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学人的精神世界

　　一九一七年，周作人任职于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后被聘为文科教授，俞平伯时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两人人生的交集始于此。至一九六七年周作人病逝止，周、俞二人交往了近五十年。知堂是最早为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文学范畴提供文本支持的人物之一，其作品很早即成为白话文革命的实绩；而古槐书屋主人系出名门，为五四之子代表人物之一，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同为新潮社创社成员。两人很难不在同一文化场域生活、行走。而真正使他们由严肃陌生的师生关系走向道友、同人的缘分，从这本信札集来看，是在语丝社成立、《语丝》周刊创刊而同为主要撰稿人后开始的。以后来的经历说，知堂抗战后期逾越底线留平不出最终困于老虎桥，老境更显凄惶；平伯老的红学研究观点一度遭全国性的批判，受到不公正待遇，辗转于干校，两人生平中都有思想、感情和现实劫波不断最终走向峰顶的时刻。然而多年之后，我们来看这一部通信集，看那些手书的笔划和所谈之事，才真正能感到那一代旧学人在世间时的生趣，尤其是他们在交往中互相取暖于乱世的情形，使读者之慨叹尤甚于赏略作为艺术品的手书本身。
　　1926年6月30日知堂先生给平伯老一信，内中说，平伯兄：今日《京报》想已见到，第七板上有一篇妙文，大骂适之，而说你是适之的‘大弟子’，因同为新红学研究的学界人物，当时世人皆以平伯老乃胡适之的朋友，其实平伯老与废名、沈启无并称苦雨斋几大弟子，此整部通信集收录俞的去信一百八十一封，写作时间跨度在四十余年中，平伯老始终在信中坚执弟子之礼。知堂老人比俞先生大十五岁，在早婚的时代里似可做两代人看待，然书信可证两人实早已成忘年挚友。起初信中的长篇论学因为彼此的走近而变为嘘寒问暖的短笺，约稿信变成同人饭局邀约函，有时双方只为书信往来而恭录旧体诗寄出；互为代取薪金此类事司空见惯；深厚的中国传统家学底蕴兼通域外文化，使他们的审美趣味相投，世观相近，又生活在同一个语丝圈子里，形成了往来书信叙事的高度默契，可直呼某人某地，对方便心领神会。这样的师生关系，于今绝矣。
　　周、俞《通信集》所收书信虽然只是两人全部通信中在历次劫难的幸存者，然而透露出那个时代的端倪，尤其是学者之间的交往及其在价值观和审美上的趋同和分歧。苦雨翁手书皆挥洒率性而为，较之恭录以往赠友人的《儿童杂事诗》等手迹少了几分端凝，却多了几分生动；平伯老的笔体在几十年中也是为之一变，写信并不乏花招：俞先生曾将自己所作假托明人文章，然后写信相询，知堂老人且不说，钱玄同、顾颉刚这般疑古、考古人物也皆尽上当。加之两人自印和受赠的花笺图案又多，闲章款式与内文花样百出，实在是精彩纷呈。虽然往往是短信，但也往往反映生活的真实。旧学人无他，唯有偷闲二字实在是放不下。信中两人多次提及公事家事繁杂，偷闲不易云云。然有闲作何排解？除了写稿，看稿，有天下第一等的乐事：农历春节至正月十五期间北京琉璃厂附近一带的市集，多有书摊及古玩摊。当时北平的教授学人有正月逛厂甸的传统，旧书、文玩皆是旧文人平生最喜之物。每有斩获，奔走飞鸿于同好，大可慰藉平生；而学人遇到稀有的古书资料，则又往往会催生一部崭新的研究著作问世。这便是文化场域了。
　　若论《通信集》所收书信来源，周作人的书信原物主要来源于俞平伯收藏的三大卷册《苦雨翁书札》，其中有一段故事：
　　二三十年代俞平伯与周作人往来书信日积月累，为避免散失，一九二九年春，俞平伯决定将老师写给他的书信六十封装裱成册，当然这也是一个传统。当时是手工装裱，成品据说极尽考究，首尾均有薄木板夹护，俞平伯自题春在堂藏苦雨翁书札签条，故纸温暖，可谓精美的艺术品。一九二九年清明节那一天，俞平伯携装裱好的《苦雨翁书札》，造访苦雨斋，请周作人题跋。面对这样一份凝聚厚意的书札，我们可猜测知堂老人当时的心情，他当即在卷册上题写了跋语，叹世且感知己之情。后来俞先生又先后两次装裱了知堂的来信集，知堂都作了题跋。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四日，俞平伯又携装裱好的全部三册《苦雨翁书札》，应邀到苦雨斋小聚。当时在场的同人们与他一起分享了这份价值厚重的收藏带来的愉悦，人们皆感融融暖意。嗣后，周作人计划如法炮制，着手整理装裱《古槐书屋尺牍》。结果被知情后的俞平伯所阻，周只好答应缓行。至此，俞平伯虽然照样收藏周作人的来信，但却再也不敢提装裱之事。这些书信于是留存下来，见证了一代旧学人的精神世界。