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小城常有一景

　　小城常有一景
　　老先生是小城一宝，早年间在小镇的文化站工作，因为能写能唱，被县里的文化馆点名调去任副馆长。小地方呆惯了，新身份又不适应，整天呆在又宽敞又明亮的办公室里，就觉得拘束，六神无主。上任三天，便在办公室的门玻璃上贴了张字条，上面写了仨字：我去了，算是给馆里的领导做了交待。
　　馆里领导开明，这种挂印封金之事古来有之，没办法的办法，是任性只能任性对待，领导撕了已经签署的调令，在新站长还没有上任之前妥善处理，就当一切没有发生过。
　　老先生回了小地方，继续在那间窗户都没有的阴暗、潮湿的办公室里当他的只有一个兵的小领导。仿佛一进了那个屋，僵了几天的身体立刻醒了。
　　文化站的日常，也没有多少文化工作可做，所以办公桌上那架老式的手风琴天天闲不着。按说，凡是政府立牌牌的地方都是具备一定职能的，职能也就是权利，监督的权利。可是，这权利到了老先生手里，就成了他日日背在胸前的手风琴。
　　手风琴能干啥呢，老先生是弹，别人是听，弹的人如痴，听的人如醉，至于权利，权利是什么，老先生的字典里没有权利这两个字。权利这东西，用就是有，不用就是没有，文化站担负的责任之一，就是对一些娱乐场合的管理和监督。别小看，这可是具备生杀大权的。
　　可是，老先生说了，监什么监，督什么督，能唱唱跳跳是多好的事。他有他不管的理儿，违法的事有警察看着，再说了，就是个唱唱跳跳的，能犯个什么法，好山好水的地方哪有什么恶人，玩吧。
　　八十年代之后，娱乐风刚刚刮起的时候，开歌厅是个雨后春笋的行当。门槛不高，有个临街的，稍大一点的房子，扯几圈彩灯，墙上挂个小电视，弄两个麦克风，有个能捣鼓出调的小哥哥或者小姐姐的就能开张。
　　那时候，大街小巷都有歌厅存在。夏天的时候还可以开在露天地，连台子都不搭。改革开放之后，小城全民娱乐，到处歌舞升平。老先生虽然身居要职，对有些唱起来疯癫的歌者一笑了之。年轻嘛，只要乐呵，他看着就舒服。
　　赶上哪天，老先生了几口小酒，也像模像样地拿起麦克风吼两嗓子。只是，他那两嗓子不是流行歌曲，是地道的二人转。那些歌厅的小老板们知恩图报，对老先生始终毕恭毕敬、宠爱有加。大家不管赚多赚少，没有人在监管上花过一分冤枉钱。
　　老先生就这么活得清风明月，除了好酒，还好琴棋书画，对联写起来那叫一个绝。写这篇文字时，苦于先生的墨宝没在眼前，看看以后是不是能想办法续上，这当然得是后话了。先生所有的爱好里，酒一定是在前的，这也是他仿佛无大志向的一个表现。先生好酒，从来量力而为，喝到节骨眼上，一定留出回家的力气，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也不使自己有露怯的机会。
　　小城常有一景，是先生酒后，踩着云点，踏着云步，朝着家的方向前进。老先生退休之后，每日接孙子放学是一乐事。有次在校门口我们遇上，时间还早，我们聊天。
　　我和老先生比较投缘。有次市里宣传部出来调研，小镇早期曾做过一个叫冰凌花的文化小报，问到创始人有谁。老先生想都没想，就把我的名字添上。拿到材料的人回家后不久给我打来电话，说老先生得多器重你，那个小报诞生的时候，还没有你呢。
　　我笑。依老先生无厘头的性情，天天都可能想着，要不要站到树梢上，把天上那一片片的云摘下来。摘下来干嘛呢，拍几根黄瓜拌在一起，下酒。
　　现在，我和老先生一起，眼睛盯着校门口。老先生说，你说这孩子吧，大家都来接，管谁家的，接一个就走，吃饱了再送回来，都是孩子，有啥区别。我被老先生逗乐，喜欢老先生的谈吐。先生的人生梦想在小城，先生的社会梦想属于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