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历史化的有益实践从路遥纪事到路遥年谱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第23日
　　文学历史化的有益实践
　　从《路遥纪事》到《路遥年谱》
　　作者王璐
　　近年来，为中国当代作家编写年谱这一有益于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行为，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不仅有程光炜、武新军、李立超等多位学人为之发言献策，亦有《东吴学术》学术年谱专栏所引领的编写实践呈现出丰硕实绩。在不断面世的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类成果中，王刚撰著的《路遥年谱》具有独特意义。据程光炜为该书撰写的序言可知，王刚最早为新时期之后获得文学声名的当代作家做了年谱编订工作。他选取路遥为对象，从《路遥纪事》到《路遥年谱》，展示了史料著作初创以后不断完善的轨迹。
　　体例精进，工具性凸显
　　工具性的强弱是评价一部年谱好坏的基本标准。年谱作为一种特殊的史料，它是各种资料的集大成，是对有关谱主已有史料既全面又精要的选择性呈现。相对于任何一种单一史料，年谱承载着无与伦比的信息量，而如何组织、呈现这些信息，即如何确立年谱的纲目体例，关系一部年谱工具性的强弱。
　　在体例上，《路遥年谱》显得更统一、更规范、更精致，这使得即便仅在工具层面阅读和使用它，也明显较《路遥纪事》好用许多。《路遥纪事》采用了谱前和正谱结合的体例。谱前主要显现与谱主有关的历史背景材料，正谱正式述及谱主。《路遥年谱》沿用此式，但对二者有更清晰的叙述分工。在《路遥年谱》中，正谱叙述且只叙述谱主本人，比如路遥的创作活动、作品的刊发情况、路遥和亲友同事的交往等，保证谱主的绝对在场。《路遥纪事》中出现在正谱位置中路遥并未在场，但与之有间接关联的内容，如1973年9月13日陕西省文化局在西安召开全省第二次革命故事经验交流会、1981年1月《延河》1981年第1期推出‘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等条目，均被移置于谱前板块。
　　《路遥纪事》正文使用两种字体，将谱前与正谱相区分，而正谱中如果有大段原刊史料的引用，则字体又与谱前相同。相比之下，《路遥年谱》增加了一种字体来呈现正谱中直接引用的大段原始文献，这种调整虽不是什么大动作，却提高了使用的便利性。当研究者怀着明确目的去年谱中搜求某条史料时，可以根据所求史料的内容性质，预估它可能存在于谱前正谱正文还是正谱引文之中，翻检年谱即可凭字体而无须细读内容，便初步确定筛查范围，由此提升效率。
　　相较《路遥纪事》，《路遥年谱》在正谱中常常用一句话精要概括谱主某月某日的事迹，而把对这一事迹的具体详述或相关史料另起一段展示。这样的格式好比条目与注解的结合，比之《路遥纪事》更为有序，明显强化了检索功能。
　　增删得当，学术性提升
　　如果说，体例的修缮确立了《路遥年谱》更加坚实可靠的编写框架；那么，选材的增删则赋予其饱满的学术内容。
　　《路遥纪事》的写作已经充分利用了现有可见的路遥资料，包括作家全集、传记书信与学界重要评论。在《路遥纪事》出版到《路遥年谱》问世的两年间，并未有关于路遥的新的重要史料面世。《路遥年谱》所增之处，是编撰者在更精细准确的学术意识主导下，对旧有史料的分拣筛淘。例如，《路遥纪事》中已选用王维玲《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一文中的相关内容，《路遥年谱》则又增加了该文所记述的王维玲和路遥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正是这次见面，王维玲向路遥约稿，才有了后来路遥的重要代表作《人生》。这一史料的加入无疑提供了有关《人生》诞生史的关键信息。再如，《路遥年谱》在1987年这一年份的史料中，新增了路遥7月8日致《花城》编辑谢望新信与7月29日路遥妻子致路遥信。这两条史料的内容看似属于琐碎小事，却能以小见大，反映出《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写作幕后。路遥与编辑的交游情况、路遥的思想性情、他在写作与家庭生活中的某些片影，都能在新收录的史料中窥见一斑。更进一步说，它提供了新的史料线索，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钩沉。
