敷陈不当，密折奏请之事，多属支离，朕频降严旨，他竟然置若罔闻。今览此奏，大概真确。事情虽然屑小，但他初蒙委任，便如此放肆，将来何事不可为？命将黄叔琳解任，由布政使佟吉图署理巡抚印务，庇护陈家事情，交杭州将军安泰、署理巡抚佟吉图审理。雍正还责备御史为什么不参奏！
　　真正触怒雍正的是，黄叔琳上密奏之前，先请托在廷诸臣向雍正奏闻，试探雍正的意向，当得到肯定后黄叔琳随后上折。雍正认为，黄叔琳的做法是对他不信任，也是摇惑他的主见。雍正解释说：黄叔琳自到任以来，朕没有说他一个是字。岂能因朕误用，就让他贻害地方？随即将其革职。
　　此时距黄叔琳到任仅四个月。巡抚乃一省最高行政长官，浙江又是非常重要的省份，雍正在一年之内，换了三个巡抚，而黄叔琳到任仅有一百天，就被革职。这引起很多议论。
　　雍正一再辩解：因为黄叔琳声名好，所以朕用他，但他到任后如此行事，又焉得不行罢斥？乃谓朕轻用轻舍，可乎？案件经安泰等审理，并没有查出黄叔琳庇护陈家的事实。雍正帝为此斥责安泰蒙混结案，将黄叔琳革职严审，不久又将其抄家，罚赴浙东监修海塘工程。雍正十年，黄叔琳返回京城。乾隆即位后起用黄叔琳，并将黄家抄没房产赐还。当时黄叔琳的祖母年已九十二岁，率孙、曾辈谢恩。
　　康熙时期，封疆大吏在一个地方任职，少则四五年，多则十几年，是为了避免官如传舍的弊端。雍正即位之初的二三年，封疆大吏换得非常快，这有客观原因，也有雍正主观上新人新气象的考虑。但人换得快、换得勤，就会有一些议论。雍正做了很多解释工作，希望取得臣僚的理解与支持。
　　康熙在臣民中树立了崇高的形象，他的很多做法带有祖宗家法的性质。因而，雍正想实施任何新的举措，都要冒破坏祖制的风险。这也是雍正要面对的挑战。
　　雍正五年正月，河道总督齐苏勒等疏报，去年十二月黄河澄清六百余里，这是几百年罕见的嘉瑞。王大臣（总理事务王大臣）据此恭请雍正升殿受贺。雍正谦虚一番。不久又有河南巡抚田文镜、漕运总督张大有等陆续奏报，黄河之水澄清，远跨陕西、河南、江南、山东四省之境，经历二十日之久，诚亘古以来未有之瑞。
　　大臣一再奏请雍正应该接受天下臣民的祝贺。雍正说，天下事务巨繁，不是皇帝一个人所能处理，这是君臣努力，皇考保佑的结果，应该向皇考康熙帝祭告。于是雍正派人前去景陵告祭。内外大小官员全部加一级。
　　这时，太常寺卿邹汝鲁进献《河清颂》，文中引用《尚书》胤征中的典故，其中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一句雍正大为不满，说自己即位以来，用人行政，事事效法皇考，凡朕所行政务，皆皇考已行之旧章，所颁谕旨，皆皇考已颁之宝训。初未尝少有所增损更张也今邹汝鲁所云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不知出自何心？亦不知有何所指？且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
　　且《尚书》上的这句话，此处岂可引用？雍正随即翻出邹汝鲁从前在奉天府尹任内的旧账，说他并不实心供职，诸事怠忽，声名亦很平常，转用为太常寺卿，又因他的弟弟纵容家人生事，被参革职，于是心怀怨望，形于颜色。今有河清祥瑞，朕并未令臣工进献诗文。
　　雍正认为，邹汝鲁在所进册页内出此悖谬之语，显系讥讪，甚属可恶，命交与九卿严审定罪。邹汝鲁随即被革职，发往湖广荆州府沿江堤岸工程处效力。雍正对邹汝鲁的处理，并非单纯的因文治罪，而是雍正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施政体系，他认为自己是康熙事业的继承者，不愿与父皇康熙做区分。但问题就来了。
　　03雍正本人的担当
　　雍正登基做了皇帝，他感到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大责任。雍正二年四月，他对大臣们说：
　　古云：为君难。若只一身逸乐，亦复何难？惟欲继美皇考之治，则忧勤惕励，莫难于为君矣。
　　不久，他又向满汉大臣当面解释为什么自古为君难，至于朕躬缵承大统，尤为难之难者。他说：世祖皇帝以冲龄继位，圣祖皇帝以八岁即位，一切制度皆渐次创定。朕由藩邸入登大位，四十年来诸凡利弊，悉所目睹，全在朕躬经纶规画，以为万世子孙之法。是以朝乾夕惕、兢兢业业，务使宽严得中，方可垂之永久。若明知有弊不加整顿，必加朕以懈弛不理之名，非治国经邦之道也。朕若竭力整顿，而内外大小臣工不能革面革心，何以为政？
　　总之，朕若能为令主，则圣祖皇帝付托得人，便是本朝列祖之功臣，若朕所行不当，则并圣祖皇帝六十余年之苦心，俱付之流水矣。朕屡召大小臣工，开诚布公，淳淳教谕，至再至三，今见尔等居心行事，竟究积习未除而乃以苛求之名归之于朕。
　　《雍正朝起居注册》
　　这段话，可以说是雍正的肺腑之言，也是他对自己与大臣们的期许和担当。大的方面说，是他给自己的历史定位。中国历史屡次上演三代现象。入关后经顺治皇帝、康熙皇帝，到雍正恰好是第三代。一切制度经过近80年的运行，基本定型，给雍正留下的施展空间实在有限。雍正不想做庸君，他期许自己做一个令主，也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大清江山康熙托付得人，而那些对传位的种种质疑，都会烟消云散，历史总会还我雍正一个公道。也唯有如此，康熙一生的心血才能有持久回报。
