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标准与尺度

　　我们说标准，有两个意思。一是不自觉的，一是自觉的。不自觉的是我们接受的传统的种种标准。我们应用这些标准衡量种种事物种种人，但是对这些标准本身并不怀疑，并不衡量，只照样接受下来，作为生活的方便。
　　自觉的是我们修正了的传统的种种标准，以及采用的外来的种种标准。这种种自觉的标准，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大概多少经过我们的衡量；而这种衡量是配合着生活的需要的。本文只称不自觉的种种标准为标准，改称种种自觉的标准为尺度，来显示这两者的分别。标准原也离不了尺度，但尺度似乎不像标准那样固定；近来常说放宽尺度，既然可以放宽，就不是固定的了。这种标准和尺度的分别，在一个变得快的时代最容易觉得出：在道德方面在学术方面如此，在文学方面也如此。
　　中国传统的文学以诗文为正宗，大多数出于士大夫之手。士大夫配合君主掌握着政权。做了官是大夫，没有做官是士；士是候补的大夫。君主士大夫合为一个封建集团，他们的利害是共同的。这个集团的传统的文学标准，大概可用儒雅风流一语来代表。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风流为标准。
　　有的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表现这种情志的是载道或言志。这个得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抱负，得有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涵养，得用熔经铸史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儒雅的标准。有的人纵情于醇酒妇人，或寄情于田园山水，表现这种种情志的是缘情或隐逸之风。这个得有妙赏深情和玄心，也得用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风流的标准。（关于风流的解释，用冯友兰先生语，见《论风流》一文中。）在现阶段看整个的传统的文学，我们可以说儒雅风流是标准。但是看历代文学的发展，中间还有许多变化。即如诗本是言志的，陆机却说诗缘情而绮靡言志其实就是载道，与缘情大不相同。陆机实在是用了新的尺度。诗言志这一个语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原也是一种尺度；后来得到公认而流传，就成为一种标准。说陆机用了新的尺度，是对诗言志那个旧尺度而言。这个新尺度后来也得到公认而流传，成为又一种标准。又如南朝文学的求新，后来文学的复古，其实都是在变化；在变化的时候也都是用着新的尺度。固然这种新尺度大致只伸缩于儒雅和风流两种标准之间，但是每回伸缩的长短不同，疏密不同，各有各的特色。文学史的扩展从这种种尺度里见出。
　　这种尺度表现在文论和选集里，也就是表现在文学批评里。中国的文学批评以各种形式出现。魏文帝的论文是在一般学术的批评的《典论》里，陆机《文赋》也许可以说是独立的文学批评的创始，他将文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讨论。此后有了选集，这里面分别体类，叙述源流，指点得失，都是批评的工作。又有了《文心雕龙》和《诗品》两部批评专着。还有史书的文学传论，别集的序跋和别集中的书信。这些都是比较有系统的文学批评，各有各的尺度。这些尺度有的依据着儒雅那个标准，结果就是复古的文学，有的依据着风流那个标准，结果就是标新的文学。但是所谓复古，其实也还是求变化求新异；韩愈提倡古文，却主张务去陈言，戛戛独造，是最显著的例子。古文运动从独造新语上最见出成绩来。胡适之先生说文学革命都从文字或文体的解放开始，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最容易见出改变了的尺度。现代语体文学是标新的，不是复古的，却也可以说是从文字或文体的解放开始；就从这语体上，分明的看出我们的新尺度。
　　这种语体文学的尺度，如一般人所公认，大部分是受了外国的影响，就是依据着种种外国的标准。但是我们的文学史中原也有这样一股支流，和那正宗的或主流的文学由分而合的相配而行。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自然是这支流的一段，但这支流的渊源很古久，截取这一段来说是不正确的。汉以前我们的言和文比较接近，即使不能说是一致。从孔子有教无类起，教育渐渐开放给平民，受教育的渐渐多起来。这种受了教育的人也称为士，可是跟从前贵族的士不同，这些只是些读书人士的增多影响了语言和文体，话要说得明白，说得详细，当时的著述是说话的纪录，自然也是这样。这里面该有平民语调的参入，虽然我们不能确切的指出。汉代辞赋发达，主要的作为宫廷文学；后来变为远于说话的骈俪的体制，士大夫就通用这种体制。可是另一方面，游历了通都大邑名山大川的司马迁，却还用那近乎说话的文体作《史记》，古里古怪的扬雄跟《问孔》、《刺孟》的王充，也还用这种文体作《法言》和《论衡》；而乐府诗来自民间，不用问更近于说话。可见这种文体是废不掉的。就是骈俪文盛行的时代，也还有《世说新语》，记录那时代的说话。到了唐代的韩愈，提倡气盛言宜的古文，气盛言宜就是说话的调子，至少是近于说话的调子，还有语录和笔记，起于唐而盛于宋，还有来自民间的词，这些也都用着说话或近于说话的调子。东汉以来逐渐建立起来的门阀，到了唐代中叶垮了台，寻常百姓的士又增多起来，加上宋代印刷和教育的发达，所以那种详明如话的文体就大大的发达了。到了元明两代，又有了戏曲和小说，更是以说话体就是语体为主。公安派竟陵派接受了这股支派，努力想将它变成主流，但是这一个尝试失败了。直到现代，一个新的尝试才完成了语体文学，新文学，也就是现代文学。
