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资谁做主

　　富士康事件发生后，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站在了工人这一边。出于舆论压力也好，企业公关需求也好，富士康两次加薪，幅度之大甚至超过了劳工维权人士意料。同一时段闹得沸沸扬扬的广东本田事件，也以加薪24收场。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为劳动者用生命换来的胜利叫好的；有为中国从此进入新劳工时代鼓掌的；也有担心企业转嫁成本，忧心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不保的；更有呼吁中国政府为劳动关系集体议价立法，尽快推出一直难产的《工资条例》的；还有的把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审时度势地提了出来。然而工人的薪水究竟应由谁来做主？《工资条例》的出台就将意味着加薪吗？
　　《工资条例》能做主？
　　此前有消息称，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起草修订的《工资条例》将在年内出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工资协商制度、同工同酬等保障劳动者利益的条款将被纳入其中。
　　然而一些具体细则，比如纳入到《工资条例》中规范管理的工资，到底包含哪些内容？是整个职工薪酬的概念，还是仅仅为货币工资的概念？工资协商时，如不能直接采用集体协商，能否要求用人单位必须采用其他平等协商共决的办法？用人单位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劳资双方谈不拢怎么办等等？
　　这些问题仍没有答案，而《工资条例》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制造业的劳资纠纷？还需等待最终细则的出台方能再做评论。
　　各方人士看法态度也大相径庭。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说，我们应该承认，工资集体协商推行了这么多年是有成就的，对保障工人的权利，特别是提高工人的工资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中小企业工资协商推进较难。在中小企业推进的基本前提是要建立工会，要有真正代表工人的工会去协商。
　　然而，此前《华尔街日报》曾经以《郭台铭的紫禁城》为题深度报道了富士康在深圳龙华的工厂，记者提到尽管富士康的薪水用西方标准衡量已经是低得不能再低，但是每天工厂门口还是人流涌进，这些人都是希望能在富士康找到一份工作。连跳事件引发的富士康被动加薪，有业内人士担忧，那些边际生产力达不到新的工资水平的工人就会遭到淘汰。他们就只能再找新的工作。如果政府再通过法律规定工人必须要有2000元人民币的月工资，那些边际生产力为900元，教育水平低的人就只能因为一纸法律条文而下岗了。这样只可能造成整体就业水平下降，社会经济萎缩。
　　同时，业内人士普遍担忧，《工资条例》将会给数量众多、且为就业主体的中小非公有制企业带来大量劳资纠纷，而在这些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中单独开展集体协商，普遍存在企业老板没法谈，职工不敢谈、不会谈的问题。多数中小企业主不想和职工方协商工资，认为企业是自己的，工资自己说了算。大多数用人单位，甚至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也不看好《工资条例》，认为这将加大管理难度，从侧面提高了行政成本，影响企业的发展。
　　加薪经济学
　　香港中文大学王泽基教授对华南制造业的加薪经济学现象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作者引用了经济学中的边际生产力概念，提出只有改善边际生产力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所谓边际生产力实为工人实际创造财富的能力，而工人的薪水理论上等同于他所创造的财富价值。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工厂老板在前期投入了资金和设备，没有资金，设备，品牌和管理，工人就没有创造财富的机会，因此老板理应赚钱。工人在一间公司打工与不在该公司打工时，公司创造的利润差别，就是工人实际创造的财富。这就是他的边际生产力，也是他应拿的工资。
　　王泽基解释，想要提高工人工资，一定要改善工人的边际生产力。提高边际生产力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改善人力资源，要想改善人力资源，加大教育投入必不可少，对于中国来说，加大农村的教育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重中又重。
　　很多人担心中国因为工资提高，成本增加而减少出口额，其实如果是生产力提高引起的加薪，不会导致成本增加，出口减少。最好的范例即是德国的制造力。自2003年起，德国的出口额就位居世界榜首，拥有全球最多脍炙人口的品牌，产品的品质和科技含量远高于拥有世界出口额第二大份额的中国制造。然而从德国联邦统计局2010年一季度的数据看，加工制造业工人的时薪为22。11欧元，金融行业时薪最高，但仅比加工制造业高5欧元不到，政府公务员的时薪17。88欧元，属于中等偏下水平。由此可见，新技术、新设备的使用，人力资本的提高带动了高科技生产力的提高，整体效率的增加与成本增加相背离。
　　迫切呼唤产业升级
　　不可否认，依靠劳动力低廉的成本优势，中国制造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但这种世界工厂的继续运行，将越走越窄，越来越险。正如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对于这种压低工资获得竞争优势只在全球产业链中分享可怜利润的低端发展模式，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当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并在国际上具有一定议价能力的时候，如果仅仅沉醉于这种低成本扩张的发展模式，之前累积的优势将逐渐丧失。
　　经济学有一种贫困化的贸易增长理论这样告诫：如果一个国家是以劳力超低价来刺激出口，那么出口越多，出口国生产者得到的收益越少，这个出口国也就会越贫穷。所以，与其说加薪带来的是一种压力，不如说是在割裂一种眷恋。
　　低工资带来的只是比较优势，但绝对不是核心竞争力。廉价的劳动力，并不是现阶段中国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唯一筹码。据报道，一些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多次表明，他们眼中的投资环境，依次为配套能力、市场、政府服务、劳动力价格。
　　《工资条例》尽管能够在短期平息中国制造业的劳资纠纷，中国现在是否已经具有安抚型国家的特质，无法断论。可以肯定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迫在眉睫。减少对廉价劳动力过度依赖正是对包括制造业在内的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呼唤，是对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切诉求。终结低工资模式，最大的受益者最终并不是劳工，而是企业和中国经济。
　　不可否认，涨工资会带来种种短痛，但是这总比未来产业发展失调、失血、失衡之长痛，所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加薪潮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坏信号。更重要的是，为一线产业工人加薪，不能被简单视为一个道德命题，而是应放到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时局中去认识和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