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在中国究竟怎么定义

　　2007年11月26日来源：民营经济报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表了一篇文章《可贵的中国企业家》。茅先生在感叹了改革前的160年不是外国人欺侮，就是自己人和自己人过不去。外国人欺侮不欺侮我们，我们做不了主，但是自己人和自己人过不去却完全是不必要的和中国有3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这3000多年中，安安稳稳的年代不多之后，高调颂扬了改革后25年的太平年代虽然时间不长，可是十分珍贵。笔锋一转，茅先生自问自答，为什么要回顾这些故事？因为我们有些人还不懂得自己人不要斗自己人，或者对内斗缺乏警惕性，自觉不自觉地正在走上内斗的道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和中国改革的大方向。最后，茅先生又说，企业家办事，原则是利人利己。如果他们赚了许多钱，和他们打交道的人一定同样赚了许多钱。为什么企业家可贵，原因就在此。
　　茅于轼最近成为红人，缘于前一段时间他掀起了一场争论要替富人说话，替穷人做事。这个观点之所以反响强烈，原因就在社会上出现了贫富分化的背景下，茅先生却提出了保护富人，一下子成了刺激。那时，我也很关心这场争论，但是我并未卷入其中，因为我就想到这注定是一场有头无尾的讨论。然而，就在我为保护富人烟雾朦胧之际，又看到了他的《可贵的中国企业家》，就忍不住要说几句。
　　茅先生是中国经济学权威，有些理论头头是道，又很有社会根据。但是这次，我不明白，怎么到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过去大半的时刻，还提什么可贵的中国企业家？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企业家办事，原则是利人利己。如果他们赚了许多钱，和他们打交道的人一定同样赚了许多钱这句。明摆着，再好的一个中国企业，老板挣的是大头，而员工只能叫打工者。即便如此，有的也朝不保夕。
　　企业家，作为一个词汇在中国登上历史舞台，具体的说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改革在农村取得成功后，城市改革就提上了日程。而城市改革，又首先改革主要改革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为了使那时的厂长、经理们振奋精神，积极参与到这场改革中去，对他们寄予了厚望的政府就大张旗鼓地宣传上了优秀企业家。那时，只要翻开报纸、杂志或者打开电视、收音机，就能看到或听到企业家三个字。后来，农村又兴起了乡镇企业，大大小小的厂长、经理们也成了企业家。再后来，个体、私营企业大发展，个体、私营老板也挤进了企业家的队伍。于是，一个奇观出来了，那就是中国遍地都是企业家。殊不知，企业家遍地，泥沙俱下，恰恰反映了我们根本没有企业家。
　　首先，企业家在中国究竟怎么定义，至今还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甚至，几乎一个经济学家一个观点。所以，我相当不赞成茅先生我们有些人还不懂得自己人不要斗自己人，或者对内斗缺乏警惕性，自觉不自觉地正在走上内斗的道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和中国改革的大方向的说法。什么叫内斗？有文斗有武斗。不分青红皂白的武斗，当然不能提倡。但是文斗，举个例子说茅先生这样的经济学权威跟别的经济学权威产生了争鸣，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大拍桌子，就应该提倡。因为，这样的内斗，体现了其争也君子。否则，光听茅先生等一面之词，立法和执法都保护富人，才是危险的。
　　中国经济界缺乏茅先生所说的那种内斗，终于形成了今天一个企业家囊括了所有厂长、经理的混乱局面。分不清谁是企业家谁不是企业家，实在是中国企业家的悲哀，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悲哀。
　　改革这么多年，企业家头衔用到现在，只不过就是泛泛的一句话而已。既然它适合所有企业，当然就空洞，大而无当。事实上，中国的带着企业家帽子的人，无非就以下三种人：
　　一是官员。中国的企业，具体地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从一开始就是企业领导任命制。即使不被组织部管，也被人事部（厅、局、处、科、股）管。既然权力来自任命，当得上企业家当不上企业家的命根子当然就在别的官员的手中，也就势必把很大精力放在如何当官上。很难想象，一个疲劳奔波、正忙于市场的企业家，后面已经研究撤换他（她）了，他（她）却还有心思忙活企业的事。随着改革的深入，这个问题已经缓解。
　　二是大款、小款。凭借钱多还是钱少一把尺子，就把他们截然分开来。钱多的，是大款。钱少的，是小款。这两类企业家，一般生存在非公有制企业。但是无论生存在哪里，绝大多数都有一股暴发后找不着北的样子。
　　三是亦官亦商的人。随着改革的深入，官员即企业家，企业家也是官员的局面有所改变了。但是，到了今天，即便像大庆油田那样的中国第一纳税企业的老总，也是有官级的，而非纯粹企业家。在当地，经常可以听到对他省长级还是部长级的议论。
　　呜呼！中国没有企业家，经济学家却欢呼可贵的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