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在广东找工作一一一记一个80后在广东的日子

　　那些年，我们在特区找工作
　　付会玲
　　上世纪九十年代，南下深圳打工，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梦。那里政策开放，外资企业多，找工作比内地容易。我由于懂会计和电脑操作，没费多大周折，进了一家毛绒玩具厂财务部。可是，我的老乡们却没那么幸运了。
　　这个玩具厂近两千员工，每天都有人离开或进来，却从没见对外贴过招工信息。有人离厂，很快便有员工介绍亲友或老乡补充进来。我还没踩熟地皮子，刚出学校门的侄女就投奔我来了。厂里禁止非本厂人员留宿。在厂外，若被查到无暂住证，轻则罚款，重则遣返。我找到一位在外租房居住的老乡，将侄女暂时收留，心急如焚地到厂人事部打探消息。
　　员工的进出，尽管由人事部门负责，但由于班组长的工资与工人的平均工资挂钩，所以除非订单特别多，班组长是不会轻易同意增加人手的。
　　我按人事部提供的新近离厂而没进人的班组，硬着头皮走进车间。人家不认识我，心中没数直打鼓。我陪着笑脸向组长说明来意。组长略一思索，问，多大了啊？一听这话，我心中暗喜，像推销商品一样，说侄女勤快、能吃苦、做事麻利，又聪明这些当然都是进厂不可缺的条件。组长明白我言外之意，说，带来试试。我生怕对方改口，一分一秒也不敢耽搁，迅速帮侄女办好入厂手续。
　　后来，厂里又出新规：求职者须经人事部与班组长共同考核，合格方可进厂。当又有老乡千里迢迢来到深圳时，我感到十分为难。厂里需求量最大的是电车工。电车工负责将裁好的布片按要求车出玩具形状，由手工部工人用软和而容易塑形的PP棉填充、缝合，再经过挑型、整理、检验、包装，成箱成箱可爱的毛绒玩具，便从厂里飞往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去了。电车工是技术活，没有几个月的实际操作根本不行。高难度的工序，更得历经长久磨炼。因此，电车工工资相对其它工种来说，要高一些。但车缝部一般不招生手。
　　偏偏老乡提出想学电车。我上班也不安心，忧心忡忡，唉声叹气。有同事说，人事部那儿没问题，主要是做车间组长工作，让她们在考核时别太严格。但是，要求再低，你总得会电车，脚踩手动，能将两个布片连接在一起吧。思来想去，在晚上带着老乡，找到一位关系不错的师傅，临时抱抱佛脚。
　　一星期后，在我这个外行眼里，老乡的电车已经踩得有模有样了。我与人事部文员带着老乡来到考核组长那儿。老乡很紧张，坐在车位上，差点连电车开关都找不到。组长失望地看了我一眼，我不好意思地替老乡打圆场，说她太紧张。组长拿给老乡两个厚薄适中，裁成一道弧形的面料，叫老乡沿着边缘车。后来我才知道，这组长真是厚道，如果给的布太软或太厚，都不好车，只有厚薄适中的布片，比较好控制，车弧线，更是简单的操作。这个层次的技术，老乡私下里练过无数次。在我紧张的期待中，组长拿着考核成绩，看了看，点头通过。
　　我正要松口气，忽见车间主管朝这边走来。我的心又悬了起来，眨眼示意老乡快溜。可已经来不及了，车间主管叫住我们，似笑非笑地对组长说，又是老乡？组长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简阳的，我是开县的，两地隔得远。主管说，反正是四川的（那时四川和重庆还没分开），不是老乡是什么？我的笑容僵在脸上，呆站着。主管看看我，想了想对组长说，你组上的老乡太多了，安排到阿香那个组去吧。我们厂，一年四季订单都多，工人几乎天天加班，赶货时组长的压力很大。新工人，手脚慢，做不了难活，但碍于老乡的面子，组长一般不会骂人。分到其他组长那儿，就不好说了。阿香是江西人，我虽然不乐意，但权衡了一下，不管咋说总算找到了事做，就替老乡答应下来。
　　那些无老乡关系，又无一技之长，年龄偏大的中年妇女，要在那时的深圳找到工作，就更难了。写字楼的清洁工阿姨，四十出头，为供儿女上学，从湖南老家来深圳投奔亲友。谁知道亲友早已不在那个厂了。身上所带的钱快花光了，正担心流落街头时，幸运地遇到了另一老乡。阿姨想多挣钱。但初学电车，工资不高，手工部是针线活，工资也不错，但要眼疾手快，有体力。最后阿姨只得做了清洁工。阿姨对这份工作特别珍惜，干活从来不叫苦和累。她说，至少，儿女们的生活费有了着落。
　　九十年代的深圳，工厂林立，工业园区一个接一个，但最多的还是玩具、制衣、电子类企业。这些工厂需要的女工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只有打包、搬运一类的体力活需要男工。所以，男人要找工作比女人更难。为了生计，找不到工作的男人们，就准备一些简易炉具，在厂门口卖些简单的食物，等待进厂的机会。
　　那时的深圳，这样的情景每天都在重复。
　　今天，当我听朋友说，她那刚大学毕业的儿子，在深圳打工，因为工资待遇、福利、工作环境，或心情不好之类五花八门的原因，一年换五六份工作，换工作就像走亲访友一样容易时，我十分惊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