　　除了这些对先前漏网信息的重新打捞，《路遥年谱》在谱前部分大幅增加了当时文坛乃至国家范围内有重要影响的时事。它将路遥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文化生态同步显示出来，以平行出现的文学文化现象，为读者了解和思考路遥提供参照。编撰者增加的很多谱前信息，看似与作家无甚关联，实际上颇费苦心，隐隐指向某些路遥研究中的关键性问题。如1980年所增由潘晓来信引发的大规模关于人生观的讨论条，与前后相关条目共同勾勒了《人生》引发强烈反响的时代语境；而1982年所增文坛关于现代派文学的热评条，实与路遥现实主义文学的坚守问题构成潜在对话。
　　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对作家平生行止、个性细节与所处历史语境的重视，从而在《路遥纪事》基础上不断加入新的材料，《路遥年谱》才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年谱，更区别于创作年表，它是在隐伏的问题意识牵引下对作家生命史的整体呈现。
　　相比《路遥纪事》，《路遥年谱》删削之处主要有三。一是对路遥不太有名的几篇小说的情节介绍。这些小说如今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无须再作梗概。二是删去与路遥没有直接关联的其他一些作家的相关史料，突出了对路遥有重大影响的作家柳青的部分内容。三是大刀阔斧删除了《路遥纪事》中作者本人带有主观色彩的介绍与评论，使得该书基本遵循以材料说话的编史原则。这番去粗取精、择要展示的修订思路，大大提高了《路遥年谱》的学术浓度，使其成为研究者良好的钻研底本。
　　语言调适，史学性增强
　　阅读《路遥年谱》，可以明显感到语言方面的完善。不同于体例和内容方面的局部修整，在语言方面，《路遥年谱》对《路遥纪事》做了全盘调适。每个条目首句对谱主经历提纲挈领的叙述都省略了主语，体现出更为精练、专业的表达。在具体内容的表述上，编撰者力求清通平易，增强语言的史学质感。例如《路遥纪事》中1980年的一条4月1213日写作《病危中的柳青》，根据过去的印象与感受写于西安，在《路遥年谱》中被改为4月12至13日根据过去的印象与感受，在西安写作《病危中的柳青》。《路遥纪事》中的表达将关键信息优先展示，其后再附补充，是编撰者急切表达意识的体现。调整后的语言更为舒缓从容，避免了写作写于的重复出现。再如，1982年8月17日条阎纲给路遥写信。谈关于《人生》的种种，希望路遥谈谈‘怎样写人生’，怎样理解《人生》。《路遥年谱》中则调整为收到文学评论家阎纲的来信，被要求谈谈‘怎样写人生’，怎样理解《人生》。这一修改明确了年谱叙述所围绕的主体，使谱中叙述简净、凝练。
　　此外，前文述及对《路遥纪事》中编撰者直接的评论文字和作品情节描述的删减，令《路遥年谱》避免呈现评传化的倾向。作家年谱并非简单显示作家生平与创作的资料汇编，而是融通文学与史学的一种特殊的学术著述。一方面，史的建设离不开编撰者严谨客观的语言表达；另一方面，诚如学者所言：年谱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价值判断的，但撰谱者最好不要直接发表评论若能择要录入同代人对谱主切近现场的评价，或谱主对同代作家的评价，并加以历史化处理，则有助于增强年谱的历史感。（武新军《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问题与对策》）通过特殊的文学笔法，编撰者寓判断、推论或评价于所选材料之中，避免溢出材料之外的一己之言。《路遥纪事》1981年的夏这条，叙述完路遥在甘泉县招待所创作中篇小说《人生》之后，还有这部作品，日后为路遥赢得了很大名声之语。这种预叙性的文字在《路遥年谱》中被直接删除，完全通过后文《人生》引发巨大反响的史料来体现。类似处理，增强了该书的史学质感。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第23日）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跨代作家’视域下的路遥研究（2018SJA0415）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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