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不是要解决初次分配而是再分配问题

　　用基尼系数来描述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在0。25以下为平等程度较高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差距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接近0。6则属于高危状态。
　　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继续上升，实际上已超过0。5，这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
　　目前，居民收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居民收入分配改革的切实可行路径？新理财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
　　居民能做什么？政府该做什么？
　　《新理财》：我们这次策划选取了五个样本，都是来自一线最真实的声音，想请您点评下这几个样本。首先是农民，没有什么固定收入，从2006年后，收入水平才有一些改善。每年纯收入5000元左右。
　　李实：从农民来看，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和其他兼职收入。从2000年以来，取消农业税后，包括政府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农业直补等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从2000年2004年，农民收入增幅不是很高，只有4左右，从2004年一2009年，将近增长了8，有的年份超过了9。应该讲，过去五年农民收入取得了比较快的提高。当然相比于城市来说，农民收入增幅还是较慢，有时候低3，也就是说城乡差距并没有缩小。
　　农民收入增长在未来几年存在巨大挑战。一方面主要靠农业产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农产品价格在未来几年可能会适度增加，每年35左右，如果增长太快，可能对通货膨胀带来压力。
　　所以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靠农业产量的提高，同时靠转移农村劳动力实现更多的非农就业，依靠多种经营来实现。
　　《新理财》：农民工在外打拼15年，工资从1800元到现在的2800元，增幅很少。
　　李实：从整个15年来看，前10年农民工的工资可能没有增加，真正增加是最近5年。所以，应该根据过去5年来判断农民工收入的变化趋势。
　　2005年之前，农民工工资并没有增加，个别地方的工资水平是下降的，这与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分不开。过去5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善，局部地区出现了用工荒、工资水平出现上升势头。
　　可以判断，在未来510年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还会不断上升，原因在于经济不断增长，对于农民工的不断需求。农民工收入的增加取决于劳动力供求市场的变化，也取决于各地对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政策。
　　《新理财》：白领，目前做投资，工作6年，工资从3000元到现在年收入50万元，但现在北京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依然让他很有压力。
　　李实：年收入能够达到50万元，应该是高收入群体了。有人做过统计，全国来讲，年收入超过30万的，可能不到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有压力，有压力不一定是坏事。我不赞成收入高了就有压力以一个负面的信息展现出来。
　　当然收入高了可能会影响幸福感。有研究显示，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收入的进一步提高不一定会提升幸福感。
　　《新理财》：县城教师，工资从代课老师的100元到现在有编制的2000元左右，15年工作时间。
　　李实：从县城来讲，教师月工资2000元左右还是可以的，很多地方县长的工资也就这么多。
　　当然，教师群体比较大，各地差异也比较大，比如城市当中，即使是小学教师的工资水平也较高，这还是反映了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财政提供的保障水平不一样。
　　《新理财》：公务员，已退休，退休工资1800元左右，每个月还得资助儿子一家。
　　李实：就大部分地区公务员来说，退休金水平还是要比企事业单位高。重点解决再分配问题
　　《新理财》：居民收入分配涉及到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您觉得应该怎样解决好这些问题？
　　李实：我们国家处在一个经济转型时期，体制在转型，分配制度也在转型，在这过程中可能存在分配不公的问题。
　　在初次分配上，首先，很重要的问题是怎样改变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其次，通过资源税的征收，从而平衡很多企业利用廉价资源获取暴利的局面，虽然现在有资源税，但是水平比较低。
　　在初次分配上，一方面是提高劳动报酬的比例。短期来看比较难，因为现在还是处于劳动力相对过剩的阶段，要改变企业的工资水平比较难。如果通过政府的规定，强制性地提高企业的最低工资水平，可能导致更大的就业压力，所以短期内不可取。
　　但是政府可以参与资本的分配。在初次分配中，有一部分是劳动报酬，还有一部分是资本收益，这其中有一些是属于政府的税金。所以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资源税等方式，政府可以获得更多的税金，用于再分配。
　　《新理财》：解决好再次分配，您认为当前有没有切实可行的路径？
　　李实：我一直认为，在中国现阶段要解决的不是初次分配的问题，而是再次分配的问题。
　　初次分配的问题要改变，可能会影响到劳动力市场、市场机制。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不是初次分配没有解决好，而是再次分配没有解决好。从这个角度来看，解决再次分配问题要比初次分配效果更好些。
　　《新理财》：您怎样看待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当年的经验有没有借鉴意义？
　　李实：日本的经验不可取，当时日本是在劳动力市场供小于求的情况推行的，与中国的情况不一样。
　　我不支持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个计划应该遵循一个前提条件：劳动力市场要相对供求平衡，政府的一些措施，包括提高工资、增加福利等，一定不能影响就业，否则会出现问题，严重的还会出现社会问题。
　　所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五年后推出，时机比现在更好。
　　教育是解决贫二代的重要手段
　　《新理财》：富二代、贫二代的问题很受关注，现在一个可怕的现实是很多人丧失了这种奋斗的斗志，因为有可能即使努力奋斗也摆脱不了当前的处境。
　　李实：一个理想的社会，由于机会均等，不同人群会因为家庭、历史的原因存在收入差距，这些先天的差距可以通过市场的公平竞争得到修补。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状态。
　　富人由于先天有优势，占有的资源条件更佳，因此容易更富。而穷人则因为诸多不利条件变得更穷或者持续贫困。这就使得收入流动性出现僵化的状态，使得不同收入等级的改变更加困难。
　　《新理财》：您怎样看待这种代际之间的流动？如何解决好贫二代问题？
　　李实：最重要是搞好教育，教育是改变这种代际问流动最好的手段。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提供教育、培训等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其次就是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建立较好的社会保障，这对于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