　　从以上一段语体文学发展的简史里可以看出种种伸缩的尺度。这些尺度大体上固然不出乎儒雅和风流那两个标准，可是像语录和笔记，有些恐怕只够儒而不够雅，有些恐怕既不够儒也不够雅，不够雅因为用俗语或近乎俗语，不够儒因为只是一些细事，无关德教，也与风流不相干。汉乐府跟《世说新语》也用俗语，虽然现在已将那些俗语看作了古典。戏曲和小说有的别忠奸，寓劝惩，叙风流，固然够得上标准，有的却不够儒雅，不算风流。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这两种本没有地位，所谓不在话下。不过我们现在得给这些不够格的分别来个交代。我们说戏曲和小说可以见人情物理，这可以叫做观风的尺度，《礼记》里说诗可以观民风；可以观风，也就拐了弯儿达到了儒雅那个标准。戏曲和小说不但可以观民风，还可以观士风，而观风就是写实，就是反映社会，反映时代。这是社会的描写，时代的纪录。在我们看来，用不着再绕到儒雅那个标准之下，就足够存在的理由了。那些无关政教也不算风流的笔记，也可以这么看。这个人情物理或观风的尺度原是依据了儒雅那个标准定出来的，可是唐代中叶以后，这个尺度似乎已经暗地里独立运用，这已经不是上德化下的尺度而是下情上达的尺度了。人民参加着定了这个尺度，而俗语的参入文学，正与这个尺度配合着。p分页标题e
　　说是人民参加着订定文学的尺度，如上文所提到的，该起于春秋末年贵族渐渐没落平民渐渐兴起的时候。这些受了教育的平民加入了统治集团，多少还带着他们的情感和语言。这种新的士流日渐增加，自然就影响了文化的面目乃至精神。汉乐府的搜集与流行，就在这样氛围之中。
　　韩诗解《伐木》一篇说到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正是人情物理，正是观风；这说明了三百篇诗的一些诗，也说明了乐府里的一些诗。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自然周代的贵族也会如此的，可是这两句话带着浓重的平民的色彩；配合着语言的通俗，尤其可以见出。这就是前面说的参加，这参加倒是不自觉的。但那人情物理或观风的尺度的订定却是自觉的。汉以来的社会是士民对立，同时也是士民流通。《世说新语》里纪录一些俗语，取其自然。在风流的标准下，一般的固然以含英咀华的语言为主，但是到了这时代稍加改变，取了自然这个尺度，也不足为怪的。
　　唐代中叶以后，士民间的流通更自由了，士人是更多了。于是乎人情物理的著作也更多。元代蒙古人压迫汉人，士大夫的地位降低下去。真正领导文坛的是一些吏人以及书会先生他们依据了人情物理的尺度作了许多戏曲。明代士大夫的地位高了些，但是还在暴君压制之下。他们这时却恢复了文坛的领导权，他们可也在作戏曲，并且在提倡小说，作小说了。公安派竟陵派就是受了这种风气的影响而形成的。清代士大夫的地位又高了些，但是又在外族统治之下，还不能恢复元代以前的地位。他们也在作戏曲和小说，可是戏曲和小说始终还是小道，不能跟诗文并列为正宗。人情物理还是一种尺度，不能成为标准。但是平民对文学的影响确乎渐渐在扩大。
　　原来士民的对立并不是严格的。尤其在文学上，平民所表现的生活还是以他们所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士大夫生活为标准。他们受自己的生活折磨够了，只羡慕着士大夫的生活，可又只能耐着苦羡慕着，不知道怎样用行动去争取，至多是表现在他们的文学就是民间文学里；低级趣味是免不了的，但那时他们的理想是爬上高处去。这样，士大夫的文学接受他们的影响，也算是个顺势。虽然人情物理和通俗到清代还没有成为标准，可是自然这尺度从晋代以来已渐渐成为一种标准。这究竟显出了人民的力量。
　　大清帝国改了中华民国，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配合着五四运动画出了一个新时代。大家拥戴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民主与科学。但是实际上做到的是打倒礼教也就是反封建的工作。反封建解放了个人，也发现了民众，于是乎有了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前者是实践，后者还是理论。这里得指出在那个阶段上，我们是接受了种种外国标准，而向现代化进行着。这时的社会已经不是士民的对立，而是封建的军阀官僚和人民的对立。从清末开设学校，受教育的人大量增多。士或读书人渐渐变了质；到这时一部分成为军阀和官僚的帮闲，大部分却成了游离的知识阶级。知识阶级从军阀和官僚独立，却还不能跟民众联合起来，所以是游离着。这里面大部分是青年学生。这时候的文学是语体文学，开始似乎是应用着人情物理通俗那两个尺度以及自然那个标准。然而人情物理变了质成为打倒礼教就是反封建也就是个人主义这个标准，通俗和自然也让步给那欧化的新尺度；这欧化的尺度后来并且也成了标准。用欧化的语言表现个人主义，顺带着人道主义，是这时期知识阶级向着现代化的路。
　　五卅运动接着国民革命，发展了反帝国主义运动；于是反帝国主义也成了文学的一种尺度。抗战起来了，抗战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文学自然也在其中。
　　胜利却带来了一个动乱时代，民主运动发展，民主成了广大应用的尺度，文学也在其中。这时候知识阶级渐渐走近了民众，人道主义那个尺度变质成为社会主义的尺度，自然又调剂着欧化，这样与民主配合起来。但是实际上做到的还只是暴露丑恶和斗争丑恶。这是向着新社会发脚的路。受教育的越来越多，这条路上的人也将越来越多，文学终于要配合上那新的民主的尺度向前迈进的。大概文学的标准和尺度的变换，都与生活配合着，采用外国的标准也如此。表面上好像只是求新，其实求新是为了生活的高度深度或广度。社会上存在着特权阶级的时候，他们只见到高度和深度；特权阶级垮台以后，才能见到广度。从前有所谓雅俗之分，现在也还有低级趣味，就是从高度深度来比较的。可是现在渐渐强调广度，去配合着高度深度，普及同时也提高，这才是新的民主的尺度。要使这新尺度成为文学的新标准，还有待于我们自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