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有玻璃地板防止上层社会的人们滑至底层

　　1427年的佛罗伦萨。在社会阶梯顶端的人都是这个城市中强大的行会的成员，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则从事拍打、清理和洗涤生羊毛的工作。
　　快进到近600年以后的今天，尽管工作可能发生了改变，人却没有。身处顶端的还是那些家族。
　　意大利央行（BankofItaly）的研究者们以姓氏（某些姓氏只属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人）为索引，对自1427年人口普查以来佛罗伦萨不同家族的境况变迁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在2011年收入最高的5个姓氏在6个世纪以前也是精英，当时这些姓氏的人是律师或者羊毛、丝绸和鞋匠行会的成员。研究人员发现，有迹象显示，在银行和法律等精英行当中，有一些家族世世代代把持高位。
　　并不是说没有社会流动性。中下阶层的人们有相当不错的几率能够上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但似乎有一层玻璃地板防止上层社会的人们滑至底层。
　　佛罗伦萨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多项研究（通常使用较为罕见的姓氏来追踪家族在多个世代的境况）发现，从瑞典到中国，彼此差异很大的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在英国，这种效果似乎要持续近6代才会逐渐消失。
　　所以呢？只要穷人能够变富，我们为什么还要在意有没有一层玻璃地板保护富人不会变穷？直到不久前，我们并未太在意这个问题。但现在我们可能必须在意了。
　　相对流动性和绝对流动性之间是有差异的。相对流动性衡量的是，你最终是否踏上了与你父母不同的收入或者社会阶层。这是一个零和游戏：如果有人往高处走，就会有另外的人不得不往低处来。
　　绝对流动性只衡量你是否最终比你的父母过得更好，不管其他所有人的情况。在整个20世纪，随着经济扩张、家庭收入上升，许多国家的绝对流动性都提高了。发达经济体的格局也发生了改变：（伴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提高，）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士职位增多，创造了额外的顶层空间。
　　去年我采访过72岁的英国人玛丽昂金伯利（MarionKimberley），她就是借上了这股东风的许多人之一。她的母亲当年每到要交房租的时候就会急得直哭，金伯利是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她还记得父亲在得知她第一份工作担任学者的工资比他高时的兴奋之情。
　　但时代在改变。自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增长大幅放缓。有证据表明，现在最小的这一代人可能不会比他们的父母更加富裕。如果顶层空间不再增多，社会流动性就会开始看起来更像是零和游戏：有向上的流动，就需要有向下的流动。
　　是什么阻止了人们向下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社会排斥性分析中心（CentrefortheAnalysisofSocialExclusion）去年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出生于1970年的一些英国孩童的境况变化，其中一些在5岁时接受认知测试时表现良好，另一些表现糟糕。在他们42岁的时候，曾经在认知测试中得分较低、但有富裕的父母的孩子，在劳动市场的表现优于那些父母较为贫穷的孩子。聪明的富家孩子表现也优于聪明的穷孩子。该项研究得出结论，从社会资本、私立学校到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多种强大因素组合在一起，帮助富裕家庭的孩子取得成功。
　　为了提高相对流动性，你就需要消除这些特权或者找到方法控制它们，让最聪明的人能够上升到顶端，无论他们来自何种背景。
　　这很难办。很难以公平的方式，把某人的纯粹天分和他们后天获得的优势分开。一些大学和雇主正在尝试。英国公司Rare推出了一个产品，使用数据分析，在考虑候选人背景的情况下衡量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这在政治上也暗藏危险。当英国内阁办公室部长上月提出将考虑求职者的学校和家庭背景时，伊顿公学（EtonCollege）校长沃尔德格雷夫勋爵（LordWaldegrave）威胁辞去保守党党鞭一职，以抗议在他看来对私立学校毕业生的歧视。
　　在一场围绕如何分切一个几乎没有增长的蛋糕的斗争中，这些只是刚刚冒头的小冲突。我们要么找到办法重振生产率和增长，要么接受另一种方案，那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让更多穷孩子往高处走，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富孩子往低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