　　但法久生弊，任何好的制度实行时间久了，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弊端。特别是康熙晚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为政尚宽理念，留下许多问题。这样的现实逼迫雍正必须改变，而且要立即改变。但改变显然不是皇帝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必须有中央和地方的文武大臣的共同努力。而习惯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康熙晚年之政的大臣们，进入雍正时代，有一类官员显得很不适应，也跟不上步伐；还有一类官员由于自身利益受到影响，进而采取或明或暗的办法予以抵制。
　　如此一来，不但雍正的用人遭非议，雍正的为政也受到极大质疑。这些议论、质疑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个说他苛刻，一个说他操切。
　　雍正二年四月，因在朝会大典上，刑部司官李建勋、罗植紊越朝章，雍正将二人革职，交刑部治罪。刑部随即以大不敬罪，将二人判处斩立决，雍正改为斩监候，秋后处死。雍正说，他即位以来，立心不以己意轻杀一人。为什么将二人改为斩监候？就是看官员们是否畏惧法律。如果众人仍不畏法，秋后定行处决，以为大不敬者之戒。
　　如此一来，二人就是众大臣所杀的，不是雍正所杀。后来在青海献俘之日，见班行整齐，祭坛之日，大臣都很敬谨，雍正说，既然通过整顿司官事件，大臣们都遵章守法了，也达到了整肃朝纲的目的，那么，这两个人就不用杀了。但刑部没有体会到雍正的用意，仍欲照法律办事。雍正解释说：二人之所以可杀，朕是想通过这件事，彰明法律，现在既然人人皆知遵法，是法已明矣，则犯法之人可从宽宥，这是众大臣生之也。命将李建勋、罗植免罪释放，勒令回籍，并行文该地方官勿令出境。
　　尽管这样处理，但官员仍然认为雍正苛刻。
　　雍正以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大刀阔斧推行新的举措，希望用雷厉风行的手段，一扫康熙晚年颓怠的风气，从而带来新的局面。雍正元年正月初一，雍正一连发布11道谕旨，分别训谕地方文武官员。这11道谕旨，绝非泛泛的官样文章，而是很有针对性，也切中时弊。更重要的是，雍正说到做到，还亲自抓落实，这也让很多官员抵触。到雍正即位满四年，官员仍对此耿耿于怀。
　　雍正四年十月，他对大臣们说：又有议朕求治太速者。朕受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实欲治益求治，安益求安然于臣下办理政务，从未尝刻期促限也，但励精图治，欲使天下臣僚，振作奋兴，去其怠玩，上下交相劝勉，庶底于有成。苟此志有或弛，则庶务积而丛脞矣。朕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披览各处章奏，目不停视，手不停批，训谕诸臣，日不下数千百言，悉出于至公至正之心。如从前政令果有未协之处，尔等能直陈其非，朕即为改定。此时不言，日后私相议论，发觉之日，必治以重罪。
　　正面讲，雍正希望立竿见影，快点见成效，但反对他的人说他操切，意思是政策出得太快、过于仓促。但雍正有他的抱负和担当。他对属下说：为君难，为臣不易，但知难诸事是矣！为君为臣原是一苦境，不过尽此天地父母所生之身，利益社稷苍生，造他日之福耳！表现出一种难得的担当。
　　雍正即位后，无数次与封疆大吏打招呼。雍正元年七月，他在两广总督杨琳密奏上的朱批，最能表达一个新皇帝的决心。他讲了三层意思。
　　第一，朕要给你们重新立规矩。
　　圣祖数十年来所立一切法度纪纲，何一事不尽善尽美，皆缘尔等大吏负恩虚诳，怠忽从事，日甚一日，武备吏治驯至不可问矣今朕不过将皇考所行之政、所立之法，再宣谕尔等一次，尔等若仍似康熙年间之奉行，恐朕未必能如皇考之宽仁容恕也。身家性命，当再三留心保重要紧。
　　第二，朕要给你们提要求。
　　自兹以往，若仍以因循为安静，以隐饰为爱君，以纳贿为要务，以卖法为巧宦，则既负皇考之恩于前，又负朕恩于后，一负而再负，二罪俱罚，恐尔等噬脐莫及也。
　　第三，为君臣做出历史的大期许。
　　朕虽不谓上等圣明之君，亦不为庸愚下流之主。尔等既遇知于此时，要当吐气扬眉，明目张胆，上以报效朝廷，次以垂芳竹帛为务。
　　这一切，标志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也预示雍正执掌江山的13年，定会不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